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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华人有“虎妈” 美国孩子累惨了

蔡思聪在哈佛大学上大二时,猛然发现,自己竟然成了某位儿童心理学课程的主角。她跑到课堂上和这位教授对质——“你根本不认识我,怎么能从我的经历中妄做判断呢?”

和很多人一样,这位大学教授是从一本书里熟悉蔡思聪(英文名LouisaChua-Rubenfeld)的。2011年,华人母亲蔡美儿的《虎妈战歌》出版,其凶残的教育方式一度成为中美两国持续关注的热门话题——弹不好琴就烧了毛绒玩具;不允许任何一门功课学习成绩低于“A”;不许看电视;学校体育课时把孩子接回家好练一小时琴。

蔡美儿以“虎妈”的名字为人所知。蔡思聪,就是她的小女儿。

“虎妈战歌”吹响后,人们对这种教育模式的批评扩散到整个亚裔群体,直至今日,亚裔学生都因此被打上“只会读死书”的烙印;亚裔家长更不在话下,成为很多人眼中罔顾孩子心理和尊严的恶魔。

但是,这不是事实的全部。毕竟蔡美儿的丈夫不是亚裔,他显然也支持妻子的教育观念。他们的大女儿蔡思慧就曾回忆说,有一次,她在考试中取得了一个极高的成绩,母亲蔡美儿高兴地向她祝贺。这时候,父亲却质问她:“你为什么还错了两题?”之后扬长而去。

来到美国后,我才意识到,这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庭,在这里也并不少见,“虎妈”并不只是华人家庭才会出现的“物种”。

1990年5月31日,美国一家培训机构里,老师正在辅导学生数学功课(视觉中国图)

穿着纸尿裤上培训班

较多白人家庭将孩子的成绩与家庭教育联系起来,认为孩子能考上资优班,代表着自己的教育成就。

外界一度认为,“虎妈”式教育一定会给孩子造成严重心灵伤害,现在看来却并非如此:“虎妈”大女儿蔡思慧2015年从哈佛毕业,获得哲学和梵文双学位,2018年从耶鲁法学院毕业,现在在大法官办公室工作,并计划成为陆军检察官;小女儿蔡思聪现年23岁,2018年从哈佛毕业,获得艺术史学位,目前在纽约某公司任分析师。

更重要的是,两个孩子始终坚持捍卫父母的教育风格,蔡思慧曾在一段视频中说:“我妈妈让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我的父母对我寄予了厚望,并相信我有能力完成,这让我更为自信。”

蔡思聪也说,自己读中学时确实常常和妈妈吵架,毕竟一个15岁的孩子肯定宁愿和朋友们出去玩,而不是呆在家里学习或者练琴。进入大学后,她渐渐体会到母亲的不易:“虽然她和我爸爸同样都是耶鲁法学院教授,工作量一点都不少,但作为女性,她在工作的同时还要照顾两个孩子……我一直想当然地认为:她是我妈妈,所以她要负责做晚饭,而且每周末她还要开三小时车送我去纽约上小提琴课。”

可不要以为,把孩子上哈佛、耶鲁视为成功是亚裔人的思维,美国其他族群同样如此。蔡思聪小时候每周去纽约参加小提琴辅导班时,纽约其他家庭的孩子也在做着类似的事情。

在纽约,为了让自己三岁的孩子挤入该市的“资优”项目(GiftedandTalented),许多家长会让还没摘纸尿裤的娃上动辄几千美元的训练营。

“资优”项目俗称天才班,被选中的孩子可以优先进入纽约专门为这类学生服务的学校或班级,教学进度也比常规班快。有问卷调查发现,较多白人家庭将孩子的成绩与家庭教育联系起来,认为孩子能考上资优班,代表着自己的教育成就。

对于几岁大的娃娃尚且如此,更不用提面临升学的初高中生家长了。我认识一个在休斯敦某著名初中任辅导员的华裔老师,她说曾接到家长投诉,对方认为自己孩子所在的数学小组有两名成员成绩不理想,“无法促进孩子的学习积极性”,要求数学老师重新安排。当然,这个理由遭到了拒绝。

