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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共产党污名“常败将军”陈诚抗战中有多强硬?

与国军许多名将一样,陈诚也备受共党污名,说他是“常败将军”。(网络图片)

国军许多名将一样,陈诚也备受共产党污名,说他是“常败将军”。然而陈诚是非常会打仗的,他不仅在早期的东征、北伐、中原大战中出类拔萃,更是抗战时期的重要指挥官之一。他在第一抗战期的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第二抗战期的鄂西会战中,都展示出卓越的战略眼光和杰出的军事才能。

淞沪战谏言 敌梦破

日本入侵中国,基地设在东北关东基地。熟悉中国古代战史的人都知道,我国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南征容易北伐难。当时若日军从北向南打,其主力可以沿平汉路、津浦路南下。如果日军再布重点在西面,就会形成中日双方南北对峙、东西展开的局面。加之中日双方战力悬殊,这样日军会逐次把国军向东南方压迫到沿海。国军在海上既无补给,海军实力又远不及日本。如果是这样,战争就结束了。

另一方面,如果日军从沿海直接入手,情形如何呢?中国沿海地带富庶,财富精华集于江南,其中尤以上海为首,近在咫尺的南京是中华民国的政治中心。京沪作为经济、政治中心,唇齿相依,连下上海、南京,使民国经济、政治全盘崩溃,这种战略在日军看来更加便捷,也是其“三月亡华”的打算和底气所在。

正因如此,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又在淞沪一带积极制造事端,希望尽早征服中国。八一三淞沪战役打响后,8月16日,陈诚同熊式辉奉蒋委员长(蒋介石)之命赴上海视察。实地考察后,熊式辉报告说:“不能打。”陈诚则报告说:“不是能不能打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打的问题。”

蒋委员长要陈诚加以说明,他说:“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手,必将利用其快速部队,沿平汉路南犯,直趋武汉;如武汉不守,则中国战场纵断为二,于我大为不利。不如扩大淞沪战事,诱敌至淞沪作战,以达成二十五年所预定之战略。”

陈诚所说“二十五年所预定之战略”是指1936年洛阳会议,国民政府所议定的“敌军入寇,利于由北向南打,而我方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战,诱敌自东而西仰攻”的战略。

1936年洛阳会议还议定了持久战、消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等基本决策,以及如何制敌而不为敌所制等问题。关于最后国防线,议定应北自秦岭经豫西、鄂西、湘西以达黔、滇,以为退无可退之界限。

听完陈诚的陈词,蒋委员长接连说:“打!打!一定打!”并正式下令发动淞沪会战,贯彻洛阳会议策定的大计。为吸引日军从北方增调部队南下,特将国军七十个精华师布置在上海,否则将难以改变日军的原计划。

事态的发展确实依计而行。淞沪会战前,日军重兵布在华北,约28万人,而在上海的兵力仅为约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在淞沪会战的3个月时间里,中日都不断向上海增兵,国军兵力最多时达75万人,日军最多时也达30万人。同时,日军在华北的兵力则减至10万多人,显然,日军已将兵力集中在华东。而日军转移作战线,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待到淞沪会战结束,日军由东向西赶赴武汉会战战场时,一个日军先头部队师长的日记写到:“皇军奉命向武汉前进,失败时日而已。”

日本步兵在上海的砖墙上射击。(Keystone/)

淞沪会战中,陈诚任左翼军总司令,下辖第十九、第十五集团军。陈诚的指挥部,敌机尤喜光顾。原因是当时已有汉奸猖獗,泄露各种军情机密给日军。但负有使命的人都有上天的护佑,很多次日机飞来,陈诚都刚好离开,总使日机落后一步徒劳无功。

11月25日,国军撤退之际,陈诚于宣城城外鳌峰农场设营。当天下午,日机向鳌峰农场集中投弹,轰然一弹正落门首,土飞石崩,陈诚幕友毛侃、陈宝仓均负重伤,3名士兵被炸死,陈诚则全是覆满尘土。其他人惊骇之余,神色木然,陈诚安慰他们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淞沪会战中,国军精锐之师的表现可圈可点,让国际社会乃至国人感到耳目一新。(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淞沪会战中,国军精锐之师的表现可圈可点,让国际社会乃至国人感到耳目一新。又因为军民积聚多年的抗战士气空前高涨,发生了太多可歌可泣之事,在此不能逐一叙述。这场会战,国军打的顽强,但也牺牲壮烈。在3个多月的战事中,给政府进行物资转移、文物迁移、人口迁徙以相对够用的时间。国民政府在最大限度保护文物、文化的同时,也为日后的抗战奠定了基础。

沪战前不仅日本信心满满,认为3个月即可亡华,欧美方面也认为,中国最多抵抗6个月。沪战中国军表现出的英勇坚强,惊醒了日阀“速战速决”的迷梦。加之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各国从初始的观望态度中开始转变。譬如英国路透社曾电文称:“华军在沪抵抗日军攻击之战绩,实为历史中最英勇光荣之一页。华军之忠勇抗战,当可感动参加九国公约会议之诸代表,为维护国际法起见,同取均等之坚决立场。”

在这一阶段的抗战中,陈诚的贡献不止于此。淞沪战役打响后,陈诚谒见蒋委员长时,请求速厘定战斗序列。作为高级将领,陈诚在识人、用人方面眼光独到。当时因主管部门欠缺资料,陈诚与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等会商,将其所知的各方将领的历史、个性、能力等一一呈报,供当局参考。后来决定的战斗序列采用了陈诚的很多意见。

陈诚请求速厘定战斗序列,与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等会商,将其所知的各方将领的情况一一呈报,供当局参考。(网络图片)

