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新闻网生活 > 史海钩沉 > 正文

悲剧!从苏北到台湾 难民讲的真相没人信

中共斗争地主和富农,劫掠他们的财富,甚至杀死地主。(网络图片)

提要:我明白了!这些在苏北发生的变故,也正在我的家乡鲁南发生,我想华北所有的“解放区”都不例外。中共革命是由浅入深,苏北那些难民能逃出来,证明一切刚刚开始。即使如此,江南人并不相信他们的故事。那些年,“解放区”一小片、一小片,形同许多孤岛,都是封闭的环境,“解放区”发生的事情外人不知道。直到七十年代,中共在举世注目下推出文化大革命,新闻排山倒海,台湾同胞才从中共自己编导的悲剧认识历史

回忆南京,另一个主要画面是一群难民……

闲言带过,按下不表。且说库房连着库房,我们的邻居是苏北逃来的难民,苏北有大片土地已经“解放”了。我对这些难民发生极大的关切,他们为什么要逃出来?中共究竟在做什么?为什么要那样做?苏北鲁南,地理环境相同(一度有人主张把它们合并了、单独设置一个行省)。社会结构相同,战后的情势相同,中共在苏北怎样做,也会在鲁南怎样做,了解苏北,也就间接了解鲁南。

我去访问这些难民,我耽心,像我这样一个陌生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排斥我。我走进他们群居的库房,表白来意,他们把我围在中间,热情接待,好像一直等着我。他们齐声诉苦,日本虽然投降,政府并未接收苏北,害他们流离失所。他们递过三次陈情书,请求政府派大军北进,赶走共军,没有回应,索性派出代表到国民政府请愿,警卫部队把他们轰回来。

他们误会了,看我穿着军服,以为我是政府派来的工作人员。我赶紧声明,我是一个作家,我来找材料写文章。他们的热情并未冷却,他们说,中共在苏北做的事,南京人都不知道,他们曾经把中央日报的记者请来长谈,一五一十告诉他,可是中央日报一个字也没登。文汇报登他们的消息,说他们这些难民是家乡的恶势力,家乡人不欢迎他们,所以他们在家乡不能立足。“文汇报根本是胡说八道!我们写信去更正,也是石沉大海。”他们在南京的感觉是不见天日,非常希望有一枝笔为他们拨开阴霾。他们问:“你的文章能在中央日报登出来吗?”我说能登出来。“你的文章能在文汇报登出来吗?”我也说能登出来。无可奈何,我欺骗了他们。

大家争先发言,有人出来维持秩序,请一位绅士模样的老年人先说。他透露的讯息是,抗战时期,中共“团结各阶级共同抗战”,大家相处得很好。不止一次,中共在根据地开会筹款,邀请住在城市里的大商人和大地主参加,他们瞒着日本占领军前往,要粮出粮,要钱出钱,中共对他们亲切友善,而且满口赞许。抗战胜利,日军撤走,共军前来接防,大小干部都变了脸,而且是无缘无故翻了脸。这位长者说,他百思难解,昨天共同抗战,今天怎么就反目成仇?

老者说,中共刚来的时候,大家还想攀交情,讲斤两,但是中共一出手就把地方上一个有名望的人杀了,家产也抄了,日军占领期间,这人做日本人和地方的中介,暗中又为国民党设置的江苏省政府效力,中共说他既是汉奸,又是国民党特务。抗战八年,地方士绅迫于形势,个个都是两面敷衍,也可以说个个犯了同样的罪,中共拉出一个来祭刀,其他的人都吓坏了。再加上中共虽不杀你,却派人到处调查你的罪行,人人服服贴贴,不敢大声喘气,中共无论办什么样的事,也就一呼百诺了。