美国作家茱莉·里斯科特-海姆斯(JulieLythcott-Haims)也曾回忆,从2006年到2008年,她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健康特别小组工作,遇到了很多聪明、成功但无所适从的学生。这些学生认为自己必须学习科学或者医学、工程学,就像他们必须弹钢琴、必须为非洲做社区服务一样——这都是为了满足父母对他们的人生规划。有些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根本不感兴趣,但他们相信:“我的父母知道什么对我最好”。

海姆斯遇到过一个特别奇葩的案例。一个孩子的父亲威胁说,如果女儿不主修经济学,就和她的母亲离婚。这个学生花了7年时间才完成学业。在这期间,父亲事无巨细地管理着女儿的一举一动,包括要求她每个周末去校外的叔叔家学习。在父亲坚持下,女儿去见了一位经济学教授。她忘了给父亲打电话汇报事情进展,结果那天晚上回到宿舍时,她发现叔叔坐在宿舍大厅里,看起来很不自在,因为他得亲自督促她打电话给父亲。

如果亚裔母亲像这样极度关注孩子的学业表现,严格管理其私人生活,大概免不了要被称作“虎妈”,其他族裔的家长则有另外一个称呼,叫“直升机父母”,因为他们像直升机一样,似乎无时无刻不逡巡在孩子左右。

逐步告别“散养时代”

一三五爸爸负责送男孩去踢足球,妈妈负责送女孩去游泳,二四六还有数学、编程、芭蕾、国际象棋、童子军等各种活动。

和对“虎妈”的看法一样,教育学家一般认为“直升机父母”也会创造出一代不够独立、缺乏主见的孩子。父母采取这种贴身紧逼式的教育方式,自己的情绪也时常在内疚、恐慌和愤怒之间交替,恐怕也体会不到多少快乐。

但是,新的研究表明,在社会经济日益不平等的时代,这种教育方式或许才符合大势所趋。它不仅出现在美国,也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富裕国家。

20世纪70年代,无论是否有大学学位,人们的收入差距都不大。因此这是“宽容养育”的黄金时代,也有人称之为“散养时代”。孩子们可以得到很大自由,家长也觉得花18年时间一直唠叨孩子学习在经济上效益不大。

据调查数据,1980年,大学毕业生平均薪资比高中毕业生高出约30%左右。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不平等现象加剧,大学生与高中生的收入差距扩大到70%。

相比之下,获得大学文凭的难度并没有降低,1980年至2005年间,大学毕业生的相对供给量平均每年仅增长2%。这就意味着把孩子送进大学,是一件虽然艰难但值得的投资。

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美国父母每周陪伴孩子的时间增加了约12小时。荷兰、西班牙、加拿大和英国的家长也出现了类似趋势。多子女家庭里,光是处理孩子上这个班那个班的接送,就成了一项需要精细化管理的作业:一三五爸爸负责送男孩去踢足球,妈妈负责送女孩去游泳,二四六还有数学、编程、芭蕾、国际象棋、童子军等各种活动。

用社会学家安妮特·拉罗(AnnetteLareau)的话说,美国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父母,育儿方式存在明显差异。

在她研究的贫困和工薪阶层家庭中,“父母认为儿童的发展是自发展开的,只要他们有吃的、有住所、有其他基本支持就可以”。

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则扮演了更加雄心勃勃的角色,拉罗称之为“协同修炼”。“在这些家庭,父母积极培养和评估孩子的才能、观点和技能,”拉罗在其论文《时间、工作和家庭生活》中写道,“他们进行了刻意和持续的努力,以刺激儿童发展,并培养他们的认知和社交技能。”

两者的差异,既跟育儿理念、成长环境有关,也跟经济能力有关——毕竟参加各种班都是要花钱花时间的。

受过良好教育、对子女教育极为抓紧的“专制”式家长似乎确实看到了成果:美国一项对数千名青少年进行随访的国家研究数据发现,“直升机父母”的后代更有可能从大学和研究生院毕业。

这个结果甚至在全球也适用。2012年,全球各地针对15岁国际学生进行的评估计划测试(PISA)显示,“直升机父母”的子女分数更高。

强者利用教育的力量,令子女(至少在学业上)更强,这是当下不平等的时代的冷酷现实,这在任何国家都很常见。

美国高中生并不轻松

辅导班教师,时薪超越投行

自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虽然美国其他行业在苦苦挣扎,但补习辅导行业却增长了50%以上。

