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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1949年之后的第一届师范毕业生。母亲是家乡禹州城里的大家闺秀。她的二哥曾任职于国民政府,当年是有资格坐飞机去台湾的,为了照顾数十口亲眷,选择留在大陆。三反五反中,在东北某大学副校长任上被镇压,与后来的储安平一样不知所终。

父亲师范毕业后任小学校长,一直是工作积极分子,反右时曾把一名据说是有作风问题的女同事打成右派。在1962年的下放运动中,他自己遭到报应,妻子儿女与他一起被赶到乡下务农。从此饥饿像没有尽头的噩梦,伴随我整个童年。有一年春天青黄不接时,放学回家找不到食物,我只好用赃手到咸菜缸里偷大头菜充饥,并因此挨了一顿毒打。我的瞎了双眼的奶奶,去世之前总在重复一句话:“等我死后,每个周年给我烧一块刀头肉,就一年不饥了。”

我小时候爱说一些不讨人喜欢的话,因此经常在家挨打,挨了打就死命哭喊。住在同一个院落里的三伯母说我是“买官儿”,是父亲“拉卖煤”时拣来的。“拉卖煤”是一种很缺德的营生,就是把当地煤窑挖出来的煤炭,掺合上发电厂洗出的细煤碴,用架子车拉到东部平原当煤炭卖,从不能够分辨煤炭质量的当地人手中骗取一些不义之财。每到冬天,村里的壮劳力就成群结队去“拉卖煤”,然后用骗来的钱买菜割肉过年。

1971年春天,刚刚6岁的我与哥哥一起进入村办小学春季班读书。第一堂课是“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放学回家,我兴高采烈地询问父亲什么叫接班人。父亲的回答是:“等我死了,你就是我的接班人。”我接上话茬说:“毛主席死了,林彪就接毛主席的班……”话音没落,一记耳光迅雷不及掩耳地打在我的脸上。晕头转向之中,我看到的是父亲和当红卫兵、红小兵的姐姐、哥哥同仇敌忾的眼光。改名为张革命的堂兄,更是露出一脸的杀伐之气。有了这一次的遭遇,我开始对《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歌曲深恶痛绝。

认识几个字之后,我便于饥寒交迫中自己动手找书读。其原动力只是父亲反复强调的一句老实话:“不好好读书,长大连媳妇也讨不上。”我们村是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光棍村。村里一位外号老虎仇的老光棍,因讨不上媳妇,在自己的寡母面前总是露出老虎般的一脸凶相,却偏偏喜欢逗我玩耍。我曾经梦想自己考上大学当上官,不单自己拥有漂亮女人,还能替老虎仇娶来一房媳妇。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五期,2010-10-01)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黑五类忆旧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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