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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为毛打倒刘少奇提供理论依据

——读郑重的《张春桥:1949及其后》

毛泽东从没有过什么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有的只是一些反官僚主义的零碎的、不成系统的、甚至自相矛盾的片言只语。但是,毛要打倒刘少奇的欲望和阴谋都要比他在理论上的创造要强烈千百倍。毛泽东又是一个自负甚高的“革命导师”,他不想让他对刘的斗争被认为是简单的权力斗争而失去道德制高点,他需要制造出一套玄妙的革命理想和理论来美化他发动的政治运动。

虽然人们常说历史是由战胜者来写的,但是战败者的历史却绝不容忽视。且不说这种逆向思维的叙事常常可以提供鲜为人知的史实,成为对胜利者历史的一种难得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它常常在不经意的细节中剥落胜利者历史中人为的油彩,提供对完整的场景进行观照和审视的多维视野。

近来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郑重的《张春桥:1949及其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下简称为郑著)就是一本专为失败者的立传之作。作者是一位学者型的资深记者,自196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后,在《文汇报》工作了四十余年。除了数以千百计的工作上的报道采访,作者还出版有《毛泽东和文汇报》等学术著作和《谢稚柳传》、《张珩传》等多部书画大家和收藏大家的传记。[1]谈及他的人物传记的主旨,郑重曾自喻“不欢喜赶热闹,欢喜写一些被忽略的或者受冷遇的人”。[2]按作者的说法,他这本耗时十余年的传记的目的并非是“为张春桥开脱翻案”,而是为了“寻找张春桥,特别是寻找真实的张春桥。……在寻找张春桥的过程中,我始终坚持:我不是审判者,张春桥也不是受审判的人。他是这本传记的主人,在材料的基础上,我和他进行平等的对话。我是以诚实的态度对待历史素材,更是以诚实的态度对待张春桥”。(页viii)平心而论,读者是不难在掩卷之际体味到作者竭力追求的治学的公正与赤忱的。

郑著纵篇近七十万字,共分为“重返大上海”、“批判《海瑞罢官》”、“实践毛泽东夺权理论(上):一月革命”、“一九六七年十月事件”和“现在还不是说话的时候”等22章。其中描述张春桥文革活动的有18章,占了81%的篇幅。作者并不是一个能接触文革机密档案的人,除了公开出版的资料,他的史实大多来自他作为一个专业记者在巨量的访谈中的仔细挖掘。除了因为官方的严密限制,作者无法采访狱中和保外就医后(换一种监禁而已)的张春桥本人外,所有能够找到的张文革前的同事,上下级;文革中的秘书、“同党”、家人、亲属他都采访到了。以这些口述史料为主线之一,又和现有的所有出版物一起映衬堪比、构成了郑著的鲜明的记者型的特色:一种在不懈的采访挖掘中把被遗弃的历史碎片还原成完整真相的不凡功力。

历史定位:毛、张之间的互动和互需

毋庸违言,在中共官方和民间的公众视野里,张春桥是一个被脸谱化了的人物。他带着众多的政治标签,诸如“叛徒”、“篡党夺权的阴谋家”、“野心家”等等。郑著不从政治是非上来给人物的定位,而采取了一种较为中性的概括:“毛泽东思想的阐释者”。作者认为:跟随和理解毛泽东的步伐和思想,是相当一部分、包括延安走出来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愿。但不幸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毛泽东身边的笔杆子都一一被淘汰出局,而张春桥却和毛相知始终,并被毛视为知音。之所以如此,“靠的并不是对毛泽东的高调吹捧”,而是因为“他把自己定位为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思想的阐释者,想在理论上制胜,或许认为理论比权力的寿命更长”。总之,“他只不过是毛泽东棋盘上的一颗棋子,没有这颗棋子,毛泽东晚年的棋可能是另一种下法”。(页viii,ix)