我们生活在休斯敦的卫星城糖城,这座城市因为美国主要糖厂“帝国糖厂”(ImperialSugar)总部设在此地而得名。除此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广为人知的特点——高耸云天的SAT平均分和优异的数学奥赛成绩。

SAT是美国大学委员会主办的一场考试,和另一场考试ACT都被称为“美国高考”。也就是说,糖城的教育地位相当于中国的衡水、黄冈等地。

本地有一位华裔老父亲,因为嫌学校数学进度不行,对补习班也是各种嫌弃,于是自编数学题,一直把孩子推进哈佛。这位爸爸后来和几个家长一合计,把现成题库放到网上,做了个学习网站,叫Beestar,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各地数学尖子生做题打擂的阵地。我也曾探访过一个奥数班,这个开在商铺二层、看起来很小的培训学校,居然有国际奥赛金牌得主和几位博士。

这可能是令很多人吃惊的一面——美国,其实是一个补课大国。

根据美国统计局2011年对美国学龄儿童和青少年做的统计,学生们在课外主要从事三项活动:运动、俱乐部和补习班。6-11岁的小学生,最普遍的课外活动是上各类课程(包括学术类和才艺类),30%的孩子都上至少一门,其中亚裔孩子比例最高,达44.5%,西班牙裔最低,为21.4%;12-17岁的中学生里,最主要的活动是从事运动,高达40.1%,但亚裔学生中仍有35.1%在上各类课程。

自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虽然美国其他行业在苦苦挣扎,但补习辅导行业却增长了50%以上。如今,美国补习服务市场已经高达70亿美元规模,出现了近50家特许连锁辅导公司,最大一家是源自日本的公文(Kumon)数学和阅读辅导中心,旗下拥有约1400家连锁机构。

2019年1月,锡安市场研究(ZionMarketResearch)发布研报,2017年,北美私人补习市场占全球最大份额,达32%。锡安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完善的高等教育体系吸引了大量移民学生,使得竞争日益激烈。同时也与公共教育质量下降,北美地区对课外辅导的需求增加有关。而北美市场的主导者是美国。

美国家长和孩子们对常春藤盟校等精英学校的追求,导致补习风愈演愈烈。简言之,收入前20%的家长都梦想把子女推进排名前50的名校——至少学校排名不能逊于自己当年。

2017年,这些学校新生平均SAT成绩为1484分,ACT成绩为33分(满分36分)。SAT和ACT这类标准化测试本应衡量学生能力,现在越来越与父母收入紧密联系起来,更催生了每小时收费最高可达1000美元的备考私教产业。

一些名校毕业生发现,做补习教师的时薪甚至高出知名跨国投行、律所的起薪。比如,在高盛,初级金融分析师的起薪约为每年8.5万美元,时薪合50美元,而在纽约Inspirica这类补习公司,导师入行起薪为50-70美元,而且很快有望升至225-500美元。

SAT并不是入学的唯一指标,想要进好大学,学生们还需要有过硬的平时成绩,据《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数据显示,常春藤盟校中大约93%的新生都是高中全年级的前10%。越是位于大都会地区的好学校(纽约、华盛顿特区、达拉斯、西雅图、洛杉矶、硅谷),学生的压力就越大。

史岱文森高中是纽约一所精英高中,该校毕业生迈克·刘曾发表博文,讲述四年高中生活:“这四年是一轮接一轮的分数、论文、答卷和考试。史岱文森培养了一种对成就的崇拜,那些适应不了的人要么不再关心分数,要么干脆放弃……分数计算到小数点后第二位,家庭作业时间远远超出了可控的范围,而常春藤联盟的录取名额让人觉得,考试但凡有一点点闪失,就会让希望破灭。学生们被滑稽的大书包压着,拖着脚步在大厅里走来走去,似乎眼看着就要被压垮了。”

在硅谷的两所精英高中——甘恩高中和帕洛奥图高中,甚至一度出现了学生自杀潮,这两所公立高中10年来的自杀率是全美平均水平的4-5倍。在这里,每个学生几乎都要参加体育或交响乐团训练,组织社团活动,为每门功课温习至少半小时。这些孩子给人的感觉是,他们似乎永远不用睡觉:午夜1点做完作业刷社交媒体放松时,他们的好友们都仍然在线。高强度学习的代价是严重缺觉,滥用咖啡因片提神,甚至滥用毒品。

