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轮美中贸易谈判在经历一天延期后2019年1月9日在北京结束。图为2019年1月8日美国代表团离开酒店前往谈判会场。
2月7日，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不会在美中贸易战90天暂时停火期限3月1日到期前，会晤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
而仅仅在一周之前的1月31日，美中第六轮贸易谈判结束后，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见了中共副总理刘鹤等人，表示可能将会在2月份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中达成协议。
在川普乐观言论以及中美双方官方通报中外交辞令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事实真相很简单：双方在谈判，根本分歧巨大，没有达成协议。如今，川普发出不会在3月1日前和习会面的信息，给未来的中美贸易谈判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在中美贸易战的冲击下，中共政权危机四伏，中共急需与美方达成协议来缓解政权危机；与此同时，川普的多项施政正遭遇民主党的反对，中美贸易战也对美国股市和部分企业造成不利影响，与中方达成一项让美国满意的贸易停战协议，也是川普所希望的。
但是，美国对中共发起贸易战和谈判要达成的目标底线，从谈判之初就已经明确给出，这个要求和底线一直没有改变过，那就是要求中共的“三零二停一允许”：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和零补贴，停止盗窃知识产权和停止强迫技术转让，允许美在华拥独资公司。
也就是说，美方要和中共达成的，是一项要中共做出所谓“结构性改变”的贸易协议。
然而，美国与中共达成让美方满意的协议，与美方让中共做到“结构性改变”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这就像当年美国与中共达成协议让中共加入WTO，与中共能够完全遵守世贸规则二者之间完全不一样。很多时候，美方所释放的乐观信息，其实只是集中在前者——为可能达成一项难以兑现的书面协议而兴奋不已。
中共签订加入世贸协议的骗局
1995年，中共正式申请加入WTO，并开始与WTO的37个成员国逐一开始拉锯式的双边谈判，其中最后中美之间的谈判，前后多达25轮。
1999年11月15日，中美谈判最后一天，时任中共总理朱镕基亲赴谈判。据当时中共谈判代表龙永图在回忆录中称，“在谈判面临失败的时刻，总理对大家说今天一定要签协议，不能让美国跑了，我来跟他们谈。”最终谈判成功。
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关于一些疑问，比如对中国农业的冲击、传媒业几年后要开放等，中共时任总理在国务院系统内有段著名的讲话：“如今答应是为了入世。入世之后，遵不遵守，主动权在我们手里。任何规则都有可以利用的空子，大家要多研究研究。”听者心领神会，过了5年观察期，中共进入不守约阶段。
中国加入WTO的“所有承诺”是指哪些承诺呢？据中方报告，在货物贸易领域，中国按照承诺逐步削减关税，平均关税水平从入世前的15.3%降低到目前的9.8%。在服务贸易领域的上百个部门中，银行金融、通信网络、保险证券等逐步放开。在知识产权领域，中共完成了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使其与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其它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规则相一致，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等等。
实际上呢，中共却用各种贸易壁垒和高关税应对美国产品进入。比如，美国极具竞争力的电影、艺术等文化产品，以及药品、汽车等高科技产品，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产品，中共对其设置了很高的关税和审查，而对美国最具有竞争力的互联网（Google、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和媒体则全面封禁。这相当于美国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根本进不了中国，或者进了中国但被征收很高的关税，而中国产品在美国可以畅通无阻。
中美关系实质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结束后，作为西方自由同盟国家代表的美国，希望通过接触交往，增强合作，逐步将中国融入到国际社会中来，从制度和价值观上与国际社会接轨，使中国成为一个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
但是中共却不这样认为。中共从反面吸取苏共垮台的教训，认为维持中共政权的合法性需要经济发展为支撑。中共要在执政合法性的严重危机中重获生机，必须依赖美国维持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获得资金和技术，尤其是获得国际合法性来维持国内严重缺乏的执政合法性。因此靠拢美国，与其吸取资本主义营养的长远战略利益相吻合。
