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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抛弃的她:逃离丈夫的暴力 逃离不了工厂的冷漠

周高群和孩子们(周高群提供)

摘要:我见周姐姐,是在2018年2月14日。那时,她刚刚做完甲状腺癌手术,脖子上一条横着的毛毛虫,被周姐姐掩盖在高领毛衣下。离开,是在周姐姐拄着拐杖,微弓着背,在YKK门前,她那不舍的眼神中。

​很傻,只是因为丢不下孩子

周姐姐全名周高群,37岁,来自贵州省大方县农村。2011年1月4日,她成为日资企业吉田拉链(深圳)有限公司(YKK)的一名操作工,因为YKK用工严格,登记、面试、体检、培训……她经过了半个月,才得到了这份工作。

2011年3月,领导希望能平稳渡过生产高峰期,就调人员去试验开三台机,还是试用期新员工的周姐姐成为了这个“幸运儿”。要知道正式工都只是开一台机,速度快的最多开两台机。

“我当时拒绝,他说你不想开三台机,可以,辞工书在那里,你去拿吧。”

为了挑战极限,领导还另外给她配备了专门的机修,说别的机器可以停,但她的,绝对不能停。

其他同事在旁边看着,笑她傻,说她老实,但也因为试验,大家都不敢上前帮忙。周姐姐当然不是真傻,她这么拼是有原因的,这还得从她的家庭说起。

1997年,因家境贫困,16岁的周姐姐来到深圳打工。她在这里成长、结婚、生子。表面上看一切顺利,但实际上丈夫好赌,还家暴。

周姐姐的丈夫是一位纹身师,上班时间不固定。一天,她下班回到家,打开门,看到自己女儿在门口的地板上睡着了,小儿子不在家。她到楼下,才找到小儿子。他光着脚,光着屁股,只穿着一件上衣,满大街地跑,而她的丈夫在麻将馆里打麻将。

这件事之后,周姐姐把孩子送到了贵州娘家,原本和丈夫商量,让他每个月往家里寄五百块钱的,但他却一次都没有寄。

最后决定离开他,是在警察的保护下。

10年4月5号,他骑电动车来工厂接周姐姐回家。在半路上,他停车,走下来,猛得将一只手捶在周姐姐的背上,再将坐在车上的她一把推倒,又将电动车死命地摔在地上,车子从电池脚踏板的中间断成了两段。

周姐姐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就一下子抱住周姐姐,把她兜里的厂牌、手机、钥匙、证件全部拿在手里。

周姐姐见势,猜想他接下来肯定要打自己,就扭头开始跑。跑了有一千米的样子,周姐姐的鞋子也跑掉了,丈夫还在后面追。

路边一个满身带着泥巴的中年男人骑着电动车,对停下来回头看丈夫的周姐姐说:“美女快上车,你要去哪里,我带你去。”周姐姐说:“我要去派出所,你敢带我去吗?”他说:“我带你去,我敢。”

上车后,他竟将她越载越偏,根本就不是把周姐姐带去派出所。过了一会儿,他背着手伸向周姐姐,说:“我带你去我家吧,我不怕他。”

吓坏了的周姐姐说:“你停车,你不停车,我就要报警。”

所幸,路上有警察巡逻,周姐姐高声呼喊:“警察,我要报警,警察,我要报警。”

警察朝她们走过来,他停下车就赶忙跑了。周姐姐跟警察说明情况以后,警察开车将她送回了家。

当丈夫看到周姐姐带了几个警察回来,竟拿头撞墙,被警察阻止后,又跑到厨房拿刀作势自杀,这些都被阻止了。他发现自己哪儿都不能去的时候,又拿拳头拼命捶自己的脑袋。

警察看到这个样子以后,把周姐姐叫到楼下问:“你想一下,你还要拿什么东西带出这个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保护你了,你看他的那个状态,他是不是脑袋有问题呀。”

周姐姐说:“没有呀。”

警察说:“他这个暴力倾向有点严重,我们建议你离开这个家,离开公司,走得越远越好。今天你有幸报到警了,那明天后天呢?他都不愿意跟你交谈,我们一来,他就采取这些暴力行为。”

她们达成一致意见后,在警察的掩护下,周姐姐顺利回去拿了重要证件和手机,离开了那个家。

之后周姐姐回到原来公司上班,想着只要不出来就没事。期间,丈夫有多次尝试闯工厂保安室,要进公司。所幸,周姐姐的同事们理解她,并愿意保护她。

但人总还是会有个三病两痛的,周姐姐那时候感冒发烧,必须要去厂外看医生。她知道作为自由职业者的他很有时间,并且每天都在公司大门口守着,不定点不定时。所以等到了半夜,才出来看病。战战兢兢的看病经历让周姐姐觉得,不能再待在那个地方。

进入位于公明十分偏僻的YKK,之所以接受大家避之不及的任务,一方面是因为躲避丈夫,另一方面是因为两个年幼的孩子被寄放在七十多岁的父母亲家,为了生存,她不能没有这份工作。

在医院的周高群(周高群提供)

“你开三台机,不怕累死吗?”

