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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一九六五年六月底,毛叫我去见他。毛说“现在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形势很严重,四清工作搞得如火如荼。你们还稳坐钓鱼台,丝毫不动,这怎么成啊。告诉汪东兴,公安部部长谢富治都下去了,你们还不动啊。叫汪东兴和你们一起下去。”

我去找汪东兴将毛的意见都告诉了汪。汪说“又是什么地方让主席不高兴了?来了这么一手。”

田家英说“这是怎么回事啊。看起来,主席这的工作人员要大换班了。”

我说“每次他要打发人走,一定先过渡一下,过渡的方法就是下放劳动一段时间之类。这次大约就要换个地方了。”

叶子龙和李银桥一九六〇年就是这样被打发到信阳的。这次大概轮到我们了。

一组毛只留下机要秘书徐业夫和服务员兼理发员周福明,其他的人都下去。江青一听到要“四清”,病就全回来了,所以她不用去。

田家英说“换换也好,现在北京政局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还不知道要怎么变化。走了也好,免得遭池鱼之殃。”

汪决定我们去他的老家江西的铅山县。毛听了后,又讲“要走,应该拍屁股就走。用不着什么准备。六月底集中,七月四日前走。”我要求卫生部副部长之一的黄树则,在我“四清工作”期间,暂代负责毛的保健工作。毛觉得不必再找一个医生,毛说“我的身体好得很,无健可保。我不像那些老爷,动一动都要量血压、量脉搏,他们惜命惜身,养得脑满肠肥。他们要保健,我不要。护士可以找一个代替吴旭君,不要到北京医院找了,到三〇一医院(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找找看。”

我同吴旭君到了三〇一医院,找到了主管保健工作的蒲荣钦副院长。我向蒲说明来意以后,他受宠若惊地说“人家北京医院对保健工作比我们强得多,主席他老人家怎么想起我们来了?”蒲未受过正式医学教育,只在红军时期做过医务兵。

他叫我们先看看他从高级干部病房中挑的两名护士。一个比较沉静,一个比较开朗。我与吴旭君将这两个人的照片交给了毛,毛挑了开朗的刘,毛说“这个人看来灵活,不那么死板。”

汪东兴组织的四清工作队在七月二日动身。

我们到江西时,这个四清工作队总共有一百多人,包括了几处人员——中央警卫局、警卫团、卫生部、第二炮兵部队人员和江西省省委机关工作人员代表,李纳也同行。

这先插叙一事。一九六二年一月,在北京开七千人大会的时候,有一天北京大学有人打电话来,说李纳病了,我匆忙从人民大会堂赶去北京大学,李纳当时是北大历史系学生。我赶去时发现李纳只是重感冒、发烧,北大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小心谨慎,通知了我。当时历史系的总书记也在,陆平和他两人十分担心。两人一再向我认错道歉,他们说知道的太晚了,耽搁了时间。李纳很不高兴,在发脾气,嫌我不早点去看她,还说要是死了,不会有人知道。她一个劲直吵,我最后终于生气了。

我讲李纳“你已经二十一岁了,不是小孩子。生病,学校的领导们都来看你。北京大学有一万多学生,都像你这样子,学校就没有办法办下去了。”

李纳听了嚎啕大哭。我连拉带扯,将她弄上车子,送去北京医院。一路开车,她一路哭闹。甚至有两次经过交叉路口时,被交通警察截住,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我后来跟毛报告此事,毛不高兴地说“北京医院是高级干部才能住的医院啊,她怎么能住呢?”

我说“感冒这种病,一般医院都不会收住院。北京医院的人很熟,只能送到那。”

毛主张以后不要送北京医院,我说“如果不送北京医院,只好放在家,会传染给你,更麻烦了。”

毛又问我,李敏、李纳和毛远新回中南海时,在什么地方吃饭。我告诉他,在他的厨房内,由李锡吾师傅做饭给他们吃。

毛说“以后做这么一个规定,她们吃饭都到大食堂,不许再在我的厨房内吃。”

这一次毛叫李纳也去四清工作,就是要表明他的子女没有特权。倒是苦了汪东兴,还得另外安排一个人照管李纳。

打一开始我们在江西的四清工作就是个闹剧。派了在北京的一组特权分子下乡调查农村的腐败情况,领导“阶级斗争”,只有“荒谬”两个字可以形容。我们这一路包的火车,住招待所用的全是公费。光安排我们下乡及吃住,就浪费了不少公帑。数十万都市人口派下去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我们一样,大家全去得心不甘情不愿。这运动到头来,只是金钱和人力的双重浪费。

