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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后 父亲精神失常了

作者图|老家的胡同

故事时间:1997-2019年

故事地点:山东菏泽

1997年冬天,父亲所在的拖拉机厂面临清算,他选择了买断工龄。办妥手续,拿到钱后,父亲成为了万千下岗工人中的一员。

父亲下岗后,尝试做起小生意,他不知从哪学了一门手艺,买了家伙什,走街串巷卖起了冰糖葫芦。

冰糖葫芦并不畅销,加之他性格木讷,不善言语,生意还没摸清门道就黄了。这次失败的经历,似乎预示着父亲不适合自主创业,后来他又尝试卖水果、蔬菜,无一不以灰头土脸告终。

那时母亲刚完成了她生命中一次重要的跃迁——由农村嫁入城里,又顺利生了个大胖小子。本以为人生就此高歌猛进,谁料风云突变,问题一个接一个暴露。

父亲失业,原本不富足的家庭一下变得拮据,生活上的压力诱发争吵,争吵又升级为武力。母亲不是父亲的对手,每次争吵,都是一场单方面的制裁,母亲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

那时电话还没流行,母亲挨了打,只能偷偷抹眼泪。娘家距离城里二百里,她回不去,于是她把姥姥接到城里,企图给自己壮势。

姥姥到了城里,没几天就收拾包袱回去了。临行时,她眼泪鼻涕抹作一团,哭诉道:‌‌“我一辈子没被人这样骂过,今天被女婿骂,真是作孽!‌‌”

母亲说,就是那时,父亲的病症崭露出了苗头,或者更早一点,只是没有表现出来,是精神病。大家都说不清他到底有什么毛病,总归是精神出了问题,既然是精神上的问题,就统统算作精神病。

父亲异于常人的暴躁,发起飙来六亲不认。我小时候爱哭,父亲对此很反感,一次我的哭声引得他震怒,差点因此丢了性命。

‌‌“他抱起来你,就要往楼下扔,我抱住他的腿才把他拦住。‌‌”母亲回忆起这段经历心有余悸,她补充道,‌‌“我要不拦着他,他真的会那样做,他就是那样的人。‌‌”

奶奶对父亲的病症不闻不问,她只当他脾气暴躁,家里出了一个精神病是件极不光彩的事。在这样的纵容下,父亲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1999年的年关,奶奶和邻居撮合了一桌麻将,从下午玩到了天黑。父亲回来,看见母亲在牌桌上,骂了两句,动手便打。

一圈人吓坏了,拉也拉不住,婶婶跪在一旁磕头,边磕边哭:‌‌“哥,求求你了,别再打了,再打嫂子就死了。‌‌”奶奶和邻居上前去拉,也被推倒在地。

那天母亲被打得没了人样,头发被抓掉大片。在婶婶家躲了一夜后,母亲决定离开这个家,回到老家去。

这一年我三岁。落寞的清晨,母亲牵着我坐上了回乡的依维柯商务车。依维柯跑得很快,二百里路,只要两个小时,母亲什么也没带,我是她唯一的行李。

许多年后,她再向我说起这段过往时,我仍能真切地体会到她的绝望和恐惧。父亲不光是她青春年华里的劫数,也是我年少岁月挥之不去的阴影。

在乡下生活了九年后,母亲还是和父亲离婚了。

我在镇上的小学读五年级时,一辆大卡车突然来到了我家门前,车屁股后头,两条深且长的碾痕看不到头。

车的主人,是我素未谋面的姑姑,她的到来是为了一件事,就是把我接回城里。母亲显然已经跟姑姑交涉过了,我看向她,她点头,意思是‌‌“没错‌‌”。

我自小在农村长大,上树掏鸟窝,下地逮蚂蚱,野惯了。听说要进城,一百个不愿意,试探着使了一通小性子,意外的是,母亲没有生气。一阵安抚后,她平静地看着我说:‌‌“你到了城里,要好好读书,考个大学。‌‌”

‌‌“我啥时候回来?‌‌”

‌‌“在城里好,就不回来了。‌‌”

我还想多问,没说出来的话便被轰鸣的引擎声打断,我祈求地看着她,问:‌‌“那你啥时候去?‌‌”