上世纪90年代末,耶鲁大学精神病学系副教授桑妮娅·卢萨(SuniyaLuthar)开始专门研究“富庶阶层”学生的压力和精神问题。她的数据来自家庭年收入中位数超过20万美元的公立学校,以及学费近3万美元一年的私立学校。最终研究显示,中上产阶层青少年群体酗酒和吸毒的比例高于贫穷子弟,并远高于美国全国水平;他们被确诊患有抑郁症或焦虑症、出现不当行为的几率是美国平均值的2-3倍。他们的压力源主要来自两方面:凡事均要得优的压力;父母与其情感联系淡漠,似乎只会在子女表现优异时才表现出温情的一面。

现在,高中的压力开始向初中甚至小学下行,其中以纽约最为突出,包括史岱文森、布朗克斯技术高中在内的8所高中,每年举行相当严苛的招生考试,录取比例低至100:1。虽然考试是在八年级(初三)进行,但许多考生从六年级就开始针对其考试接受辅导。

这还没完。面对越来越多的申请,一些纽约优秀高中为了加强考核难度,加设了一个条件:要在五年级的标准化考试中获得高分。此外,曼哈顿一些初中,如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附属中学也对四年级的成绩提出很高要求,结果就是,孩子们在读三年级时,已经开始为应试做准备。值得庆幸的是,美国小升初、初升高需要考试的只有纽约一市,其他地区通常采取就近入学原则。

“不让一个学生掉队”

每个年级的老师会抽出固定时间段,对在本单元作业和测验中表现不理想的孩子进行集中辅导。

每天,美国公立学校的老师都可能会面临这些问题:优秀学生的家长嫌教学进度太慢、其他学生太逊,要求专门安排快班;有些家长对孩子基本上持不闻不问的态度,甚至读中学的孩子怀孕,家长都是最后一个知道。

好在美国公立教育系统的一大特色是,照顾后进生和其他有特殊需要的未成年人:“不让一个学生掉队”。从教学层面尽可能保障各类弱势学生的利益,支起一张防护网,以免学生越坠越深。哪怕学生怀孕,学校也会有社工帮忙解决一系列后续难题。

比如说对于一切英语非母语的学生,不管是否拥有合法移民身份,学区都有义务提供免费的ESL(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直至学生英文达标才会从该项目中退出。据美国教育部统计,截至2015年,美国公立中小学中有480万名学生需要接受ESL教育,占美国公立学校总人数的9.5%,为此财政提供了598亿美元拨款。

再比如,多数学校都提供了补课制度,每个年级的老师会抽出固定时间段,对在本单元作业和测验中表现不理想的孩子进行集中辅导。

对于像自闭症和其他身心残障学生,学区和学校也投入了大量经费和人力物力。1975年,美国制定《残疾人教育法》,致力于服务3-21岁残疾儿童和青少年。大量患有学习障碍、言语障碍、自闭症、智力发育障碍和其他慢性疾病的特殊需要学生得以进入普通学校,在一个更为多元化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据统计,公立学校系统里残障学生占总入学人数的13%左右。

美国通常从1岁到5岁的托儿所、幼儿园均为自费,在硅谷和纽约这类大城市又贵又不好进,但我们所处的学区,3岁以上的智力发育障碍、自闭症和自闭症谱系儿童可进入免费的培训项目,而且每年这个项目开设的时间比公立学校还要长,为的就是及早为他们开展康复培训,为今后自理和融入社会争取一些机会。

为了帮助这些孩子,美国所有校车都有专门的轮椅升降装置,学校游乐场有可以通过安全带固定的秋千,午休时间小朋友们去玩耍时,都已经习惯了轮流帮身体不方便的孩子推秋千,不少孩子还有“影子老师”,一对一提供帮助和辅导。

当然,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这类公立教育所保障的,只是孩子们最基本的教育需求。对那些期待孩子阶层永远向上流动、只熟悉学历和名校这一条上升路径的家庭来说,就只能将压力传递到下一代。这或许就是美国、英国或任何国家中产阶层的宿命。在这些家庭,孩子健康、正常、快乐,已是奢望。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冬琪 来源:Vista看天下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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