一个中年人自我介绍,他说他是地主,中共来了,成立“姐妹会”,把各家的妇女组织起来,每天开会上课,教她们识字,分派工作,给“解放军战士”做鞋,干部对她们反复申说:女人受男人压迫,受封建社会压迫,女人要联合起来,争独立,争平等,跟男人算帐。中共又成立“儿童队”,把各家的孩子集中在一起,每天和孩子谈心,引诱孩子说出父母的言谈行为和交往,训练孩子放哨、站岗、监视出入行人。妇女、儿童都是清早出门,夜晚回家,这样一来,他的家庭就分裂了,中共掌握了他的老婆孩子,他完全陷于孤立。中共又把佃农组织起来,教佃农知道地主有罪,地主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大家要觉悟,要联合起来打倒地主阶级,把土地财产夺回来,“就是少奶奶和千金小姐的牙床上也要滚一滚!”这位小地主一听,大事不好,趁着妻子对中共的话将信将疑,趁着儿女对父母还有几分依恋,也趁着佃农对他还有几分温情,连忙带着妻子儿女逃出来。

座中有一个中学教员,他的经验又与别人不同,他不是地主,不是资本家,不是国民党员,也没当过汉奸,自己认为可以留在家乡活着。可是他有一个女儿,他为女婴请过一个奶妈,中共来了,这位奶妈一跃而为妇女干部,中共开斗争大会,昔日的奶妈指控雇主剥削,她的奶水本来应该喂养自己的孩子,却被特权阶级抢夺。中学教员俯首认错,原以为可以过关,夜晚,有位家长偷偷的通知他,第二天还耍继续开会,奶妈将提出新的控诉,不但中学教员的孩子吃她的奶,那中学教员也吃他的奶,意思是性骚扰,甚至可以解释为逼奸。教师一听,这样如何担当得起,也急忙连夜逃出来了。

斗争大会又是怎样运作的呢,透过一个难民的遭遇,可以大致了解。这人是地主,是国民党员,他的儿子在国军里当连长,他是反动分子家属,中共干部选定他教育群众。这人有个习惯,常到树林里散步,干部给他设定了一个罪名,藉树林掩护,跟国民党特务联络,传送情报。怎么发现的呢,干部鼓励大义灭亲,由他的弟弟检举,他跟这个弟弟同父异母,小时候,弟弟受他欺压,怀恨在心。如果拒绝检举,哥哥株连弟弟,一同定罪,如果弟弟“站在人民的这一边”,登上斗争台,表现得很积极,不仅免罪,也出了胸中这口恶气。弟弟知道怎样选择。

大会开始,被斗争的对象捆绑上台,干部派人沿街敲锣呐喊:“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全村集合,称为人民公审。干部对群众平时有训练,临事有布置。那年代,国军盛行“抓壮丁”,经过干部的一番“思想工作”,壮丁的父母登台控诉,多年的悲愤喷射出来,干部布置的“积极份子”抓住时机,高呼口号,狂热反复回增感染,许多人轮流上台揭发国军官兵的罪行,一时之间,那些罪行都好像是某连长的罪行,某连长的罪行也就是他爸爸妈妈的罪行。全场惟有干部和核心工作人员是冷静的,他们暗中记下谁没有呼口号,谁呼口号的声音太小。如果有人奋身忘我,自动冲上台去,给那连长的爸爸两个耳光,朝他脸上吐两口唾沬,那才是干部们最满意的镜头。高潮迭起之后,干部上台,请“人民”决定罪刑,群众高呼“枪毙他!活埋他!”斗争大会才算圆满成功。

如果群众的反应迟疑敷衍呢?依中共用语,这是“群众的觉悟不够”,事情缓一缓,先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然后再开会斗争公审,决不勉强。中共禁止包办,禁止代替群众决定。他们知道阶级仇恨是可以酿造、强化的,“形势比人强”,价值标准一旦形成,自然有人揣摩运动的需要,自动献身配合,参与者互相竞赛,热忱步步上升,不但可以义正词严揭发别人,也可以痛哭流涕揭发自己。五十年代台湾盛行反共文学,很多小说把中共干部写成暴躁专横的杀人魔王,我曾告诉他们,中共不是这副模样,干部在“运动”中很冷静,杀人十分慎重。