‌‌“你想我了,我就去。‌‌”母亲说完,开始往我兜里塞钱,我低头一看,是百元的面额,才意识到这一切很真实,不像在开玩笑。

‌‌“我的书还在学校。‌‌”

‌‌“书不要了,到了城里咱买新的。‌‌”这次说话的是姑姑,她一手挎起我的书包,一手搂住我的脖子,把我塞进了驾驶室。

大卡车突突突启动。我沮丧地蜷曲在车里,透过窗看见母亲站在大门口。夕阳下,她的身子缓缓垂下去,像五月风吹过的麦子。

车上,姑姑怜悯地看着我:‌‌“她要喝敌敌畏,把你也一起毒死。‌‌”我不愿意搭话。西山的太阳落得真快,一坠一坠的,很快就掉到地里面去。

我躺在颠簸的驾驶舱里,脑海中全是母亲哭着打电话的场景。母亲回村里后,父亲并没有放过她,除了隔三差五的电话骚扰,他隔两年会回来一次。每次回来,母亲都会闹着上吊。

我知道母亲不会轻易离我而去,但每次看到绳状的物体,我仍会一阵犯怵,仿佛母亲某天就会用它吊死自己。

母亲从村里嫁去城里,又从城里逃回来,想要的无非是内心的安宁,但这份安宁不受保障。积蓄多年的怨念,终归让她得愿以偿。

她还年轻,和父亲纠缠下去不是办法,离婚是她唯一的出路。我知道她要走,心里却为她高兴。

再见到母亲,是签离婚协议的时候。破旧的县法院,我应要求到场。场上人很多,叔叔、姑姑、爷爷奶奶,都到了,母亲只有伶仃一人。她身穿一件红白相间的短袖衫,两月没见,脸又瘦削了几分。

我站在人群里,透过来往的身影偷偷看她,她也回望我。许久,我被带走了。临走时,她跑过来,握住我的手问:‌‌“中午吃了么?‌‌”我点头回应。她又问吃了什么。我如实回答。最后,她说:‌‌“你别恨妈妈。‌‌”

我怎么会恨她?彼时我对离婚的理解,就是两人分开过日子。我印象中,父亲和母亲一向是如此,离婚无非是给这段若即若离的关系盖了章,大家从此了断。

我也知道,我是母亲交换自由的代价,作为一代单传,爷爷不会放弃我,父亲更不会。

那天我告别了母亲,又折回城里。车上,我和父亲并肩坐着,他那时正在服用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我知道这一点,所以很怕他。

父亲一路没说什么话,倒是叔叔和姑姑说个不停,他们商量着送我去离家最近的学校读书,问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书包。我说我想要米老鼠的。缄默的父亲突然开口:‌‌“米老鼠好,我给你买米老鼠。‌‌”

我和父亲的相处不融洽。我对他的认识,局限于母亲常年在我耳边的苦诉。她经常在夜里抽泣,调子拖得很长,像唱戏。

我和她睡一张床。每到这时,我都会醒过来,问她怎么了。她说没怎么,就是人这一辈子太苦了,接着嘱咐我好好上学。有时她会讲上一两段父亲的恶行,我不爱听,但也全都听了进去。

父亲自母亲走后,开始四处打工,大多时候都在饭店,做切配、传菜,但他的确是一个没有厨师天赋的人,在饭店混迹良久,做的菜仍色香味一样不占。

2006年的夏天,父亲决定去外面闯一闯,他从没出过山东。这一次,他选择了心目中最伟大的城市——北京。但不到一个月,父亲就灰头土脸地回来了。在北京,他的手机、钱包和身份证都没了,爷爷托在北京做事的亲戚找到他,给了他回来的盘缠。

回来后,父亲跟爷爷奶奶讲他差点被人迫害:在北京、火车上以及回家的路上,都有人盯着他,只等他一个不留神,就要结束他的性命。

父亲不吃饭,把自己锁在屋子里。奶奶做了饭,将碗放在门外,他动也不动。他怀疑饭里头有毒,认为奶奶要害他,站在阳台上破口大骂,骂得街坊邻里引颈侧目,才肯罢休。

父亲的情况属于躁郁症,他开心的时候就像孩子,不开心的时候像个疯子。更多的时候,他是沉默的,就像一块沉在水底的木头。

到2008年,和母亲离了婚后,父亲的性情才稳定了一些。夏天,我在电视前看奥运会,他就在一旁写毛笔字。正楷,他写得很工整。逢年过节,父亲惯例写一些红底黑字的对联贴在门上,余下的会送给叔叔。闲暇之余,他也画水彩画。