这一历史定位,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以为还可以进一步发掘毛和张之间的互动,即毛泽东身边的笔杆子集团——极左派的理论精英们对毛泽东晚年思想形成的主动贡献和反馈影响。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文革研究者,对于毛泽东的马列理论素养都有过高估计的倾向。事实上,毛泽东从没有过什么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有的只是一些反官僚主义的零碎的、不成系统的、甚至自相矛盾的片言只语。但是,毛要打倒刘少奇的欲望和阴谋都要比他在理论上的创造要强烈千百倍。毛泽东又是一个自负甚高的“革命导师”,他不想让他对刘的斗争被认为是简单的权力斗争而失去道德制高点,他需要制造出一套玄妙的革命理想和理论来美化他发动的政治运动。这些理想和理论其实是毛和他的笔杆子集团一起创造的。比如,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直到一月夺权以后才由王力和陈伯达为他在马列著作里找根据总结出来的。而当时总结的匆匆忙忙,还因为是1967年2月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领导卡博和巴卢库来访,必须要给他们一些文革的马列理论根据。[3]这一过程,用现代汉语的大白话来说其实是“共谋”;而用中共官方的漂亮套话来说,便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了。[4]

其实,郑著也已经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张和毛之间的这种互动。其一,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论性的文件,除《5·16通知》外,还有主要由张春桥起草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4月10日)。此中,张春桥发明了一个“黑线专政论”,即“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毛泽东在看后大加赞赏,他在进一步的修改中加上了“搞掉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如果说张春桥的“黑线”大约还只是指当时的文艺界领导周扬等人,而毛泽东则受张的启发,把它发展成“全盘的系统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问题了。(页176-177)其二,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另外的几个纲领性的文件,张春桥还起草过提出“巴黎公社原则”的《十六条》,正式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1966年林彪的国庆讲话等。前者张是被毛誉为“出力最多”的两个起草人之一(另一个是王力)。后者则张是唯一的执笔人。此外,张春桥还是九大、十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人。其三,林彪事件发生后,毛因接班人问题的失误而长期处于一种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处境里。最后他又想到了制造玄妙的理论来转移和掩盖自己错误的旧招术。于是,1975年张春桥和姚文元受毛委托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重头文章。[5]不仅把林彪集团硬和地主资产阶级强行挂钩,还把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怪罪到人类社会在一定的文明阶段的必然产物头上,诸如商品制度、货币交换、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等。其实马克思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虽然偏颇,但是还远没有荒谬偏激到要对商品和货币等“全面专政”的地步。张春桥等极左派理论家口口声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而他们所阐释的毛的最新思想才是一种货真价实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倒退性的修正。张春桥不仅有其言,还有其行。1975年他就想在上海干部中重新实施供给制,只是因为当时管经济的市委书记马天水测算后告诉他其花费会数倍于现行的工资制,市里的预算根本无法承担,张才只能悻悻作罢。(页630)其实,这种“革命理想”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和人类文明的倒行逆施是显而易见。好比现代社会中的食品难免有对人体有害的化学成分,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因噎废食,甚至倒退到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去。从毛泽东“五七指示”到张春桥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理论的要害,就在于用历史和社会形态的倒退来避免人类的高级文明发展阶段中难免出现的弊端。不仅如此,他们还要用手里的独裁权力来“全面专政”、强行推行他们的乌托邦幻想,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

张春桥在中国大陆没有成功的“全面专政”的实验,后来在柬埔寨由红色高棉在毛的直接支持下实现了。张春桥在1975年12月曾秘密访问柬埔寨,高度赞扬红色高棉废除货币,做了“中国没有做到的事”,把柬埔寨变成了一个“了不起的意识形态的试验场”。[6]张春桥当然没有提到这一试验的惨绝人寰的后果:柬埔寨全国在数年内变成了一座大兵营和大监狱。监禁、酷刑、处决和饥饿造成了近两百万柬埔寨人的死亡,占了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强![7]