中共究竟派来多少枪、多少兵、多少干部呢?他怎么能把你们控制得这样严密呢?他们说,中共的军队并不插手,军队只是创造一个环境。外来的干部寥寥数人,他们就地取材,每一个村镇、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些人,没受过教育,没有职业,没有固定收入,也没有好品行,这些人仰承大户人家鼻息,心里有无限委屈。大户人家瞧不起这些人,可是又怕这些人,大户人家的尊严,也不过是“隔着一层窗户纸,好歹别戳破了”。中共干部先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手里就有了“硬”的,这些人敢作敢当,“赤脚的不怕穿鞋的”,破坏旧秩序是他们的一大乐趣,干部用他们打前锋。地主士绅不管他以前是何等样人,一旦被这些冲锋陷阵的人拉下马、揪上台,另外那些需要自保的人,就按照中共的“教育”站出来,表示自己的觉悟。这些人虽然觉悟了,可是过了这一关过不了下一关,下一次轮到他上台挨斗,再演一出墙倒众人推,戏码重复,演员循环,反复的清洗无情。

我和难民一起混了三天,用他们提供的碎片,拼出大略的图形。中共要澈底改变这个社会,第一步,他先澈底扫除构成这个社会的主要人物,这些人物的优势,第一是财产,第二是世袭的自尊,两者剥夺干净,精英立时变成垃圾。人要维持尊严,第一把某些事情掩盖起来,第二对某些事情作善意的解释,中共反其道而行,叫做“脱裤子”,脱掉他的裤子,再重新分配他的财产,他从此必须自食其力,或者沿街乞讨。他的子女已经参加革命,亲友也和他画清界限,他只能自生自灭,中共干部看这些人受苦乞怜,也是革命的一大乐趣。南京的难民声声诉苦叫冤,竭力辩说他们的财产是辛苦累积的,他们的素行代代忠厚传家,这些话完全没有意义。干部并非拿着一把秤一个一个秤你,他拿着一把大扫帚“一塌瓜子”扫你。

以后几年,我在这方面有更多的了解。我逃到台湾以后,进中国广播公司工作,“中共问题专家”某人来电台演讲,嘲笑“人民民主专政”不通,认为三个名词放在一起不合逻辑。那时电台的编撰部门由王健民教授主领,他对我说,中共是用“民主”的方法“专政”,“民主专政”有它实际的内容。他说,中共的革命是“艺术”,也是“宗教”。那是一九五二年,台北能说出这样一句话的人不多,我佩服他的卓见;能听懂这样一句话的人也不多,我是他的知音。中共布置一个恐怖的环境,人人自危,只有帮助干部定别人的罪,你才有安全感,一旦你已被定罪,你也可以产生安全感。“民主”就是人人忙着定别人的罪和人人忙着认自己的罪。

我明白了!这些在苏北发生的变故,也正在我的家乡鲁南发生,我想华北所有的“解放区”都不例外,南京这些难民的遭遇,也就是徐州那些难民的遭遇。我和苏北的难民共处,时时产生类比推理:有一个老翁,带着两个幼小的孙子,小孙子时常吵闹哭泣,我想起我的父亲。有一个旧式读书人,幸而学过中医,他每天在马路旁边摆摊看病,我想起五姨父。一个教员,每天到夫子庙打鼓说书,他的太太帮场子,他的女儿向听众收钱,我想起潘子皋老师。有一个乡绅,虽然做了难民,仍然天天喝酒,暍醉了,就说要跳进长江自尽,我想起教我唐诗的“疯爷”。后来事实证明,后者前者的遭逢真的差不多。

中共革命是由浅入深,苏北那些难民能逃出来,证明一切刚刚开始,他们受害有限。即使如此,江南人并不相信他们的故事,一个南京人对他们说,“共产党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必要嘛,再说,他们也做不到。”后来革命“深化”,那才逃不出来,活不下去,想死也很难,那些故事,“国统区”的人民简直连听也懒得。北方发生的故事,离南方人的经验太远,凡是完全超出经验范围的事,都教人很难接受。大战期间,美国之音对德军说,美国善待俘虏,集中营里吃牛排,洗热水澡,还有俱乐部,可以看电影、打桥牌。美国之音报导的是实情,但是德军听了完全不信,因为德国对待俘虏很残酷,新资讯和旧经验很难融合。后来美国之音只好修改讲稿,把俘虏的待遇说得坏一些。

