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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一九六五年春节后,毛又离京外出。两位女机要员同行,加上王季老先生的孙女王海蓉。张玉凤仍然是毛的那节车厢的列车员。到了武汉,住到梅园。

一天上午我起床不久,王海蓉匆匆跑来找我。

她气呼呼地说“你们怎么能让张玉凤这样的人在这工作。这个人简直是无赖泼妇。她对主席太没有礼貌。昨天晚上主席同我说,张玉凤简直要骑在他的头上拉屎。主席气得不行。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能受张玉凤的气?你们不管的话,我要向中央写报告。”

我说“不要急,有话慢慢说。”

王说“什么慢慢说,我不能看着主席受这种坏蛋的欺侮。”

说着,王又去找汪东兴。

正在吵吵嚷嚷中,卫士小张来了。他说主席发脾气了,说张玉凤不像话,让大家给她开个会,批评她。

汪东兴对我说“总是搞一些烂事,这样的会怎么开法?”

但是,毛既然发了话,不开不行。可是无法开得好。因为在这种情况,很难说什么是非曲直的。

这个会在毛的饭厅开上了。汪开始讲了几句,说有事就走了。于是由我主持会。

王海蓉首先讲,张玉凤太不礼貌,不尊重毛,甚至骂毛。

这时张玉凤说,他同我吵架,骂我,还骂我的娘,我才骂他的。

张玉凤接着还要讲下去。我想,这个会越开越不好听,只好将会停下来。王海蓉还不干,说没有分清是非,不能停会。

我只好去找汪东兴,让汪同王海蓉谈谈,把事情掩饰过去。

我又让护士长与张玉凤谈谈,让张自己到毛那承认错误。

结果是,王海蓉说我们不敢坚持正义,看着毛受气不管。一气之下,王回北京去了。

张玉凤又不服气,是毛先骂她,为什么要她检讨,一气之下,回到专列火车去了。

一下子顿时清静下来。可是毛感冒了,发烧,咳嗽,急性支气管炎发作。经过治疗以后,退了烧,咳嗽也好多了,却又发生了音带炎,开始声音嘶哑,随后发不出音来。

这不是大病,毛却以为要永远失音。他很急,要立即治好。我一再解释,音带正在发炎、水肿,不可能立刻缓解。我建议用物理治疗,以求局部加速吸收炎症。可是毛嫌麻烦,只做了一次,他就不肯继续了。于是改用中药治疗,这倒是相当有效。两天以后,能够发声了。再服了三天基本恢复正常。

感冒退烧后,毛坚持在招待所室内泳池游泳。我一再劝说暂时不能游泳,他不接受。等到声音恢复后,他说,你们的这个疗法、那个疗法、西药、中药,统统不管用,还是我这个游泳疗法有效力。

五一劳动节后,毛决定到江西井岗山去看看。乘火车先到长沙,停在黑石铺,毛到蓉园招待所。张玉凤仍在同毛赌气,留在火车上。

从长沙到井岗山,分乘了几辆汽车。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陪同。因为汪东兴在江西任副省长四年,对江西很熟悉,所以江西省委没有派人陪。

中途经过湖南省茶陵县时,天已经黑了。县政府将整个办公室腾空,临时装上床让大家住。这次只带了够毛一个人住房的灭蚊喷剂。蚊子很多,床上支起麻布帐子,又点起艾绳。睡一夜下来,头晕脑胀。

在井岗山上茅坪有一新造的两层楼招待所。我住在另一边的二楼。

茅坪的中央,是一小片稻田。田南一排土房,陈列着当年朱德挑水用的扁担。文化大革命后,这扁担被说成是林彪挑水的。由此可见历史可以随时改写。山上翠竹丛生,还有一家造竹纸的纸厂。这种纸极薄而透明,我记得幼年时家中用这种纸糊窗户。

五月二十九日下山。这次井岗山之行正是年初在北京开会总结农村四清工作,订出农村四清工作二十三条时,毛与刘公开冲突以后进行的。所以此行正明显表示,毛有决心重建红军,重建党。并不是简单的旧地重游。

六月中旬回到北京。

六月二十六日,我去看毛。看上去他的精神不大好。我正想毛可能有什么事要办,他突然跟我说“你告诉卫生部,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百分之十五的人工作,可是这百分之十五的人里面主要的服务对象,还是中央和地方省市的这些老爷们。卫生部把这些老爷们保健好了,日子好混。可是农村的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

“卫生部不是给全国广大人民做事的,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个名字,卫生部的眼光放在城市,放在这些老爷身上,就叫城市卫生部,或者老爷卫生部,或者城市老爷卫生部。

“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毛要全面加速改革保健制度,将服务对象从高干转到广大农民,服务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

毛再来要进行医学教育改革。“我现在抓上层建筑的改革。整个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年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毛意犹未尽,又说“卫生部脱离群众。工作上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管,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在什么场合下都戴,这肯定造成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隔阂。

“城市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的‘蒙古’大夫,就是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毛的这些话完全出乎我的意外,我将毛的原话,写了一式二份,一份交卫生部,另一份交中共书记处书记彭真。我那时哪能料到,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份材料被称为“六二六指示”并发动了全国性“赤脚医生”运动。“造反派”并拿它来在医学界掀起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的依据。

在撤销保健局的这片紧张混乱中,使毛下此决定的最初原因逐渐被淡忘。毛一得知刘少奇患了肺结核后,便立即撤销保健工作,我奉命不得参与,也始终不清楚刘后来的治疗情形。但我知道毛真正的目标其实是刘少奇。

田家英就跟我说“看这个情况,要说刘少奇同志会接毛主席的班,还言之过早。”田又说“你很清楚,主席讲话,有时候说了不算数。今天这么讲了,明天可以那么讲。谁也摸不清他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汪东兴也同意田的看法。我们个个三缄其口。我从未告诉保健局任何人,毛撤销保健工作的真正原因是刘的病。毛对刘私下表露的不满也只在我们之间谈及。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吴量 来源: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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