写到这里,我们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张春桥直到临死都不肯放弃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因为他本人也是这一思想体系的构筑者之一,而政治人物最难的便是否定自己。张春桥即便在1998年保释出狱后还是一块毛泽东文革理论文库中的活化石。然而,如果我们要就此得出张春桥就是一个纯粹的革命理想主义者的结论,那就太单纯幼稚了。郑著客观地描述了一些历史事实,揭示了理想主义者背后的功利背景。上海市委的原第一书记陈丕显,是红小鬼出身的长征干部。在文革发动期中,他对江青到上海来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作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活动,曾是大力支持的。为此,毛泽东对他也曾寄予厚望,希望不要把他“烧焦了”,多次暗示他“出来工作”。其实,陈已经在竭力出来工作,作为上海“一月革命”的两个基石性的文件《紧急通告》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就是陈和造反派一起拟定,并由他直接签署的。因为这两个文件得到了毛泽东的极力赞赏,便对张春桥在上海第一把手的地位造成了威胁。于是张就长期对毛隐瞒真相,并采用不光彩的伎俩和深知内情的朱永嘉等人统一口径,贪天功为己有。(页326-327)以后,张又一直借口群众的反应阻碍陈丕显的解放,直到1974年毛泽东直接批示,才为陈安排了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虚职,并迫使陈向中央要求调出上海。(页393-395)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来探讨一下为什么中央文革其他的笔杆子(如早期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后期的陈伯达)被毛逐步抛弃,而张会始终不倒的问题了。除了张和毛泽东在文革理论上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外,郑著还列举了多种个人性格和政治经验等原因。比如,张在重大的理论问题上从不别出心裁地开风气之先。1966年十一届八中全会时,毛泽东就批评过戚本禹关于军队可能搞“热月政变”的讲话,指出:军队的事你们不要乱讲……你看张春桥从来就不乱说话。(页195)。又如,有时即便是毛泽东讲错了,张春桥原来只是跟进的,他也愿意出来为毛承担责任。一月夺权后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是秉承毛的原意。但一旦毛出尔反尔地改变了主意,张主动认错,为毛承担责任,自然深得帝心。(页376)再如,张春桥进京后从来不和其他中央领导有工作以外的关系,时时摆明了自己是一个目不旁顾的只忠于毛的人,可谓用心良苦。(页195)然而,这些都还不是最关键的。郑著在讲到张春桥的自我定位时还写到:“他首先是一个地方官,其次再是京官,或者说是一位外放的京官。如此则进有据、退有援,可以从容应对越来越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页389)换句话说,张春桥把他担任第一书记和革委会主任的上海,当作了他实践毛泽东文革理论的试验田和根据地——这才是毛泽东所最需要的,而其他的笔杆子却都没有这样的条件和实践。如果说在1966年11月的安亭事件中张在没有毛耳提面命的情况下签字同意工人造反派的要求是冒险揣摩圣意,[8]那么在1967年一月夺权以后,张主政的上海在烽火连天的全国,主动为毛提供了一个他的文革理论完全可以“成功”的样板。文革中流行的口号“全国看上海”,并不是一句虚言。论大联合,张在上海基本上未经大规模的血雨腥风就搞成了一派,即便是在1967年8月全市镇压反对派“支联站”和“联司”的行动中也没有动枪炮和死人,为此得到毛泽东的称赞[9]。论大批判,张春桥控制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一直有全国影响,张手头还有“罗思鼎”、“丁学雷”等一流的极左派写作组。1968年,其他省市还在忙着成立革命委员会,上海已经搞出了第一批文革斗批改的成果。无论是“赤脚医生”、“七·二一大学”,还是“理科大学的教育革命”的调查报告,都被毛直接批示,作为重要成果指导全国。[10]更为重要的是,上海一直是毛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典范。即便在文革中,它的工农业总产值也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1966-1970),上海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增长10%。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1971-1975),年增长7.38%。共增长41.9%。[11]尤其是上海工业生产总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在文革中也达到了平均每年16.91%的水平。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中是首屈一指的。[12]尽管毛的文革搞乱了全国,但是他决不会认为是自己的理论和决策的错误,相反一贯把责任推到刘少奇、林彪等政治对手和一切“阶级敌人”的身上。同时,无论是自我安慰还是堵人口实,毛都急需一个稳定的省市作为他理论的成功佐证,而张春桥主政的上海正不断提供了这种样板。这样,毛泽东和张春桥之间的关系,就决不仅仅是郑著所言的毛泽东多次“救了张春桥”,应当还是毛泽东通过“救张春桥”来拯救自己的文革部署和实践。总之,毛张之间除了理论上的互动,还有实践上的互需。