建立密切的中美外交和贸易关系，也是共产党维护其统治所必需的。因此，在不触动共产党一党统治的根本前提下，中共不遗余力地、不择手段地改善其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
中共前党魁曾说，“中美关系关乎我国外交全局，关乎我国政治、经济和国家安全的战略利益。”“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它是我们国际上打交道的主要对手。”
中共了解，“就发展经济而言，美国的市场、技术、投资对中国来说都非常重要。”中共“需要美国市场创造中国的就业机会”，“需要美元作外汇储备”，“中美之间主要是买卖伙伴”，但政治上“中美是‘敌大于友’的关系。”
中共“发展经济只是为了以后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赢得时间，积累力量”。“中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一样。中美冲突性利益集中于高政治层面，互补性利益主要是在低政治层面……中美双边战略关系的性质是对抗大于友好成分。”
“中美不可能是真正的战略合作伙伴，而是更为恒久的竞争对手。”中美关系也将在动荡、平稳的起伏中向前发展，直到中共有实力主导中美关系那一天的到来。
“国共合作”的前车之鉴
美国与中共打交道，让人想起历史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两次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从1924年1月起至1927年7月止，历时三年半。合作前，共产党不过是数百人的小党，合作后，大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中秘密发展党员，三年之后就已有近六万人，甚至也开始掌握部分武装力量。后来因为中共领导农民运动，许多国民党军官的家属受到冲击，甚至镇压，因此反共情绪高涨。同时，“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正式与共产党决裂。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国民党陕北“剿共”前线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劫持蒋介石，蒋介石被迫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的中央红军被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在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被改编成国民革命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中共这些军队总共只有五六万人。等到1947年合作破裂时，中共军队已发展到一百二十余万，民兵发展到二百六十万，根据地面积近一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一亿。国共合作的后果，让蒋介石丢掉了大陆，不得不退守台湾。
秀才遇到流氓
美国政府和中共打交道很像秀才遇到流氓。秀才可以和有道德底线的人讲涵养、讲道理，讲谦让，讲规矩；但是如果把这些拿来对流氓，只能被流氓耍弄。
当年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当时的国际社会要求中共在2008年之前改善人权，中共自然满口答应。2008年奥运会之前，中共大肆抓捕法轮功学员，关押异议人士。
美国曾经要求中共遵守经济事务中的国际规则。中共外交部国际司的一位副司长对此回应，“首先我们必需要了解我们谈论的是谁的规则，如果是中国所参与的协定中共同制定的规则，中国就将遵守。如果规则是由一个或几个国家决定的，中国则没有义务遵守。”
美国的中国专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表示，“最大的挑战不是就各项议题达成协议，而是如何确保中方各项承诺的可执行性。”
迄今为止，中美双方的谈判所取得的成效，与对贸易谈判的乐观期待，距离甚远。所展开的谈判内容，还仅仅局限在中共购买美商品的范畴，而美方所要求的中共做出的结构性改变等内容，中共仅仅表示了愿意谈的姿态。
退一步讲，即使中美贸易谈判进展顺利，中共做出巨大让步，与美方达成了让美国满意的协议，那么，如何执行？怎样执行？
鉴于中共欺骗和不守诚信的历史记录，如何让达成的协议和中共的承诺兑现，将成为川普政府面对的巨大挑战，这种不确定性，也给未来中美达成贸易协议的乐观带来了阴影。
任何谈判和交易，任何事情，一旦触及到了中共的政权和统治的这个底线的时候，中共就立刻会进入“流氓耍赖”状态。中共体制因素的制约——这个巨大的阴影，将始终笼罩在中美贸易谈判的过程中。
因此，此次美国与中共所进行的贸易谈判，其对两国政治经济以及世界带来的影响，可能并不亚于此前的中共加入WTO谈判。美国如何能够不重蹈此前受中共欺骗的覆辙，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及整个世界，都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