阿波罗新闻网 新闻 > 北美新闻 > 正文

分析:2019年为何是美最高法院历史性一年

图为2018年11月30日美国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合影。前排左起: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鲁思·金斯伯格(Ruth Ginsburg),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后排左起: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艾蕾娜·卡根(Elena Kagan)和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Chip Somodevilla/)

2019年可能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年,当开启美国回归《宪法》的“原旨主义”(Originalism)以及恢复司法谦抑之路后,高院审理的数个争议性案件将为未来指明风向。

在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顶替退休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后,高院保守派大法官在1936年以后首次成为多数。作为第五名保守派大法官,卡瓦诺入主高院标志着美国未来几十年将坚守回归传统价值的方向。

“更重要的是,这是美国几代人第一次看到高院出现多数法官不同程度地相信——应根据《宪法》的原始含义来解释《宪法》,而这可以让美国的司法恢复司法谦抑(逊、让)。”斯坦福法学院宪法中心非常驻学者、资深律师菲利普斯(James Phillips)日前撰文说。

几十年来,自由主义者一直在推动高院的观点以及与《宪法》文本相对立的解释性说法。这种信奉法律现实主义(也称活的宪法,认为对《宪法》的解释应“与时俱进”)的运动仍是当今美国各大法学院的主要授课立场,同时也让左派将法律认为仅仅是政治和权力的游戏。

在这种影响下,法院担心案件审理结果,而不是审理过程——确定法律含义并将其应用于案件事实的过程。“他们忘记了蒙住眼睛的正义女神的信念,他们让她睁大双眼将胜利裁断给偏好的一方。”菲利普斯批评法律现实主义带来的危害。

菲利普斯认为,应根据美国的《宪法》原意,重塑法官角色,同时恢复《宪法》的原始意义,强调三权分立、限制国会及行政当局的权力;同时,撤销之前的独立检察官判例,恢复行政权力尽归总统的宪法事实。

霍华德·钱德勒·克里斯蒂创作的油画,描绘1787年美国先贤在费城签署美国宪法时的情景。主席台上站立者为会议主持人华盛顿将军。(公有领域)

法官的角色应该是什么样?

菲利普斯说,当前总统奥巴马表示,希望法官富有同情心时,这种改变法律的世界观就出现了。“这是选择性的同情,例如对少数族裔、工会和犯罪嫌疑人,但不适用于公司或警察。”他说。

而《宪法》本身对法官的要求并不是这样。如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在他的提名听证会上所说,法官就像裁判一样——只是叫开球和罚球。换句话说,法官的工作是遵循正确的流程,而不是达成偏好的结果,结果该怎样就怎样才对。

上述两种对法官扮演角色的不同愿景也导致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解释《宪法》方式。菲利普斯说,对把法官当作哲学家-国王的,他们认为法官可以行使与立法者相同的权力、随意改变法律的内涵。因此,最高法院可以将自己的价值观写入《宪法》。

但对法官只能充当裁判员的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法院不可以制定法律。相反,法院只能确定哪些是法律颁布时的含义,并将该法律的含义应用于手头的案例。这种根据法律原始含义辨别《宪法》的方法论被称为“原旨主义”(Originalism),在处理法规时被称为“文本主义”(Textualism,指严格解释)。

在某种形式上,这种判断方式一直可追溯到美国立国初期。从《宪法》的角度来看,法官应坚持原旨主义,而非优先实施其偏好的政策做法。

为何法官要遵从《宪法》的原旨主义?