“另类史实”:宫廷政治中的明争暗斗

郑著的另一个值得称道之处,是作者打开了“失败者”看历史的逆向视域,提供了不少对官方的中心叙事具有颠覆性的“另类史实”,从而展示了一种新的观照文革中中共高层争斗的史观。对此,作者借原王洪文政治秘书,张春桥的知音之一的萧木之口说道:“我在北京生活了三年多,和他们(这里指张春桥、周恩来、华国锋等——本文作者注)距离比较近,在我眼里没有坏人,但他们都是悲剧人物。”(页713)中共上层宫廷政治中黑幕重重,常常有兴衰而无正邪、有成败而无是非、无论哪一方都不干净。而一直占据“好人”的历史大义的“四人帮”的反对派,在权争的手段伎俩上有时远比他们要反对的一方更阴险狡诈一些。

林彪事件以后,张春桥、江青等文革派和周恩来、叶剑英等元老派处于对垒状态。毛泽东出于制衡他手下的权力体系的需要,其实对两个宗派都是有批评的。除了我们都耳熟能详的毛对“四人帮”的批评外,1975年1月,毛泽东提议张春桥当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遭到周、叶、李的联合反对,毛就批评他们说:“你们三个人不要老搞在一起,不要搞‘三人帮’”。1975年5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还批评叶剑英不要搞“广东帮”(页679-780)由此可见,“帮”一词在毛泽东口里不过是对党内派系活动一种揶揄式的评语而已,把毛泽东对张春桥等人“同志式”的批评上升为“四人帮反党集团”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使人比较震惊的还有郑著所揭露的周恩来为打倒政治对手所搞得工于心计的活动。(页670-671,850-853)因为毛泽东对张的格外器重,使张有可能接周死后的总理的班,周恩来便开始对他进行种种打击,主要是在历史问题上硬把张说成是“叛徒”。说张春桥是“叛徒”的所谓材料来自林彪军人集团成员邱会作支持的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旗”。邱会作和张春桥之间有很大的个人恩怨。张在运动初期支持“红旗”的对立派“红纵”造了邱会作的反,邱为了报复便支持(或指使)“红旗”炮打张春桥和搞他的材料。周恩来听说了此事,便暗示邱让“红旗”以“群众来信”的名义把这些材料寄给自己,再转给毛泽东。[13]周这么做一来撇清了自己和林彪集团一起搞张“黑材料”的嫌疑,二来又以文革中流行的“群众揭发”包装了自己整政治对手的真实用心。

其实,张春桥在历史上从没有被捕过,“叛徒”一说实为为子虚乌有。笔者在上海文革中亲身参加了炮打张春桥的活动,也见闻过“红旗”等组织搞的张的“叛徒”材料。平心而论,实在都是一些捕风作影和道听途说的东西。比如,其中有一传说是张春桥1940年间在国民党的南京的江苏反省院写过“自首书”和“反共启示”,其实那时张已经去了延安,又如何能在南京写“自首书”呢?以周恩来几十年的地下工作的经验和一贯为人称道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他应当不难一眼看透那些明摆着的破绽。何况他本人就有过这样的遭人诬陷的“历史问题”。1967年5月,南开大学红卫兵在旧报纸中发现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示》,而“伍豪”是周恩来在党内的化名之一。此事源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诬陷。但闹到江青和毛泽东那里以后,周恩来立刻做了多次反驳,其中最有力的理由便是:在这一《启示》在上海各大报刊登出的1932年2月,他已经人在江西中央苏区了。[14]比较周、张这两个为人诬陷的案件,应当说张案更容易令人一眼穿透,因为连一份类似周的书面《启示》都不存在。奇怪的是:周恩来竟死死地抓住张所谓的“叛徒”问题不放,明明暗暗地打击张春桥。1973年,周恩来和邓颖超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来上海,邓颖超特地拜访了上海市委大院中几乎所有的新老干部的家,却有意不去张春桥家。还公开地扬言:“只有一家没有去。不去的原因,你们大家一想就可以想到的。”(页861)这显然是暗示张春桥太太文静的历史问题和张的“叛徒问题”。[15]1974年12月,周恩来还在他最后一次见到毛谈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时,当面提出张的“历史问题”,以阻止张可能当总理。[16]除此以外,周还把这些从来未经证实的问题不负责任地扩散。1973年4月9日,周恩来非常肯定地对来看望他邓小平夫妇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17]而当时的邓小平还在被审查之中。周恩来作为一个因所谓的“历史问题”在文革中受诬陷的受害者,对另一个受害者张春桥却不断地用别人迫害他的方法加害。这实在是很能说明中共的宫廷政治的经典特质:无原则的暗算、阴谋、攻讦。

