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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杰:中国人的遗传盲点

二十一世纪快过去五份一了,又闻所谓“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之老口号,这次用来招安台湾,引起一片讪笑。

许多人不明白,如此粗糙,今日如何还说得出口。他们仍问:大陆上的维权律师、地下教会的基督徒、街头被城管人员殴打的小贩,是不是中国人?

参与这种一般浪费时间的讨论,会降低你的智商。

但在哲学的层面,为何“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句拙劣的诡辩,至今还有中国人的领袖敢讲出来,而且还有大量弄堂胡同的大妈大叔人口相信,这就是有趣的问题了。

诡辩(Sophistry)学派本是古希腊哲学里的一支,在春秋战国时代的远东,本来也有诡辩学派的萌芽。但那时只有少数一二,亦即后人著知的公孙龙之“白马非马论”。

所谓“白马非马”,是将“白”这个颜色,列为感官的一种感觉;而“马”,是可以形状肌理可以触摸而知的物体。色彩只是光影折射在视网膜的一种感觉,一匹马却是实在的动物。因此,如果“一匹马”最先在人的认知世界里出现,是黄色的,“黄马”就垄断了“马”的全部定义。若另出现一匹白色的马,白马就不再是马了。

公孙龙诡辩的优点,是本来有机会与希腊哲学的“形而上学”殊途同归而汇合,但因为中国的象形文字与希腊文的字母不同,是一种凭图画感官思考的文字系统,此系统限制抽象思维的延伸。因此中国式的诡辩,只此一家,没有再发展下去。然而公孙龙开了极坏的先例,将“感觉”和“本质”割裂,令中国人只凭一个“异”,也就是包括颜色不同的表象,判断为“非”。白马、黄马、黑马,仅颜色之异,马此一动物的生理骨骼结构形态,本质是一样的。但中国人从此不管,只凭肉眼之见,而迅速达至唯心的判断,建立结论。从此这个民族,包括文人世代的文字狱,就走上告别西方理性文明的魔道。

譬如,刚“解放”即被中国囚禁终身的上海天主教神父龚品梅,是不是“中国人”呢?

龚品梅生前与教廷色彩一样的白袍,戴白冠,手持十架圣经。以“白马非马”的色彩视觉判断,龚品梅不是中国人,只是一名西方帝国主义的二毛子,他的白袍,他用洋文读圣经,那个十字架的符号,符合“白马非马”之“非马”定论。因此,囚禁并虐待龚品梅及其追随者,并无违反“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原则”。

中国人这个民族,为何永远不可能与西方接轨?源头就在这里。反之,极少数能学得西方理性逻辑思维的中国人,即从此不再是中国人了。这一点,其实倒不必反对。于这一点,其实笑而不答即可。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赵亮轩 来源:苹果日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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