我们两个话都不多。我原本性格内向,来到‌‌“新家‌‌”后,变得愈发沉默。初来乍到,我没有玩伴,也没有同学,每天靠着一台旧电视杀时间。电视只有三个台,两个地方台,一个中央台,内容反反复复。

有一天,我在胡同里捡到一只狗崽。这只狗被人虐待过,尾巴上已经没有了毛皮,沾满了灰土。它瑟瑟地蜷在墙角,两只眼睛血红。我用手去摸它,它只一个劲地颤抖。

我用衣服把它兜起来带回了家,用纸箱子给它做了一个窝。看着它,我心里难受极了,对它说:‌‌“土狗好养活,你也要坚强一些。‌‌”

父亲回到家,发现了它。我还没开口解释,它便被他一只手抓起,举过头顶,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我呆住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狗很顽强,被摔了一记后仍吭吭唧唧,不肯死去。父亲见状,拾起来又是一记重摔。这下它死了,在地上翻滚一下,再没了动静。

我不知道一只狗何以引起父亲的暴怒,从他的骂声中我得知,它太脏了,得处理掉。我说让我来。

我从地上捡起狗放进纸箱,触到它的肚皮时,还有鲜活的温度。端起箱子往外走,出了门,我的身子止不住地颤抖,眼泪扑簌簌往下掉。看着箱子里面的狗,我张着嘴想:‌‌“下辈子再来找我吧,等我有了自己的家,就能养你了。‌‌”

那天我迎着夕阳走了很远,走到了一处大堤,堤两侧都是不具名的坟头,我放下纸箱,用手扒开一处泥地,用树枝刨了一个坑,来往的一个大爷见我在埋狗,说:‌‌“这么浅可不行,埋得深一点,它下辈子就能做人了。‌‌”听得我眼睛又一酸。

埋了狗,谢过大爷,我漫无目的地往回走。夕阳挂在我身后,把影子拉扯得很长。对夕阳,我满心恐惧。当太阳落山,父亲就要下班回家,我们要共处一室,并且躺在一张床上睡觉,对此我本能地抗拒。

回到家,我才发现丢了钥匙,父亲开了门,问怎么回事,我说钥匙不知道丢在哪里。没等我说完,父亲就开始骂骂咧咧。骂了几句,又扬手一下、两下地往我的脑袋上打。那是我第一次被父亲揍,打完他就转身钻进屋子里做饭。

以往我也常被母亲揍,她的巴掌决不亚于父亲,我从不觉得难过,但这次我感到委屈。这时我才意识到,原来我对父亲天生就带有敌意,母亲多年的屈辱,更滋养了它,让它在我的血液里肆意流淌。

从那时起,我有了个念头,我认为我来到父亲身边,就是为了一雪母亲的深仇大恨。我突然接受了父亲的确是个精神病人,母亲败给了他,我该带着她的意念继续跟他抗争。抗争的方式,就是互相折磨。

我开始刻意抗拒有关父亲的一切,被他打骂,我故作云淡风轻;外人谈及父亲,我闭口不提;紧急联系人、亲属一栏,我写上的只有母亲。后来母亲改嫁了,我又把联系人改回父亲,只是手机号码永远填错一位。

暑假过后,我就读于一所离家很近的小学。城里的教学比农村先进,我却被远远落下了,几门功课一塌糊涂。

父亲对我的成绩并不关心,在他看来,世上没有稳定的工作,但真正饿死的人不多。他总有意无意地催促我尽快为家里挣钱,常说:‌‌“你毕了业就去饭店端盘子,干久了就转到后厨,从切配,到厨师,饭店里头吃喝不用愁。‌‌”