或许,郑著所披露的叶剑英对王洪文的暗算更能引发经久的震撼。在1973年7月的十大上,毛泽东决定培养王洪文作为接班人。在当时的政治局里,元老派挺王最力的是周恩来和叶剑英。王洪文当时被毛调到中央学习各方面的理论、方法和经验。但是叶剑英却老是邀请王洪文到中南海钓鱼,去郊外打猎,还在军委所在地拨给王一套高规格的楼房。平时叶常邀请王赴宴。王为得到元老派的支持无法推辞,叶却常常指令部下用茅台酒把王灌醉。(页719)对这些,张春桥虽然也设法劝阻王洪文“不要上这些人的当”,但王并不听劝。令王洪文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叶在他背后又把他的林林种种表现都向毛作了汇报,造成王是一个不堪培养的纨绔印象,以致毛失望地感叹说:“钓鱼台无鱼可钓”。(页792)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些后来又都出现在华、叶中央列举“四人帮”罪证的文件里,作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的罪证”,证明他“大量贪污盗窃、侵吞挥霍国家资财。”[18]叶剑英这么做可谓一箭三雕。其一,使王对他感激涕零。如果王洪文接班成功,他便有从龙之功。其二,拉拢王洪文,分化他和其他文革派——如张春桥、江青的关系。最后,在毛那里破坏王的名誉,使毛对他选的接班人失望。对于曾被叶剑英玩弄于股掌之中,王洪文被抓以后有过锥心的懊悔,曾在秦城监狱里对着张春桥的囚室窗口大叫:“我错了!”(页798)

郑著还揭示了中共宫廷政治的另一个特质:持续不断的内斗。周恩来逝世以后,华国锋被毛任命为国务院总理。以华为代表务实派和以张为代表的务虚派又发生了矛盾,结果竟在毛泽东尸骨未寒之际发生了1976年10月6日的宫廷政变。华国锋联合叶剑英等元老派动用军队一举抓捕了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按官方长期以来的说法,这是因为张春桥等人搞阴谋诡计,要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对此,郑著有截然相反的看法。首先,根据郑著对大量史料的调查梳理,张春桥和王洪文对于毛泽东最后选择华国锋作为第一副主席都是“完全拥护,保证支持”的。[19]尤其是张春桥,如果他要在华和王之间做一个选择,甚至可能还是会选华国锋。[20]本来华、张、王三驾马车还是可以稳定地运行几年的。只是“华国锋太急于想‘独掌乾坤’了,结果后来自己也没有好下场。”(页767)其次,无论是华国锋、叶剑英,还是汪东兴在实施十月政变时都说过的“四人帮”已经在布置搞“武装政变”了,他们必须“先下手为强”。郑著在经过详细的考证后,说明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不过是一种为打倒政敌制造的倒打一耙的借口。对此,现在的文革研究界也逐渐有了一定的共识。[21]最后,出现在《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的通知及材料》中徐景贤有关张下令武装政变的证词其实是一种“伪证”。[22]其原因是在徐被监禁期间,华国锋通过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赵苍璧派人告诉徐:只要承认张春桥给上海下过武装叛乱的指令,徐就可以免于起诉和处分。为此,徐做了假证。(页790)

有关华国锋发动政变的必然性,郑著借萧木之口有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分析:

