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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是怎样诱发中国共产革命的?

1926年7月9日,广东国民政府在东较场正式出师北伐

我现在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由来和发展,看一看由中国共产革命所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象不象一个新中国。为此,我也将中国共产革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程,分为三大历史阶段。第一大阶段,即从中共一九二零年八月建党到一九二七年被清除出国民革命阵营。第二大阶段,即从一九二七到一九四九。第三个大阶段,从一九四九年直到现在。

先说第一大历史阶段。本阶段也分为前后两期:它的前期自一九二零至一九二七,主要是中共在苏联命令下参加、诱逼、直到公然背叛中国国民革命的时期;它的后期从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是中共在苏联命令和直接指挥下,武装颠覆中华民国的叛乱和叛国时期。

我首先要说明的是,苏联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之时,正是中国处于辛亥之后国民革命和形形色色专制势力反复较量的历史时期。志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张勋复辟满清、和北洋军阀“假共和、真复辟”的民主力量,特别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已经历经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第一次护法运动,正处在艰难的第二次护法运动之中。其次,苏联在此时命令刚刚由它制造的国际共产党中国支部,即中国共产党,以党员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它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以混淆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为手段,通过制造中国国民革命的混乱,借中国国民革命以发动中国的共产革命。因为,在中国,问世不久的中国共产党,要想在苏联的领导之下发动中国的共产革命,还缺少足够的影响和力量来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抗衡。相反,只有借助国民革命才能发动共产革命。这是苏俄的认识和策略,是苏联共产党曾在本国使用过的老手段,也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要策划支援孙中山国民革命阴谋的要害所在。所谓没有“白吃的午餐”罢了。中共成功以后,曾一再得意地说过:那时候,我们对国民党搞的就是“挖心战术”。这句话,倒是真正戳破了所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天机”。在明白了上述两个基本的背景之后,我们就能对中共在本阶段参加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的目的和手段有了明辨的历史基础。

苏联命令中共参加国民党和国民革命以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第一个手段,就是参加国民党以分裂国民党。在此,我可以用一些简洁的事实来证明它:

首先,国民党一大之前,苏联顾问鲍罗廷就已经对廖仲恺说:“国民党里面有左右派之分”。国民党一大之后,中共的创建者维津斯基又更加明确地对共产党说:“共产党人要在国民党里面支持左派,打击右派。”

其次,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已经宣称:“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所以假使我们现在因为巩固和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两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误。”要是把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如果我们调和了国民党两派,巩固和扩大了国民党,我们就犯了错误。”中共参加国民党的用心岂非昭然若揭。从此,不亲俄不亲共的国民党就成了“右派”,甚至被骂成是“反革命派”了。

再就是,一九二六年元月国民党“二大”前,中共已经决定:“要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团结国民党左派,孤立国民党中派,打击国民党右派。”还决定要“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代表的总数中,我们共产党身份的国民党员要占三分之二以上。”事实确如中共所愿。中共现代史教科书就指出,在国民党的“二大”上,共产党身份的代表确已占了三分之二以上。而在国民党人自己的大会上,由共产党身份的代表提案,使得国民党元老谢持和邹鲁被开除党籍,元老中的另一些人林森、居正、沈炫庐、叶楚伧等十二人被警告,国民党的中坚人物戴季陶等人被斥以训令,国民党的骨干力量在大会中纷纷落选……。由此看来,苏联命令中共参加国民党以分裂国民党的目的几乎超额达成。

苏联命令中共参加国民党和国民革命以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第二个手段,就是指使中共在国民党中发展共产党,窃夺国民革命领导权,以实现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的目的。虽然“孙文越飞宣言”曾明确宣称:“共产组织和共产制度不得移植于中国之内”,但是,一九二三年共青团“二大”宣言却称:“应努力协助共产党,扩大国民党中的共产党潭全中国”。所以,国民党“一大”之后,中共就立即开始了在国民党内组织秘密党团,发展共产党组织。