我不敢反对他的任何意见。曾经有一次,我顶撞了他,他指着大门说:‌‌“滚到外面去,不要回来了。‌‌”我被赶出门,从黑漆漆的胡同走到路灯底下,又沿着灯光走到了一处公园,在公园的长椅上躺了一夜。

第二天我照常去上学,放学后父亲已经等在门口。他看见我,满脸怒气地走过来,啪的一巴掌盖在我头上:‌‌“你觉得自己牛逼了是不是?‌‌”我不敢说话,也不敢动。来往的同学很多,对着我指指点点。

记得从那以后,我开始厌恶上学。一开始我不明白,以为这是学生必有的心理。后来,我走向社会、与人打交道,才缓缓从那一记巴掌里回过神来:我并非讨厌上学,只是讨厌一切人多的场合。每每遇到,我都会压抑得像马戏团里钻火圈的狮子。

彼时我生活中唯一能感受到的温暖,来自爷爷。他是个老工人,多年的劳作在他的手上留下了永恒的记号,他常用那双槐树皮般的大手抓住我的手腕,给我讲林冲上山的故事。

但我为爷爷的婚姻感到悲哀,因为奶奶十足霸道。她对爷爷的统治,无异于父亲对我。我经常能从爷爷浑浊的眼神里看出压抑和无奈。

即使强势如奶奶,也拿我的父亲没办法。父亲肆意而为,完全不讲伦理和章法。一次吵架,父亲指着奶奶鼻子破口大骂,她气不过,扬手给了他一记耳光,却被父亲抓着头发扯倒在地。

我站在一旁,看见奶奶无助地躺在地上,突然想到了母亲,恐惧使我动弹不得。

我试着拿捏父亲的性子,规避和他发生矛盾的任何可能。他一回来,我就静静呆坐着。有一次他下班,一进屋就开始骂:‌‌“狗日的东西,要你有什么用!‌‌”他给了我一巴掌,我才知道原来是水龙头没有拧紧。

等他骂完,我才松了口气。洗把脸,照了照镜子,我蹑手蹑脚地出了门,去路边的小卖店给母亲打了个电话。母亲在电话里问:‌‌“你爸打你没有?‌‌”我说没有。她说没有就好:‌‌“有的话就告诉妈妈。‌‌”

我知道,我们都拿父亲无可奈何。‌‌“他要是打我,‌‌”我打断母亲的话,‌‌“我就还手跟他打。‌‌”

母亲突然沉默了:‌‌“那你不就跟你爹一个样了。‌‌”我听罢,挂断了电话。付钱的时候,泪突然掉了下来。电话铃声在我的身后不停地响。老板说:‌‌“快接吧,接电话不要钱。‌‌”我吸了吸鼻子说:‌‌“不用了,让她打吧。‌‌”

那个周末,母亲过来看我。她穿了件宽松的黑色外套,却没能掩盖腹部隆起的事实,我不知道该怎么问。当然我不问,她也不会主动说。

我在汽车站等她。出了车站,我们沿着马路走了很久,去一家面馆落脚吃了面,在街边买了两件新衣服,又折回车站。

她说:‌‌“你回去吧。‌‌”我问她:‌‌“我去哪儿?‌‌”

‌‌“回家吧。‌‌”我从她手中接过袋子,转身往候车厅外走。走到门口,我回头看她,她也在看我,我没有说话,径直走出了大厅。

袋子里塞着新买的衣服,底下是两个苹果,一瓶酸奶。走了没两步,我突然停住脚步,拿出较大的那个苹果啃了起来。

候车厅有很多台阶,我尽可能让自己站得高一些,这样母亲就能看到我。我期待她走过来,问我为什么还不回家。如果她这么问,我就会告诉她,我不想回去。

我啃得很慢,啃完了苹果,我又不紧不慢地喝奶。等到奶也喝完了,我开始不安。心想,这会她一定已经走了,我懊悔自己没有站得再高一些。走到门口,我顺着来往的人群往里张望,刚才分别的地方已经空了出来。