帝王制度的本质是皇权由一人独擅,不准旁人分享,不容许有不同政见,更不能容忍出现派别。历史上,大凡立而又被废的皇太子,一旦新皇帝继位,他们的命运几乎全都是一个字:死。只是死的方式有所不同,时间略有先后。此类实例,古代史上可以找出一大堆。不过华国锋根本用不着去翻那些老古董,他只要一接班也即继位,便可以无师自通。道理很简单:左边一个是曾经有可能入选的接班人张春桥,右边一个是已经定了三年的接班人王洪文,华国锋坐在这用一个位置上心里能踏实吗?于是这位原来曾经厚道的人便有了不那么厚道的想法,等到毛泽东一去世,便与功臣派联起手来,发动了一场称之为“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十·六政变”。(页880)

这一体制性的分析是耐人寻味的,它至少证明了中共的接班人制度从没有跳出过封建王朝黑暗的宫廷政治的怪圈。

接受理论:误读误解引发的政治风波

在谈到1974-1976年间的政治事件时,郑著对它们作出了非常实事求是但又引人深思的解读。当时,群众对张春桥、姚文元掌握的宣传部门非常不满,认定他们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中利用梁效、罗思鼎等写作组写了不少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为“现代大儒”、“批宰相”和“批折衷主义”的文章。(页586-588)此外,愤怒的读者还认为:1976年在周过世后,张还继续指令《文汇报》发表暗批周恩来的文章。其结果是引发了全国性的群众抗议,成为爆发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线。(页725-728)

确实,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直接领导的梁效写作组写了《孔丘其人》等文章。上海市委写作组也不甘落后,先后发表的文章有:署名康立的《汉代一场儒法大辩论——读盐铁论札记》和罗思鼎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斗争——兼论儒法斗争的社会基础》等等。《孔丘其人》中有这样描写孔子的句子:“71岁重病在床的时候”,“还挣扎着爬起来,端着一只胳膊,摇摇晃晃地走去见昏君”。(页586)这在当时被不少细心的读者认定是影射周恩来。但后来据该文的作者范达人说明: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此文是江青经毛泽东同意才写的,而且还经周恩来看过才发表。[23]至于上海写作组那几篇文章,据郑著的调查:文章的组织者朱永嘉坚决否认和张春桥有任何关系。这些文章也曾被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央专案组立案审查,但最后都否定了朱的利用批林批孔或批邓来“批判周恩来”的罪名。

周恩来逝世后上海《文汇报》还有过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的“三·五”和“三·二五”的报导:1976年3月5日,《文汇报》夜班编辑在编排一篇新华社关于部队学雷锋的电讯稿。因为已经拼好的版面篇幅关系,便删去了包含周恩来题词内容(并非题词本身)的段落。时值周病逝不久,这一正常的编辑工作便被细心的读者愤怒地指责为“反对周恩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月25日《文汇报》刊登了一篇上海仪表局通讯员对该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报道,文中有一句“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按该基层通讯员的解释,“党内那个走资派”是指当时受批判的邓小平,后者是指周荣鑫和胡耀邦等。但愤怒的读者并不这么理解,他们认为前者是影射周恩来,后者才是指邓小平,于是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浪潮。南京的群众还在上海和北方之间的来往列车上刷上“《文汇报》的文章是反党夺权的信号,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把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的张春桥揪出来示众!”(页727)当时中共为平息这一全国性的风潮,经毛泽东圈阅批准,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指出“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24]郑著也指出:尽管这两个事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都是中央专案组的清查重点,但事与愿违,他们最后也只能得出其中实际上不存在反周阴谋,相反只是读者的误读误解的结论。

