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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越南战争40年:华侨吴喜来从越文老师到中英翻译

出生在越南的华侨吴喜来,曾是一名越文老师。来到英国后,她担任中、越、英三种语言的传译工作。

1978年年底,中越边境战争前夕,31岁的吴喜来和丈夫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乘搭火车从越南首都河内抵达中国广西凭祥。一家人就这样加入了1970年代从越南出逃的百万船民大潮。

出生在越南的吴喜来,祖籍是广东省南海县西樵镇民乐社草尾村。她用标准的国语一字一字清楚地说出自己的祖籍所在地时,脸上带着自豪的笑容。

1938年,日本侵华战争制造南京大屠杀后,吴喜来的祖父带着全家定居到山青水秀的越南南定省。

“我很幸运,从小就是一个幸运儿。爷爷和父亲很快就安顿下来,很快就赚到了钱,我们全家搬到华人街,这样我从小就读的是双语制(越南语、汉语)的华文学校。”

吴喜来回忆说,她的家庭是“保守的海外华人大家庭”,家人们在外面可以说越南话,但是回到家中关上家门,全家必须说母语广东话。

在云南河口的中越友谊大桥。1978年8月,一节车厢被放置在大桥中间,桥上封了铁丝网。

1968年,21岁的吴喜来从越南河内师范大学越文系毕业,在中学教越文。1977年年中,她在河内的一所中学担任高中语文教师。

“好好的,不知为何河内火车站每天都聚集很多华人。每天我们都听到有人离开的消息。有一天,我专门到火车站去看了看,一看就心寒,真是人山人海。我们华人一见面,天天就是谈出走这件事。听了真的很恐慌。”

吴喜来说从历史角度来看,印尼排华事件,对在越南的华人有很坏的影响。“我们留下了一个很沉重的阴影。我们老是害怕:千万别像印尼那样。”

排华恐惧

实际上,印尼排华事件只是越南华侨害怕的一个外因。在越南国内,从1960年代中期越共与中共的分歧开始,到1970年代中期越共实现国家统一,越南国内不断变化的政局对华人造成直接的冲击。

吴喜来回忆1979年中越战争之前的紧张气氛

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越南共产党推翻了亲美的南越政府,统一了全国。取得全国政权后不久,越共政府承认华人在抗美和国家统一过程中所作的贡献,曾发出令华人安心的“对华侨十大政策”。然而,越共在中苏交恶中选择了苏联,随即废弃了华侨政策,使华侨的生命和财产失去了保障。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吴喜来的亲人和朋友纷纷离开越南,也让她和丈夫终于决定离开。40年后,她在伦敦回忆起当年,感慨地说:“我们人啊,虽然是高等动物,但是也有动物的本能,像其他大小动物一样,有蝴蝶效应,要扎堆,要随大流。”

海上逃难

吴喜来一家在广西凭祥短暂停留,然而前景仍然很不明朗。面对大规模涌入的越南华侨,中共政府决定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安置到全国各地的农场。从来没有务农经验的吴喜来和丈夫,担心无法应对农场的生活,决定继续出走。他们从凭祥乘车到了广西港口城市北海。

“再走,就是出海了。出海也是人山人海。”

吴喜来的剪纸贴画:描绘从海上逃难的过程。

吴喜来说,当年出海逃难无论大人小孩,每人一律缴纳500元人民币。这相当于中国当时一个在北京的大学讲师的全年工资。

就这样,吴喜来与丈夫带着5-8岁的3个儿女上了一艘船,在海上漂流了一个月,才终于在香港上岸。

那艘小船上共载有120多人,厕所就是船舱尾部开的一个大洞,旁边竖立着4根木桩,有绳索围绕用作扶手。孩子们每次去上厕所,她一定亲自陪同,将他们紧紧抱住扶稳,唯恐稍有闪失孩子会跌进厕所大坑,丢了性命。

而她的丈夫因为晕船很严重,也需要她的照顾。“我一个人,管着晕船的老公,还要照顾3个孩子。他们一个接一个过来说,妈妈我要上厕所。我还要去排队领水,领饭餐,整天在船上跑来跑去。就这样熬了整整一个月,没病倒。孩子也没病倒。丈夫这个大男人,晕得昏天黑地,下船时需要两个人搀扶着才行。”

然而,并不是所有越南船民都像吴喜来一家安全上岸。她丈夫堂兄一家九口所乘的船,在澳门外海翻沉,全家只有一个16岁的孩子幸免遇难。她的一个同班同学,夫妇二人与一对儿女全部因沉船葬身大海。

越南华侨吴喜来回忆在海上的逃难经历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 UNHCR)的估计,1970-1990年代间,逃出越南的船民介于100万至200万之间,其中约20万至40万船民被海盗杀害或者葬身怒海。

一支口红

吴喜来和一家人在香港上岸,“还是很惨,挤啊、热啊、臭啊,吃不下睡不着。最坏的就是有的警察对我们态度非常差,完全没有任何尊重可言。”