对这个问题,菲利普斯认为有很多理由,但最主要的有两个。第一,原旨主义是法官行使《宪法》赋予他们的“司法权力”的唯一合法途径。正如《宪法》之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所警告的那样,“法院……行使意志而不是审判,其后果是用他们的喜好代替立法机构”,这意味着司法权力被滥用,或者更准确地说,立法权被篡夺。

第二,允许法院将法律置于个人的欲望之下会削弱合众国。修改《宪法》的权力只能留给人民——主权者,通过州宪法公约及各州的国会代表行使。

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曾警告说,“如果政府对影响全体人民的重要问题政策要由最高法院不可撤销的决定来稳固……那么人民将不再是他们自己的主宰者,在某种程度上是政府被实际辞退、而权力落入‘杰出’的法庭之手。”

菲利普斯认为,现在最高法院信奉原旨主义的大法官再次占多数,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开启《宪法》恢复其原始含义的过程,同时将司法机构恢复到“最小危险”的位置,而这种恢复很可能始于2019年。

2019年最直接、也最有影响力的领域,就是最高法院将如何削减行政权。联邦政府已经膨胀为非常庞大的规模、每年通过数以万计的法规,而这些法规从未得到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批准,并由总统签字。

在设计《宪法》时,美国的国父们清晰地知道,积敛权力可能导致暴政。为了防止这种情况,他们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府机制分散联邦一级的权力。国父们还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分散权力,麦迪逊称之为人民自由的“双重保障”。

不过,在经过两百多年后,人们慢慢背离了《宪法》的设计初衷。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曾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他认为这些《宪法》保护已经过时且效率低下。到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新政期间更甚,他将权力集中在联邦机构中,避免行政、立法和司法的三权分立。

2019年,最高法院至少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收缩行政权。第一,禁止委代原则,限制国会及行政当局的权力、强调三权分立;第二,收回行政当局对模糊法律的解释权;第三,撤销之前对独立检察官的判决,恢复行政权力尽归总统的《宪法》事实。这三条原则在高院都有对应要审理的案子。

图为美国最高法院。

“甘迪诉合众国案”与禁止委代原则

首先,在“甘迪诉合众国案”(Gundy v. United States)中,高院可以通过恢复“禁止委代原则”(Nondelegation Doctrine)再次强调《宪法》的三权分立原则,尤其是国会与政府分支机构的分权问题。

该原则认为,联邦政府的分支机构不能将其权力下放给另一个分支机构。国会不能授权任何机构代替它通过条例来约束公众。

2006年,国会通过《性侵罪犯登记与通告法》(Sex Offenders Registration and Notification Act),要求性侵罪犯在前往其它州时应到当地政府登记。

该法案对于法案生效后被判性侵犯罪人的登记事宜做出了详尽的规定,但对于法案生效前被判性侵犯罪的人,却授权司法部长对这些人是否、何时、何地登记等事宜有完全的决定权。

原告赫尔曼·甘迪在法案生效前的2005年被判性侵。2013年,他在前往纽约州时并未在纽约州政府登记,遂被判决有罪。甘迪上诉到最高法院,主张《性侵罪犯登记与通告法》对司法部长的授权违反了“禁止委代原则”(Nondelegation Doctrine)。

“禁止委代原则”是美国联邦政府三权分立的一个体现。美国联邦《宪法》第一条将“所有立法权力”授予了国会,“禁止委代原则”规定国会不得将上述立法权力委代给行政机关行使。不过在实际操作中,行政分支的权力在美国历史上呈现出越来越强的趋势,国会将越来越多的权力委代给行政分支,授权行政机关制定各种规章。

《清洁空气法》授权美国国家环保局(EPA)管理能源产业,制定“减少排放的最佳方案”,并要求发电厂等污染源执行这些方案。环保方面的权力委代,在总统川普(特朗普)上任后渐渐地被废除或削弱。

事实上,最高法院上一次运用“禁止委代原则”判决国会的法律违宪是1935年。

外界普遍认为,高院的新格局极有可能增加“甘迪诉合众国案”的胜诉概率。而该判决结果将会影响美国政府的权力结构,亦决定总统川普的一些政策的走向,比如:强化给企业松绑、减少严苛的环保标准;但也可能给以国家安全名义加征关税的贸易政策设置障碍。

换句话说,自由派法官将密切关注川普政府的行政命令是否违反《宪法》,同时在其中扮演强力制衡的角色。如联邦法官过去在旅行禁令、移民禁令等方面的强势驳回总统行政令,这些案件最终可能都进入高院待审。