武汉会战损敌廿万

李白、岳飞等风流的汇聚之地——黄鹤楼座落于武汉。(carson85/Adobe Stock)

武汉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高山流水遇知音、赤壁之战就发生在这里,李白、岳飞等风流的汇聚之地——黄鹤楼也座落于此。武汉居全国腹心,有“九省通衢”美誉,战略地位自不必说,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战正式爆发以来,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武汉为京沪物资的重要转运站,全国最高军事指挥部也设在武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已经开始注意武汉防御,到1938年4月,共构筑三期防御工事。虽因经济限制,不能全部适应现代需求,但未雨绸缪的战略准备确实难能可贵。

1938年5月19日国军从徐州撤守,津浦路战事结束,世人都知日军下一步的攻守目标就是武汉了。

1930年日本人绘制的武汉三镇地图。(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从1938年6月12日,日军在安庆登陆起,到10月25日国军放弃武汉止,该战役共进行了四个半月。武汉会战是抗战初期持续时间最长、地域最广阔的一次大规模会战。战场横跨浙江、安徽、江西、河南及湖北等省,水域东起鄱阳湖西至洞庭湖,延伸长江流域600公里。这场战役国军投入兵力110万,日军投入35万,并从日本调拨兵力40万,增拨军费32.5亿日元。日军拥有庞大的第三舰队,航空兵团,以三军联合作战之势袭来。

日军重兵、重金投入,所采用的战略是速战速决,以期占领中华民国最高军事指挥部所在地武汉,彻底消灭国军的战斗意志和战斗力。战前日军扬言,8月15日以前一定可以打下武汉。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领导中国第五、第九战区部队(陆军),以湖北武汉地区为中心,以“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方针,依长江为界划为江北、江南两个战场,江北战场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7月中旬~9月中旬白崇禧代理)统辖23个军(52个师);江南战场由武汉卫戍总司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统辖27个军(65个师)。

日本方面由华中总司令畑俊六指挥,下辖由东久迩宫稔彦王(北面)任司令官的第二军和岗村宁次(南面)任司令官的第十一军。敌军分四路进犯。一路沿南浔路(九江至南昌铁路)南进;一路沿瑞武路(瑞昌至武宁公路)西进,迂回九战区辖内武昌;一路迳扑汉口江北方面;一路沿大别山麓,进犯五战区辖内信阳。日军第三舰队溯江而上,到处登陆窜扰。

武汉会战要图(绘图:Winnie Wang/看中国

单说陈诚任司令长官的江南战场方面。陈诚与武汉关系密切,不仅是武汉会战中的重要指挥官,还曾先后担任武汉卫戍总司令、军委会政治部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政府主席等军政要职。

陈诚将战场由北向南分为三部分,武汉地区由武汉卫戍总部负责,配以八个师;张发奎第二兵团布于沿江沿湖区域,阻敌西上和登陆,另以主力布于瑞昌、德安及南昌附近,以侧击敌人;薛岳第一兵团布于南昌、鄱阳湖星子一带。为利用山地有利地形,陈诚在山岳地带配置强韧兵力,先后在湖口、庐山、万家岭等地给日军以重创。

武汉会战中作战的国军。(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7月25日,日军在陆海空协同作战下登陆九江,8月24日,陷瑞昌,后分兵南袭武宁,西犯阳新。日军另以一部由鄱阳湖登陆,8月20日陷星子。至此,第九战区方面开辟成五个战场:一为南浔路战场,二为星子庐山战场,三为瑞武路战场,四为瑞阳路战场,五为沿江岸战场。

向武汉推进的日军。(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冈村宁次得知正面张发奎第二兵团重兵防守,而薛岳第一兵团在南浔铁路与瑞武路之间兵力薄弱,遂命106师团进击。10月1日,日军106师团抵达南浔铁路与瑞武路之间的万家岭据点附近,遭遇国军,万家岭战役爆发。由于日军不能推进,于是陆续增援,国军也捕捉到战机,派军增援。双方开足火力,发生激战。日军力渐不支,向田步苏、箭炉苏、扁担山、张古山、哔叽街等地奔逃,国军则将其各个包围,又抽调部队加入围歼,其间缠斗甚烈。10月10日,双十国庆日,106师团遭受重创。万家岭战役中,国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陈诚与薛岳(网络图片)

武汉会战中,日军为人诟病的施放毒气,国军既无防毒装备,又不能以毒攻毒,牺牲壮烈。武汉会战损耗日军的兵力方面,虽然各方说法不一,但近年统计出的人数呈增加趋势,有学者认为达18万(《重探抗战史(一)》,488页),国军方面认为当在20万人以上。

历经4个月激战,10月25日,国军放弃武汉,武汉会战结束。蒋委员长于10月31日发表〈告全国军民书〉:“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我之所以待敌者,即为久战不屈,使敌愈深入而愈陷于被动。”

日军虽暂时攻占武汉,但国军主力并未被消灭。拿下一座空城,国民政府又不投降,日军战前把武汉作为最后决战、结束战事的目的没能达到,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武汉会战后,日军高层把野战部队逐次撤出中国,同时投入治安师团和警备师团,因兵力不足,补给跟不上,自此,日军再无力维持大规模攻势,“速战速决”希望破灭,只得提出“以战养战”的口号。

从国军方面看,武汉会战后,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相持,取得了战略上的成功。武汉会战大量消耗了日本财力,国民政府利用这段时间把军工业迁入到西南和西北地区,为战略相持阶段作了重要的物资准备。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到武汉撤守为止,国军在第一期抗战阶段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做出了壮烈的牺牲,数以万计的“守土有责”忠烈之魂,当永为中华子孙所铭记!

(未完待续)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秦瑞 来源:看中国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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