也就是因为周姐姐试验开三台机,并在之后的几个月中都没有发生投诉,半年后,公司开始实行开三台机。

周姐姐说:“公司的单有大有小,因此也只是部分的人开三台机,而我周高群就麻烦了,之后不论在哪里,都会首先安排三台机给我,他们说我能开,三台机不是我开起来的吗?”

也有同事在一旁说:“周高群,你开三台机,不怕累死吗?”

而领导在安排工作时,总对她说:

“给你的任务最多、最重,还不是因为信任你吗?”

“你家庭困难,让你去新岗位也是给你一个机会,还可以往上爬呢。”

……

除了上班,周姐姐几乎没有家庭生活,每每工厂生产需要,总会想起她。

17年3月开始,周姐姐时常能感觉到自己的腿很疼痛,不过也没太留意。这段时间,YKK新招来的人,因为没有办法适应这里的工作强度,只做三四个小时就跑了。

领导说:“在这种情况下,老员工就要辛苦一点。货多的情况下减一个人去支援其他部门,货少的情况下减两个。”

这也就相当于在工作量不变的情况下,让本来难以负荷的员工更加有苦难言,年轻点的,没有家庭的,可以说走就走,而周姐姐,一直是那个留下来的人。

6月5日,产线上有投诉,班长紧急召开完会议,看到新调过来的周姐姐岗位上堆了很多货物,就厉声说:“周高群,你在干什么。”

周姐姐回头看了他两眼,说:“检带子呀。”又继续检她的拉链。

她说:“不要检了,你停一下。”

周姐姐说:“怎么了?”

她说:“叫你停你就停。”

周姐姐说:“都堆死了,你还要我停。”因为觉得她是在找麻烦,就没有理她。

看到周姐姐没有理会,她开始对周姐姐不停地说:“我让你干什么,你都干不好。我让你终检,你堆成这个样子。让你去二次检查,你又检不过来。”

周姐姐说:“二次检查多点位打点或双面打点的,产能低的、难检的,也常常归我检,加上每次我去二次检查帮忙,给我配备的不是孕妇、机修,就是支援过来的,或者新员工。为了产量达标,作为领头羊的我,除了自己的任务,还得帮了前面帮后面……这些累得我直不起腰。”

班长又自顾自地说:“让你摆带,你又摆不过来。让你包装,你又堆。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你要是不想干了,你可以申请调岗呀。”然后越说越离谱。

当然,在工作量已经超负荷的情况下,再减人,堆货是肯定的。

周姐姐知道跟她顶嘴是没有好处的,就继续手中的活。再到后来,她叫来人顶位,就强行不要她干了。把她叫到一边,开始训话……

周姐姐很委屈,心想:自己是生产现场的佼佼者,是整个PF部门所有领导开会决定以佼佼者的身份调过来这个部门做终检的。领导说她这也做不好,那也做不好,还说让她调岗,那调岗的理由是什么?

周姐姐于是对他说:“我又不是不能胜任这份工作,您说我不胜任,那您觉得哪里合适,您就把我安排到哪里,反正您让我自己申请调岗,我是不会的。”

班长继续说着,越说越过分。后来周姐姐被莫须有的话说到气得手发抖,哭了起来。她看到周姐姐哭了,旁观的人也越来越多,感觉没面子,停了会儿,说:“你哭这么大声,好像我欺负你一样。”

周姐姐说:“那您有没有欺负我嘛?您这里天天一两个人地减,减了堆货,您又骂我。”

周姐姐感觉太委屈了,从那天开始吃不下睡不着,但还是坚持上班。三天后,她晕倒在车间岗位上。

医生诊断她是神经衰弱,脑袋亢奋。因为吃不下,连喝水都吐,头晕头痛的她申请了十天休假。回来后,领导竟立马安排她上夜班。

YKK缺人的状态又持续了一段时间,而周姐姐一直顶着心理与身体的压力工作到了9月25日。

凌晨1点,周姐姐撑不住了。“我醒来的时候腿很酸,就赶忙爬起来,拿热水来敷,用手捶打、按摩,将腿抬到上铺床上,但仍然很酸痛。太难受了,怕呻吟声吵到室友,我就跑到了电视房那里跑跳起来,才感觉舒服一点。”

清晨,关节肿起来的她来到福永人民医院。医生看着CT片叹气,并问她是不是运动员。“骨关节劳损得像五六十岁的老人,这是退行性病变。”医生还建议她静养,等身体好转后,再和工厂沟通调岗。

次日,周姐姐又来到深圳北大医院。医院医生诊断的结果和福永人民医院一样。医生说她的骨关节像六七十岁的老人,退变得很快,建议静养至少两个月才能缓解酸痛的程度。一向乐观的她第一次感到担忧。

按照公司的规定,请病假是需要病假单的,这让本该静养的她为了一张病假单,四处奔波。后来,周姐姐住院进行全身排除,确定了病因:全身多骨关节炎,腰间盘突出(均属慢性劳损),并查出了甲状腺癌。