此后,在国民党“二大”上得逞的中国共产党,终于造成共产党身份的国民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各项选举结果中占有了绝对优势:在国民党中央各部,毛泽东代汪精卫任宣传部长,共产党人冯菊坡代胡汉民任中央工人部长,国民党极左派彭泽民任海外部长,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由共产党人谭平山和林祖涵掌控,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由谭平山担任,其部员共二十九人,共产党竟然占了二十六人。国民革命军六个军的政治部主任,只有第四军政治部主任不是共产党,其余全部由共产党担任。所以中共的现代史教科书才宣称:“各地的国民党组织通过重新登记改造,几乎为共产党所主持”。其间,中共还在黄埔军校建立了地下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以宣传共产主义,反对三民主义,意图扩张自己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势力。

对此,另一个有力的证明是: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曾宣称,“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是要服从国民党主义,遵守国民党的纲领和纪律,共同进行中国的国民革命”;但是,半年之后,李大钊竟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作报告说,“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就是为了改变它的主义和纲领,将在中国信仰三民主义、崇拜国民党的民众拉过来,以进行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也就是要“移植共产组织、共产制度于中国”。公然违背孙中山和越飞的“上海宣言”。证明这个宣言原本就是苏共对孙中山先生所玩弄的阴谋手段。

苏联命令中共参加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第三个手段就是反对北伐、利用北伐、破坏北伐、背叛北伐,直至公开地叛变国民革命。

一是反对北伐。一九二六元月,当蒋介石提出“北伐打倒北方军阀的时机已经到来”时,苏联顾问一致反对,并在广州城到处张贴反对北伐的标语,宣扬北伐必败,第一次公开攻击蒋介石是“新军阀”。

而当北伐已经胜利出师、攻占湖南之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却发表文章说:“革命的北伐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所以,李宗仁才在他的回忆录里面明确指责说:“中共反对北伐”。当然,中共反对北伐的理由,是因为担心“得不着湖北,反失去了广东”。因为中共在广东的存在,是依赖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存在。如果国民党抽身北伐,则共产党就会在广东立不住脚,所谓共产革命,也就要偃旗息鼓了。

二是利用北伐。早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共就曾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为对付蒋介石提出北伐的问题,提出了一个“二月政纲”。决定如果阻止不了国民党的北伐,就要以“解决农民问题”为幌子,利用北伐发动农民共产运动。一九二六年九月,在北伐胜利进军中,苏联顾问鲍罗廷进一步根据斯大林“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的指示,在北伐军的胜利后方,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发动农民起来建立农民政权,蓄意推翻因北伐胜利进军才刚刚建立起来的国民政府。一时间,中共到处制造暴乱和混乱,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更是闹得人心惶惶。当时,冯玉祥就曾明白地指责中共发动工农运动,就是“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惧之毒”。

三是破坏北伐。一九二六年底,当北伐军已经占领武汉,正要准备沿江东下,以解决东南军阀孙传芳时,蒋介石提议,为适应国民革命发展的需要,广东革命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应该迁至武汉为好。然而,苏联顾问和鲍罗廷却反对迁都,进而挑起“迁都之争”。鲍的表面理由是:“党的力量在前,革命的力量在后”。鲍的真正理由则是怕中共“得不着湖北,反失去了广东”。因害怕阻挡不住,便又立即为中共决策:一、迎汪速回,以与蒋分权。目的是在制造汪、蒋的矛盾,以牵制蒋的北伐。二、尽力发展湖北的革命力量。无非是要在湖北做好发动共产革命的准备以后,再迁都。这也才是湖北的工人运动竟成为“红色恐怖”的真正原因。三、确定唐生智在政府中的地位。就是要继续膨胀旧军阀唐生智已经在膨胀的野心,以牵制甚至取代蒋介石。四、巩固中共在广州省政府的政权。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得不着湖北、反失了广东”的危机,把后路留好。四个月后,当两湖工农运动已经为共产党提供了发动共产革命的基础时,鲍罗廷同意迁都了,并说:“现在,我们自信已经能够在武汉建立我们自己的中央了。”自然,这个“自己的中央”,既包括了共产党的中央,更包括了那个必须由他们来控制的国民党中央,还有就是必须由他们控制的广东国民政府,即迁都后的武汉国民政府,也就是后来汪精卫自己承认的“武汉俄国政府”。