今天我们如何看待这些读者的误读和误解引发的政治风波?郑著认为:这些事件“虽然使群众产生了误解,但充分表明了人心的向背,像历史上一些偶发事情而引发出重大的历史事件那样,它们激化了群众愤怒的情绪”。(页728)郑著能够看到历史发展中偶然性的作用,是很有见地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更深一层透析为什么群众会产生这种定向的误读和误解。如果我们借用西方文学和历史研究中的接受理论(reception theory)来作一观照,或许会更清楚一些。接受理论或接受美学(Aesthetic of Reception),是由德国康茨坦斯大学文学史教授尧斯(Hans Robert Jauss)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联邦德国提出的。[25]他认为,作品的美学实践应包括文本的生产、文本的流通和文本的接受三个方面。文本的接受是读者通过自身的审美经验“再创造”作品的过程,它常常发掘出作品中的种种读者认定的但不一定是作者本意的意蕴。当然,读者接受活动受自身审美经验的积累和政治历史条件的限制,从而产生一种对某种作品的定向的“期待水准”。如果我们把上述读者接受活动中的“自身审美经验的积累和政治历史条件的限制”理解成为文革前和文革中中共宣传部门对读者进行的长期的“为革命研究历史”的捕风捉影的教育,和发表在各种报刊的牵强附会的影射史学的文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读者会对张春桥等人控制的《文汇报》产生“阴谋批周”的误读。因为他们在文革这一特殊的“政治历史条件”中积累的“审美经验”,便是任何谈历史的文本中都有对当代政治影射的可能性——这就是他们的“期待水准”。细究起来,张春桥还是文革中这一导致读者误读的“期待水准”的创世鼻祖之一。他参与写作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发表在《文汇报》)[26],就误读了吴晗,把写于1960年的这一历史剧硬和1961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当然,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误读”是有意的政治陷害,而群众对《文汇报》有关文章的误读则出于无意的愤懑,其接受方式不过是以其治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罢了。然而,误读毕竟是误读,不是事实真相。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积淀,我们没有任何必要再让历史保持沉默。

余论

总而言之,郑著是一本非常成功的“失败者”的传记。它开拓了观照历史的新视野,又在探索中走近了真实的历史人物张春桥,从而也在走近文革真相的路上迈出了坚实可贵的一步。

然而,郑著也还有一些较为明显的缺点和可以商榷的立论。首先,全书的篇幅达七十万字左右,显得过于冗长,写的不够精练。在一切都趋向于快速电子化的今天,如此的鸿篇巨制会使一般的读者、尤其是年轻人望而生畏。在笔者看来,这一缺点和郑著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传”和“史”的区别,即张春桥的个人传记和整个上海文革史的写作不同有关。张春桥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任。他固然是上海文革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但并不等于说上海文革史中的一切都要事无巨细地描述和讨论。比如,郑著在第八章“市委心脏爆炸:写作班造反”中,用了整整一节、七八千字来理论性地讨论“奉旨造反”,便有稍稍离题之嫌。

其次,郑著中的有一些立论是可以商榷的。比如,郑著第十五章“难识庐山真面目”中,贯穿一种对毛泽东、林彪冲突的起源和看法,即“林彪以《第一号通令》向毛泽东挑战,毛泽东以更换接班人来向林彪应战”。这一说法及引用的史料都有需要再审视之处。第一,1969年10月18日林彪签署的关于备战的紧急指示并没有挑战毛泽东权威的主观意图,不过是履行他作为国防部长的职责罢了。第二,毛泽东在1970年4月25日和林彪谈及林的接班人人选时并没有让张春桥“更换”林彪的意思,而是讨论一个“接班人的接班人”问题。据文献记载,这也不是毛泽东第一次和林彪谈及张春桥作为林的接班人,九大期间毛泽东提名张春桥当大会秘书长,还就第二代接班人问题和林彪谈过话。在谈到“你年纪大了谁来接班”时,毛提到了张春桥的名字。[27]因而毛并没有利用张春桥来向林“应战”的意思,只是表露了毛泽东在未来的国家体制上想逐步回归“文官政治”的想法。他和林的谈话也尚在讨论的层次。第三,据最新透露的叶群的毛林谈话记录,张春桥并不像郑著描述的在谈话现场。[28]郑著所引证的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一书其实也没有说张在毛林讨论他作为“接班人的接班人”的现场。[29]不过,毛泽东这一有关隔代接班人的想法引起了林彪及军人集团过度激烈的反应,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策划了向张春桥的主动进攻,最终导致了毛林之间的分道扬镳。这大概又是毛林两人最初都不曾想到的。

最后,郑著在谈到张春桥的“野心”时,多次引用了张春桥时常挂在嘴边的“我这一生最大的野心,就是想写一部《毛泽东传》”一说(页654)。其实,我们大可不必把它当真——此说不过是政治人物掩饰自己胸中抱负的戏言罢了。野心(ambition),无论在英语还是西方政治中都不是一个贬义词。不同于中共虚伪的政治道德,从现代政治学的观点来看:一个政治人物有他的理想抱负绝非是一种要谴责的事,关键还是在于他的主张正确与否。此外,张春桥在文革前就在中共官场上高踞要位,文革中更成为政治局常委级的共产党政客,在中共政坛上混了风风火火几十年的张春桥怎么可能还是一个只想到写一部传记的文人呢?

