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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我两次见到的张伯驹

《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发表了章诒和女士的《张伯驹的文革“交待”》一文,虽然只是篇2000多字的短文,但我在读过之后所引起的心理波澜,并不亚于读她《往事并不如烟》那本书的感受。这不仅是透过张伯驹的“交待”材料,能想象到他在文革中所遭受的磨难和无奈,更因由此而让我想起在文革中,两次见到张老先生时的情景。

(一)

1966年8月27日,吉林省省直文化系统的造反派,在长春市体育馆召开批斗省文化局机关党组书记金树然大会。在押解金书记入场时,他昂首挺胸,正气凛然,颇有许云峰赴刑场时的悲壮架势。在有伟大领袖所支持的革命造反派面前,又岂能容忍这等嚣张气焰?于是便呼啦啦地扑上几个人来,立即将其打翻在地,然后就迫使他跪在偌大的体育馆中央。一浪高过一浪“打倒”的口号声,如海啸般地掠过,让在场的人都感到心惊肉跳。所以批斗会从一开始就铺垫出了十分恐怖的气氛。

这自然就促使在此后各单位代表的发言中,每提到某个当权派或某个人的“罪行”时,便有人跟着起哄:“把他揪出来!”“让他下去跪着!”于是在全场与会者的应和下,被点了名的人,就得乖乖地跪在金树然书记的一旁,随即便会有人立即上前去给他(她)剪发剃“鬼头”。随着发言者的不断增加,跪在那里的“牛鬼蛇神”也就在逐渐地增多。更出人意料的是,有个人在喊“毛主席万岁”时,因没有举左手,而是举了右手,也立即被揪出跪在了下边。由于我担心自己也可能会举错了胳膊,从而引出飞来之祸,所以就将右手紧紧地缠到挎在肩上的书包带子上,使其不能轻举妄动。

就在如此人人自危的气氛中,省博物馆造反派的代表上台发言了。当他在控诉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招降纳叛的“罪行”时,突然拉着长声喊出了一个人的名字——大右派张—伯—驹!

然而就在发言者对这段批判的内容尚未终止,会场里还没来得及响起“把他揪出来”的喊声时,只见在离我们不远处看台上的最后一排,立即站起位穿着白衬衣的长者,然后便匆匆挤出身子,顺着看台的过道,一路小跑着奔了下去。我注意到在整个批斗会期间,他跪在那儿始终是低着头,从未侧脸旁视过一眼。

因为我是此前一年从学校毕业,刚刚由北京来到长春,然后就下乡参加“社教”运动,所以不仅对本系统的一切情况不熟悉,对这位叫张伯驹的,就更不知他是何许人也了!

“此人很坏——袁世凯当年搞复辟要当皇帝,就是他资助的。”坐在我身旁的一位同事,低声对我说。

无知的我,当时就在心里嘀咕道:“这样的人,才是应当清除的历史垃圾呢!”

当批判发言结束时,想不到会场里竟掀起了一个更大的高潮:有人勒令那几十个“牛鬼蛇神”,沿着椭圆形的跑道,爬着向全体与会者去示众——于是整个体育馆又是一阵骚动、惊呼……

伴着这支由省文化局机关党委书记领衔向前爬行的队伍,是震耳欲聋的、有节奏的口号声。渐渐地,有些年老体弱的人,向前蠕动的速度有些放慢了,落后了。当他们爬行了一圈之后,示众者中间年龄最大的张伯驹,竟完全被甩在了最后面,以至于距离越来越远,直到他的两只胳膊再也不能伸屈,终于停在那里一动不动了……

全场的“观众”都将目光集中到他那里,禁不住让人担起心来:是体力不支呢,还是突发了心脑血管疾病?面对着此情此景,是否有人会趁机把他拉出去,让其停止爬行,或者可能还会引来一顿拳脚?

人们正在心里这样嘀咕着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彪形大汉快步奔了过去,弯腰就拽住了张伯驹的衣领——于是,此人就如同拖着一具尸体,或者是一件什么沉重的东西,迅速地跟在了那个爬行队伍的后面,向前奔去……

此时此刻,我不知道当一个人被拖拉着与地面摩擦时,是一种什么感受,更不知道这位老者若是真的犯了病,经过这样的折腾,那后果又将如何?

示众“表演”在继续着,可不知是什么原因,原先那呼喊的口号声,却渐渐地低沉,又逐渐地稀稀落落,直到后来,似乎又都全部消失了。

在这突然的寂静里,人们似乎只能听到那艰难的爬行声和被拖拉时的“嚓嚓”声……

终于,又示众了一圈之后,这漫长的爬行总算是停止了。

在众目睽睽之下,张伯驹静静地躺在那里……

(二)

1967年3月,中央文革将长春市几个造反派组织定为“反革命组织”。我被临时抽调到吉林省博物馆去参与筹备《四个反革命组织展览》。因为该展览的工作人员都是在另一个楼里独立活动,与博物馆基本不发生什么联系,因此并没有机会能见到张伯驹。可是有一天早晨,因事我到博物馆的主楼去,刚推开门进入前厅,突然发现该单位那位造反派头头,女解说员××,正向站在她面前的一位老者在训话。仔细一打量,我不禁一怔:此人不就是那位张伯驹吗?

只见他光着头,身着一件棕色的对襟小棉袄,脚上是一双矮腰的布棉鞋,显得还算整洁;他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并将头偏向一侧;眼皮下垂着,似乎是在认真聆听,又似乎是在似睡非睡。突然,我发现有一丝鼻液从他的一只鼻孔里流了出来,是越流越长。而他却像是根本就未发觉似的,始终就没去理会它……

我每天都能从安在楼外的大喇叭里,听到这位女头头所播出的,打派性的文章,那真可谓是铿锵有力。而此时的训斥,当然也是明快、清脆。可就在她将要结束训话之时,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她将一面小铜锣和一个敲锣的锤子递了过去:“去!到人民广场转一圈再回来。边走边敲,嘴里也别闲着。要念叨:我是大右派,我是牛鬼蛇神……听着没有?”

“嗯嗯!”张伯驹十分痛快地答应着,眼睛也陡然睁开了。凝固的身子也立即动了起来,然后就接过那个家什,竟没看对方一眼,就脚步轻快地奔向门外。我知道,人民广场距这里足有一趟街的路程,此时竟也禁不住地跟了出去。

望着他的背影,听着那一声声的锣声,以及“我是大右派”的自语声,我的心久久地不能平静……

如今,时间已经过去四十五六年了,许多人生坎坷的,或者是心酸的经历,都已慢慢淡忘了,但在文革中两次见到张伯驹的这些镜头,却刀刻斧凿般地铭记在我的脑海中,是那么的清晰,那么的历历在目。粉碎“四人帮”之后,有机会能够读到不少有关张老先生的回忆,心中不断升腾着的是对他的崇敬和钦佩。想他对国家的贡献,想起他的遭遇,特别是一想到他在临去世前,竟因“不够级别”而进不了病房,只好躺在走廊里的那一幕,就禁不住地在心里道:“我们实在是对不起张伯驹呀!”——可是这个“我们”又应当都是谁呢?

《炎黄春秋》2013年第9期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炎黄春秋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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