四是发动政变以阻断和破坏蒋介石继续北伐。一九二七年三月,苏联顾问鲍罗廷在武汉擅自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政府的所谓“联席会议”,并且在国民党当时的主要领袖蒋介石不在的情形下,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反扑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已经通过的“整理党务案”,非法地解除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中的最高职务。为夺回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已经辞去国民党中央重要职务的共产党人,纷纷还职,以重新控制国民党。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北伐军刚刚攻占南京之后,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和第六军中共产党身份的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等,又指使共产党身份的士兵发动南京事变,劫杀外国人,企图挑起列强反对中国的北伐。只因为英国首相张伯伦在英国下院作证时,曾明确地说,“南京事件的策划者,显然是意在要我们与蒋介石的北伐为难”,所以,苏联和中共企图挑起国际事端以阻止蒋介石北伐的阴谋才会落空。

一九二七年三月至四月,苏联和中共为了赶在北伐军攻占上海之前占领上海,建立所谓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政权,竟在北伐军已经包围了上海、盘踞上海的直鲁军阀已经答应投降的状况下,连续发动三次上海暴动,并建立了上海“市民政府”。中共领袖吴玉章则公开指示,“谁要是反对上海无产阶级政权,谁就是反革命,就应该枪毙”。此后,在北伐军终于占领上海、并且建立了国民政府之后,中共又在上海建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甚至大量吸收被遣散的军阀部队,准备再度发动起义,推翻上海国民政府。只是因为他们计划的“四•一二”武装暴动被国民革命军镇压了下去,于是,在中共的历史上,就反而将“四•一二”说成了反革命政变。也就是说,将镇压了他们暴动的北伐军及上海国民革命新政权说成了反革命。我很想问一问朋友们,在北伐打倒军阀的时代,究竟谁才是反革命?究竟谁才是革命的?既然全国人民都在期盼着国民革命军能够早一日完成北伐,打倒军阀,解放全中国,那么,唯有军阀才是反革命,唯有北伐军、和因北伐胜利进军才建立起来的国民革命政权才是革命的。因此,不打军阀,却要阻挡和破坏北伐,甚至一心要推翻国民革命新政权的苏共和中共,难道不是反革命,倒反而成了革命的了吗?所以,倘若真地要说“四•一二”是反革命政变,那么,这个“反革命政变”的真正制造者,就是苏共和中共。这才是历史的本相。

五是公开背叛北伐,叛变国民革命。因为中共反对不成,才要利用;利用不成,才要破坏;如果连破坏也不成了,当然也只有背叛。更何况,此刻,斯大林已经给中共发来了“五月指示”,已经公然命令中共要武装起来,实行暴动,干脆推翻中国的国民革命新政权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共产国际顾问、印度人罗易提出了“南伐”,意在打回广东去,保住共产革命的根据地;中共领袖周恩来则主张东伐,以推翻刚刚建立的国民革命南京政权;军阀唐生智在鲍罗廷的挑拨和利用下,已经沿江而下,用叛军来压迫刚刚重建的南京国民政府。然而,武汉的汪精卫,在他看到了斯大林的“五月指示”之后,因对中共就要发动的武装暴动,感到“大惧”,所以,连这位自认只是“武汉俄国政府”名义上首脑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也决心要“分共驱俄”了。诚如汪精卫自己所说:“已经到了要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了要争舵把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向共产主义那条路上去的人,不能不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被中共从欧洲迎回来“与蒋分权”的汪精卫,终于说了实话,并且说对了。

一九二七年七月,斯大林又派来了一个苏联顾问罗明拉兹,以直接领导、组织和指挥中共公开地发动武装暴动,不仅要公然地背叛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而且要公开地要发动中国共产革命,以志在颠覆中国国民革命的成果。中共就是在这位新苏俄顾问的领导下,才迅疾地打响了“八一”南昌叛变的第一枪。中国共产革命因此而进入了它的另一个更加凶残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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