高二那年,我辍学了。

有两天时间,我没去学校上课。早晨出了门,我便骑车去学校附近,锁了车子后,就在周郊溜达。第三天,我又去了学校,跟班主任说我要走,今天是来跟他告别的。

班主任人很和善,任教语文,我私下里常写一些作文给他,他每次都写很长的评语。这时他问我要去哪儿,我说我也不知道,就想离我爸远一点。

但辍学后,我并没有离开父亲。我发现我没有足够的钱,也没有足够的能力,甚至没有足够的年龄。

我在父亲曾经工作过的饭店打工,工资一月900元,后来又去一家洗浴中心擦皮鞋,一月拿1500元。每次发工资的时候,我把钱如数上交,以换来短暂的平静。多年的相处,我已经适应服从他,表面上越来越温顺。

父亲常说:‌‌“我现在养你,我老了,你就要养我。‌‌”我说我知道,但扭过头,就在心里多次把他抛弃,我没法想象和他纠缠一生。

那时我已经长到了一米八,足足比父亲高出一个头。他的脾气仍旧古怪,嘴上骂骂咧咧,巴掌却不再够得着我了。

望着逐日矮小的父亲,我常想,或许是搞错了呢?或许我根本不是他的种?这种罪恶的念头让我既兴奋又羞愧。当我站在镜子前,我又安慰自己:‌‌“他是爱我的,只是用错了方式。‌‌”

我学着像父亲一样写日记。他每天都写,有时是洋洋洒洒的一篇,有时是三言两语。不少时候,我都会想一睹他的生活中究竟都发生了什么,让他脾气如此恶劣,言语刻薄。

有一次我偷偷翻开,看到上面密密麻麻写的不过是生活种种,如‌‌“某月某日,交电费XX……‌‌”我在父亲的日记里既看不到他生活的瞬间,也找不到他对人生的任何感悟,只有一页页枯萎的昨天,干巴巴如一捏便碎的秋叶。

在日记里,我除了记录自己,也常记录父亲,记录我与他之间的不和睦。我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与自己对话,为生活中所有不期而至的压抑找寻出口。写着写着,我们的嫌隙仿佛变小了。

譬如我常这样在笔下问自己:试问天底下有哪个父母不打骂孩子?答案当然是没有,我于是开悟般点头,父亲的行为便仿佛合乎了常理。

2015年除夕,父亲突然兴致冲冲地要我喝酒。我们两个围着一盘饺子、一碟花生米和一道黄瓜猪耳默默苦饮。我喝的少,父亲喝的多,喝着喝着,父亲就醉了。

他面色潮红地胡言乱语,说对不起我们娘俩。我说:‌‌“你喝醉了,不要再说这种话。‌‌”夜里,我站在阳台上抽烟,父亲在屋里看春节联欢晚会,他被小品逗得频频发乐,我突然想起了母亲,给她编辑了一条问候短信。

等父亲睡了,我照常提起笔,打算告别一年的种种。思索良久,却不知该从何写起,我轻轻取出墙角的不锈钢盆,将日记一页页撕下,不消两分钟,火萎了下来,纸灰就着水被冲进了下水道里。

年后的春天,我成为了一家工厂的业务员。工厂的业务遍布南方各地,我第一次离开了父亲。他说要骑车送我,我没同意,自己打车去了车站。

躺在火车的上铺,我的身心莫名感到愉悦,当晚一夜无眠。灯早早熄了,车厢里很安静,窗外是飞驰的万家灯火。

我想起那天分别的时候,班主任对我说:‌‌“你不能带着恨意去生活。他毕竟是你爸,你不能这么恨他,你该试着去爱他。‌‌”

我可以不去恨他,但他爱我吗?记得上初中那会,父亲虽然工资不多,但我喜欢吃肉,他就每天买一斤,牛奶也没断过。基本上的,我喜欢吃什么他就会反复地买。大概也算是一种偏执的示好方式。

成为亲人我们无法选择,他并非天然会爱人,却永远知道你身上最痛的位置。那种恶毒,就像饭里的砂砾,‌‌“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

如今我很少和父亲联系,他百分之八十的来电,我会不接。其实我从来没跟他达成和解。乖巧是假的,乖张是真的,每个人有不同的人生轨迹,设身处地的理解,是一件奢侈的事。

我们是父子,但关系也仅限于此。

-END-

作者王阳,自由职业者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赵亮轩 来源:真实故事计划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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