【注释】

[1]《毛泽东与文汇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谢稚柳传》(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张珩传》(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

[2]宋炯明:“毕竟文汇人——高级记者郑重素描”。

[3]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6-87页。

[4]这一提法第一次出现于中共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

[5]这两篇文章分别刊载于《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和第四期。

[6]王友琴:“2016:张春桥幽灵”,载香港《开放》杂志网络版,2017年1月28日。

[7]宋征:《毛泽东主义的兴亡:中国“革命”与红高棉“革命”的历史》,(华盛顿:美国阳光出版社,2013年),第834-890页。

[8]张春桥的亲信徐景贤在论及此事时说:“在安亭事件中,张春桥做出了毛泽东想做而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在最大的范围内把群众发动起来,更广泛地动员群众投入文化大革命,才能保证这场运动的胜利”,见《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录》(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第65页。

[9]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II》(香港:牛津出版社,2015年),第901-908页。

[10]这三个报告分别是“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红旗》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和“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红旗》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

[11]孙怀仁主编:《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简史(1949——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472到489页。

[12]朱婷:“20世纪50-70年代上海‘老工业基地’战略定位的回顾与思考”,《上海经济研究》(2011年),载《中国权威经济论文库》。

[13]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35页。

[14]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纽约:明镜出版社,第220-224页。

[15]文静在1943年被日本军队俘虏后有过变节行为,但没有出卖组织。为此,1949年已经批准她重新入党。这一历史问题应当已经解决了。因而此处的“一想就可以想到的”恐怕更多地是指张春桥的所谓“叛徒”问题。

[16]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540-541页。

[17]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香港三联书店,2013年,第250-251页。

[18]《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的通知及材料》(1977年3月6日,中发(1977)10号)。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国研究中心,2002-2017年。

[19]见毛远新1976年1月31日奉毛泽东之命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后的报告。转引自《张春桥:1949及其后》第716页。

[20]王洪文原是张春桥一手扶植起来的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对张言听计从。1973年他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进京后,和张发生了一些矛盾。一是因为上面提到的叶剑英对王的拉拢,损害了王和江、张等文革派的关系。二是当时上海发生了一个《朝霞》事件,即王洪文和他的工人造反派小兄弟们对张春桥下属市委写作组编的《朝霞》发动围攻,责令停刊检查。这使张和王的关系产生了很深的隙罅。详情可见郑著第610-615页。

[21]详可参见刘健“回顾‘粉碎四人帮’:是华国锋阴谋篡党夺权而不是四人帮”,美国《当代中国研究》,2016年第2号,第95-118页。还可以参见韩刚“有关粉碎‘四人帮’事件的史实和疑点”,广州:《同舟共进》,2013年第5期,第48-55页。

[22]《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的通知及材料》(1976年12月10日,中发(1976)24号)。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

[23]范达人:“梁效几篇重点文章的写作经过”,北京:《炎黄春秋》,2014年第3期。

[24]《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1976年4月1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

[25]尧斯的代表作可见:Jauss,Hans Robert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Trans Timothy Bahti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2.

[26]载《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

[27]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88页。史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香港:三联书店,2012年),第372-373页。

[28]于运深口述、舒云整理:〈我给林彪当秘书的最后一年〉,重庆:《昨天》(电子刊物),2015年8月30日,第56期。

[29]郑著第533页提到:“毛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样?有张春桥在场,弄得林彪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这里恐有史实错误。毛林都是政治老手,一般有关张春桥当第二代接班人的谈话,不会让他在场。郑著所引的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第276页上,也没有如此记载。

(选自: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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