上岸后的难民必须打开包裹接受检查,她至今还记得一支口红给她带来的辱骂。

吴喜来在香港的难民登记照。她们一家五口从广西北海上船,到香港上岸,海上漂了整整一个月。

“我从小到大生活在城市,虽然不浓妆艳抹,但特别场合我总是涂一点脂粉。所以在逃难的途中,我还是带了一支口红。到了难民营,警察检查行李,看到我的口红,开口就骂。什么他妈的,什么难民?逃难还这么讲究。警察骂得非常难听,不堪入耳。”

“我们夫妇每人带了一只古董劳力士手表,是我丈夫的父亲留下来的遗物。我们带着劳力士,又被警察骂。有一天我很生气,我就跟警察说:先生你用广东话骂我我听得懂,只不过我的广东话带越南口音,我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人。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他听了没再说话。”

难民营生活

1975年至2005年,香港共接收了23万多名越南难民和船民,其中安排14多万名越南难民移居海外,遣返6.7万多名越南船民,并永久安置了近1.6万名越南难民,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收容港”。

在香港难民营中的越南船民

据统计,1978年到达香港的难民中大约有六到七成是越南华人。1979年,华人难民的比例已接近80%。

如此众多的难民涌入香港,安置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难民营分“禁闭营”和“开放营”两种。这两种难民营,吴喜来一家都曾住过。

吴喜来的难民营回忆

我们那艘船获批上岸后,被安顿在“九龙仓”3个多星期。几百人挤在一个仓,不许自由出仓门。那种闷热及气味啊,我猜想你是难以想像的。之后,整船人被转移到芝麻湾戒毒所。此所建在山上,分男、女牢房。于是,两个女儿随我,儿子随爸爸。每天午饭后有两个小时的放风,一家子获得片刻在一起的时间。

约两个月后,山下的难民营建成,难民都被转移下去。虽然不分男、女营房了,但是依然是禁闭营制度。以锌铁皮建成的营房在午时的太阳底下简直是个烤箱。

越南船民居住的难民营,设备极为简陋。

我们这艘船的人在山下待了一个月才获得转到开放营——深水埗的银禧营。

我一家五口获得分配两个单人铺位,是“上上铺”,即是三层床的最上层。这里一样是锌铁皮的营房,依然是拥挤,而且闷热及气味比在芝麻湾时更加厉害。

自由营仅是管住,不管饭。家家户户要自食其力。白天,我和先生出去打工,孩子留在营里,8岁的大女儿照看6岁的妹妹和5岁的弟弟。他们仨人的午饭不是面包就是泡方便面,饿了吃点零食(也只是便宜的苏打饼干或青苹果之类),等到爸妈下班回营才有顿晚饭。

一次,老大倒开水泡面时不幸烫着了弟弟的手臂,留下了伤疤……

当年的我,人在上班,心却惦念着孩子:营房在海边时,担心他们掉入海是第一怕,第二怕他们爬上爬下三层床时摔下来,第三怕是一旦发生火警或群殴等意外之时,3个小孩处身于恐慌的人流中怎能自保?

但我们终究是熬过来了。

幸运儿

吴喜来一家在香港的难民营中熬过一年半后,获得英国的收容。夫妇俩带着孩子最初被安置在苏格兰的爱丁堡,但依靠借贷经营的豆腐芽菜店并不成功,还欠下巨款。他们于是决定搬到伦敦,希望有更多工作机会赚钱还债。

吴喜来帮人照顾过孩子,还在家中接制衣厂的缝纫活。那时,他们有了第四个孩子。

“我带4个孩子,还要做缝纫活。一有空就坐下来赶活。每天的生活很枯燥,就是赚钱、赚钱。做完家务把孩子安顿好,就要赶工。如果不出活,被别人催,下次就拿不到活回家做了。”

吴喜来回忆在英国定居后刻苦自学英语

“就这样我还是坚持自学英语,我决定每天学一个词,就把英语单词写在纸上,贴在我缝纫机的前面,一边缝衣服一边念发音。我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学英语。”

吴喜来努力自学英语终于给她带来了新的工作机会。当她看到英国政府部门招考“公众服务翻译和传译文凭”学员时,没有任何正式英语文凭的她勇敢地递交了申请。

虽然她没有任何证书证明自己的英语水平,她却成功说服了招考部门录取了她。

“我用很生硬的英语说,你们不让我读这个课程,国家就会吃亏。对方肯定觉得我口气很大,但还是给我解释的机会。我就说,据我了解你们一般以为中国话就是广东话,实际上普通话才是全国通用的标准语言。而我能流利地讲这两种语言,并且我中文书写程度相当好,越文程度也和中文一样好。你们如果让我受训,我一个人能顶三个人用。”

就这样,招考部门破格录取了她。经过一年的兼职学习,她成功获得文凭,很快就开始从事英国全国健康医疗系统NHS在伦敦各区医院的传译工作。

如今,年过70的吴喜来已经退休。然而好学的她退而不休,现在又报名参加了一个英文写作班,还在经常赶作业。

农历新年佳节期间,她给记者发来短信:“我还没上幼儿园就已经师从爷爷学中文,升读河内中华中学又获得极为优秀的语文老师授教。作为一个海外长大的华人,能不掉了中文这个根,我认为自己是个幸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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