幸运的是,2018年年初,在工厂和热心工友的帮助下,她及时地进行了手术,癌症病情也稳定了下来。

由于身体严重劳损,生病至今,她一直处于请假的状态,根本没有办法正常工作,而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所有的慢性损伤不在工伤认定的范围之内。

而她认为,正是超负荷的工作给她带来的心理和身体压力,让她走到了今天。她求助于电视台,律师表示:在购买了工伤保险的前提下,能够经过职业病鉴定与工作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可以由社保部门依法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我只想要一份工作

周姐姐生病之后,70多岁的父亲短暂性失明,做了两个眼角膜的手术,十四岁的女儿把自己关在房间,不愿跟外界接触,多次轻生。

不过,让周姐姐欣慰的是,女儿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脆弱,如今十四岁的她给自己树立了一个理想,那就是考上天津大学。

(周高群提供)

2018年5月17日,都市路路通曾报道过她的事迹。生病后,周姐姐一直请的是病假,那时的她希望通过社会的力量,使因工作原因导致的骨关节劳损能够报到工伤。

但现实却没有她想得那么美好,同年11月6日,她在申报工伤3次未果,住院287天后,按公司要求复岗,却没想到公司突然单方面给出解雇通知书和7万元赔偿金。

周姐姐不愿就此离开自己将7年青春奉献的工厂,同时,在没有社保的支持下,依靠这7万块钱治病,无疑是死路一条。第二天,她写了复工申请书,打卡进生产车间找生产主管钟先生,递交了再次复工申请。

她在会议室等待主管回应时,日本管理层代表本小姐说,只有她可以帮周姐姐复工。但她却要求换地方,说她是在国外长大,要有点心和咖啡才能谈事情。

周姐姐担心离开工厂就回不来了,便一再要求在工厂谈,但实在拗不过厂方管理。

她们一同到了沙井凯嘉酒店,才发现周姐姐没有带身份证,没法在酒店登记信息。周姐姐用微信公安登记个人信息,因为她的手机内存满了,没法通过验证。

之后,周姐姐借用同行的工厂于主管手机登录时,宿管发来的信息弹了出来:“是不是可以把周的行李打包送到酒店。”

周姐姐瞬间懵了,根本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心里想着:再怎么样,我也是一位尽职尽责为公司服务了七年多的老员工啊。工厂这种行为,明摆着,就是要现在把我赶出去呀。

她无地自容,并要求立马返回公司,却被日方领导拦着。没办法,她只好打电话报警,可警察来了,说他们管不了,让周姐姐回公司好好谈。

公司无奈将周姐姐带回工厂宿舍楼下,却不让准备回宿舍的周姐姐继续往前走。之后,先是总务主管命令工厂保安对周姐姐进行录像、拍照,再是在她面前拉起了人墙,就是不让她回宿舍。

推搡之下,她被他们弄倒在冰冷的地上。

深圳的冬天没有雪花,但也寒风阵阵,周姐姐坐在地上,久久没有起来,受凉后的关节,疼痛开始加重,她只能依靠双手勉强移动到草地上,呆坐着。

从中午11点到晚上6点,实在坐不住的她,睡在了草地上。

周姐姐一直认为,不能离开工厂,要是离开了工厂,可能自己就真的再也回不来了。而工厂则一再使出各种招,想将周姐姐请出去,这不晚上5点半,厂长又命于主管打电话给120,想把她拉去医院。

医生接到电话,到现场了解情况后,独自开车走了。

工厂管理没有办法,知道周姐姐是不会离开工厂的,便下了一纸通知,让她半个小时之内移步工会职工之家,否则拍照后将强行把她赶出厂区。

就这样,周姐姐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小窝,随着被强行打包的行李,一起搬到了工会职工之家。

12月11日,她联系我说,她要被赶去杂物间了,她不想去,希望工厂给她留一点作为人的尊严。她希望可以复工,让外界知道她的境况。

周姐姐说:“我只是想要一份工作。”

到了12月15日,周姐姐在微信上发来一条信息:“帮助我收拾遗物。”吓到的我赶紧打电话过去,四个电话有三个没有接,接通的其中一个只通了两秒,里面声音嘈杂。

我说:“周姐姐吗?”一个年轻女孩慌忙说着:“我不是。”就接断了。再打过去,就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

(周高群微信朋友圈)

之后联系关注她的朋友,才知道她吞了过量安眠药,现在已经躺在了福永人民医院。经过热心的工友联系,她七十多岁的父亲闻迅从贵州老家赶来照顾她。昏迷三天后,周姐姐终于醒了。

12月22日,她通过中国社会民生网、今日早报、中国新闻信息网等多家媒体报道了自己的事件,她希望上级领导能够查明解雇的真相,还她一个公道。

现在,她在医院继续忍受着骨关节的痛疼。而接下来的路怎么走,她还在等待一个说法。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江一 来源:尖椒部落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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