而对川普政府来说,高院的裁决结果既可能是一种权力制衡,也可能起到“鲶鱼效应”——在压力下催生前所未有的动力。

“凯硕诉退伍军人局案”与应对模糊争议

其次,高院可废除联邦法官自创法令解读,禁止其对歧义法规、法令的解释或递延。法院的《宪法》角色是确定在争议面前法律的含义是什么,不应推延给任何一方,特别是推延给不同政府部门解释的权力。

最高法院正在审理的“凯硕诉退伍军人局案”(Kisor v. Wilkie)或为高院奠定这一改变。该案是前海军陆战队老兵凯硕(James Kisor)与退伍军人管理局(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VA)针对战后创伤赔偿发生的争议。

凯硕患有创伤性后遗症,退伍军人局认为凯硕在2006年前提交的证据与法规中该术语的含义并不“相关”,尽管凯硕提供的病例报告证明他的后遗症是从1986年就开始的,但退伍军人局仍拒绝为其提供这20年的赔偿。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结论,认为该规定中“相关”的含义含糊不清,根据最高法院的先例Auer v.Robbins案(1997)裁决,允许行政机构对其自身模糊规则采取“适当的”解释,裁定“相关”规定适用于退伍军人局。

这种法令称为Auer Deference,自此裁决后,许多法律行业人士认为该法令给予行政机关太多权力,将法院和法官具备的司法立法权“占为己用”。许多行政机关借此出台“模棱两可”的法令法规,为求在未来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中保留最终的解释权。

外界认为,高院在审理“凯硕诉退伍军人局案”时,是否会废除Auer Deference将是这起案件的关键。高院将如何确定在争议面前法律的含义,不将其推延给行政部门,无疑将再次把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推到舆论焦点。

推翻独立检察官案裁决恢复行政权归总统的事实

上述两条是削弱部分行政部门的权力,但同时菲利普斯也提出,高院应恢复所有行政权力归属于总统的《宪法》事实。“为了行使总统权力并看到法律被忠实执行,总统必须能够监督所有在他手下工作的人。”他说。

国会试图使一些联邦机构不受总统的监督,让总统不能撤下这些机构的主管或具备检查这些机构行为的能力;这只会造成政治上的不负责,甚至可能造成流氓的行政派系,而这也不被《宪法》所允许。

菲利普斯表示,最高法院应该推翻过去的一些案件,例如独立检察官案件“莫里森诉奥尔森”(Morrison v. Olson),这些案件使得联邦检察官或机构专员可以免于白宫控制。

1988年的“莫里森诉奥尔森”案,最高法院以7-1的票数裁定1978年的国会通过的《政府伦理法》合宪,该法允许行政分支的司法部长推荐一名独立检察官,到司法分支的最高法院来调查甚至是起诉政府高官。

当时的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2016年去世)是唯一提反对意见的一位。他指出,国会通过的《政府伦理法》违反了《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原则。《宪法》已经赋予作为行政分支的总统“全部的行政权”,只有行政分支可以进行刑事调查。作为立法分支的国会再去建立一个独立检察官制度,将使行政分支变得支离破碎,扰乱了三权之间的平衡。斯卡利亚更把独立检察官比作“披着羊皮的狼”。

虽然斯卡利亚未能说服其他大法官,但高院最终给出的论理是:此法对总统的控制权,尚未“过分”剥夺。换言之,总统仍应保有控制检察官体系的权力。

菲利普斯表示,《宪法》一经确立,无论书面和认同上都是美国的最高法律。“高等法院可以通过遵循《宪法》的原旨含义来恢复司法谦逊,直到人们选择改变它为止。如果高院在2019年开始这一恢复过程,那对共和国来说将是非常好的一年。”他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设有九位大法官,且为终身制。当川普提名的候选人卡瓦诺作为第五名保守派大法官进入高院,已标志着高院未来几十年将坚守回归传统价值的方向,而强调三权分立的《宪法》原旨将是高院回归传统的根本。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时方 来源:大纪元记者林燕综合报导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北美新闻热门

相关新闻

➕ 更多同类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