那些年,“解放区”一小片、一小片,形同许多孤岛,都是封闭的环境,“解放区”发生的事情外人不知道。中共长于对外宣传,他给外界的印象、或者说想像,他们杀富济贫,锄强扶弱,对一般老百姓有致命的吸引力,那些弱势族群纵然听到“解放区”的“暴政”,也都有自己的解释,自己的家乡纵然“解放”了,也不会受到这般对待。等到局势演变,“解放区”一再扩大,局外人圈进局内,资讯变成事实,当初“不信”的人也逃难,京沪一带的人逃到广东,广东人对这些难民也是不相信、不同情。大局崩坏,广东人逃往香港,逃往台湾,像讽刺剧的剧情一样,台湾人也是不信,一九四九年我初到台北,还曾看见当地居民对外省难民指指点点,认为这些人一定都是坏人,才会被家乡人赶出来。直到七十年代,中共在举世注目下推出文化大革命,新闻排山倒海,台湾同胞才从中共自己编导的悲剧中认识历史。

我读过一个短篇小说,故事大概是,丈夫怀疑妻子不忠,杀死妻子,妻子在被杀的时候反复分辩:“哈利!我是纯洁的!”哈利是那丈夫的名字,她的叫喊当然无人听见,可是行凶现场有一只鹦鹉,后来鹦鹉辗转易主,所到之处它总是喊着“哈利!我是纯洁的!”当然无人理会。家乡人就像小说中的鹦鹉,逃到徐州,逃到南京上海,逃到广州,逃到台湾,一路上诉说“我是纯洁的”,没人注意他们到底说什么。

真奇怪,难民带来的这些讯息,既有新闻价值,又有宣传作用,左派亲共的报纸不登倒也罢了,国民党办的报纸,国民政府影响力所及的报纸,为什么也不登?马歇尔发表谈话,要求国共双方停止宣传仇恨猜忌,那时我从未读到“仇恨猜忌”中共的新闻报导或文学作品。还记得有一次中央日报刊出一条“小”消息,说是有一些作家决定以中共的“行为”为题材,创作诗歌小说。这条消息“小”到只有“题文一”,也就是连题目带内文只占一栏,一栏的高度是十个小字,长度也总在十五行到二十行吧!这条消息能够登出来,那些作家显然费了些力气,至于他们的作品,直到大陆撤守,我没有读到任何后续报导。

新闻界元老王新命的回忆录打破了这个闷葫芦,他长期在中央日报服务。据他透露,那时国民党中央禁止报导评论中共的行为,营造气氛,为和谈留余地。中共怎会领这样的人情!新闻界另一耆宿雷啸岑(马五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国共军事冲突期间,有一位将级军官阵亡,遗体运回南京,国府中央禁止刊登新闻,禁止军方参加治丧,避免刺激中共,升高对立……

六月二十三日,我在上海,“上海人民和平请愿代表团”进京请愿,他们在南京下关车站下车,苏北难民冲上去,见人就打,把团长马叙伦打了,把女代表雷洁琼也打了,连新闻记者和看热闹的一个女子也挨了打。此时我们在上海等船北渡,我读各报的新闻报导,一点也没觉得意外。打人当然是大错,这是评论,若要客观分析,那些难民怨气冲天,情绪极易冲动,“和平请愿代表团”的言论倒向中共一边,措词又十分激烈,并不能增加难民的理性。我相信难民到下关车站阻挠请愿,出于自发,我也不怀疑特务人员混杂其中,煽风点火,国人口诛笔伐至今未息,国民党应该完全承受。但是,我还要说,“和平请愿代表团”的成员都是高等知识份子,知识份子是社会的良心,国家的智慧,南京请愿一行,他们也的确没有好好的扮演他们应该扮演的角色。

过了几天,我们离开上海,前往沈阳,那时沈阳是一个没有难民的地方,新锣新戏,另有一番忙碌。我仍然天天看报,偶然看到苏北逃往南京的难民增加了,偶然看见上海也有苏北的难民,冬天到了,偶然看见苏北的难民冻死了几个。咳,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了!

(摘自《关山夺路——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三》)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吴量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史海钩沉热门

相关新闻

➕ 更多同类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