我们到了江西后,便分成四组,分别前往四个农村。大跃进后,人民公社依地理位置分成几个生产大队,然后再下分为生产队。我与警卫局副局长王生荣率领的那一组到铅山县石溪镇。江西上饶专区公安处长张镇和处长和铅山县县委书记随后加入我们。他们二人十分随和,以后我们都成了时常来往的朋友。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江西的农民过得这么艰苦。我已经回祖国十六个年头了,随侍毛十一年。我在一组中能知道各式各样的机密消息。我知道大跃进造成了饿殍遍野,农民民不聊生。我知道民生凋敝,但未料到比我想象中更苦。农民们穿着破烂褴褛的旧棉衣,吃的米饭好像是砂子,咀嚼很久也难以下咽,只配几根青菜。茅屋简陋,漏水,四壁萧条,家具全无。狭窄的土路一下雨,泥泞四处飞溅。在石溪镇上没有小学,也看不到报纸、杂,或是书。村中成年人几乎全不识字,小孩子也没有机会念书。最近的学校在几里外,上学的小孩只有很少几个。

四清工作队有次从外地调来了电影放映机,露天演出了五十年代中期出品的一部旧电影。农民们各自带着凳子,周围四、五十里的人,都赶来看映出。大部分的人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电影。

我们穿去的单衣棉衣都是旧的,可是没有补绽,生产队的农民看了非常羡慕。一位老农民摸着我的棉大衣说“什么时候我们有这样的衣服穿,就到了共产主义了。”

村民们对我们都很好奇。王生荣一向生活优越,身材比较胖。我们这组的农民个个骨瘦如柴,没有人见过像王这样的胖子。每次王从茅屋出来,村民都围上去啧啧称奇。大人们问他吃什么才会这么胖,小孩子们则跟在他的后面欢叫“看大胖子,看大胖子。”

按规定,应该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农民家太小,很难挤出地方,我们借他们的一个仓,搭起木床,垫上稻草,摊开盖,架上帐子,成了临时宿处。我们自己成立了厨房,请大师傅烧饭。为了与农民的生活相差不远,我们也吃农民吃的硬干饭。

我的小组负责的那个生产队,一共有十二户人家,共同耕种五十几亩地。各户有一点自留地,种自己需要的蔬菜。没有拖拉机、牛马,只有几个简单工具。耕作全凭腿、手的劳动,干一天下来,全身酥软。这种劳动实际上是将人变成牛马。田地小,耕作技术原始,收成自然贫乏,再扣去税粮后,农民更是所剩无几。

世界在进步,科学技术在发展,可是中国耕种仍然依循几千年来的旧方法。在这种状态下,空喊跃进,岂不是自欺欺人。我不懂中国为什么不将精力和智慧拿来发展节省人力的农耕机器,帮助农民脱离落后和贫穷呢?我跟汪东兴提起,我不解为何解放十六年后,广大农民仍然如此贫苦?他只说,许多地方更苦。

汪所言极是。在江西有些妇女是一九六〇年前后,从安徽逃荒来的。在安徽没有粮食,再待下去,会饿死。于是抛下丈夫和子女,逃到这,又找人结合生了孩子。这时虽然农村情况稍有好转,但是她们也很难回去了。

在这一片贫穷景观中,我们的工作是领导阶级斗争。大跃进失败后,毛认为三年困难时期的导因是生产队的基层干部贪污,他们从中揩了农民的上交粮,因此不是错误的政策引起饥荒。

而这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和清理工分的所谓“四清工作”,其实是庸人自扰。我们仔细查了生产队会计记下的账。全生产队只有这位会计认识有限的几个字,这本账真是“烂账”,谁也无法弄清楚上面记的是什么。好在全生产队只有十二户农家,做了世代的邻居,对彼此了若指掌。全生产队有多少财物,社员都清楚。全队打多少粮食,每家分了多少,大家也都一清二楚。全队实在穷得很,就算干部想贪污,也根本没有财物可贪。

这也不是说真的没有贪污问题,是有,只是在公社和县及省一级的干部。这一级干部才有权力向农民收税粮,并为所欲为。他们才有权力腐化。

农村中仍在疯狂进行着地主和贫农、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共产党接收石溪后不久便施行土改,地主和富农被剥夺了所有的财产,全家都受其他村民管制。目的是让地主、富农(包括他们的妻小)在劳动中强迫改造。

每逢假日节日,地主、富农都要集中起来,听生产队负责公安工作的社员或生产队长训话。令人最难受的是,队里出一点事,例如牛吃草时,杂草内有碎的一枚铁钉,一同吃下去了。事情没有查清,就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斗这些地主、富农的子女。

我们工作的这个生产队,有一个地主的儿子,一天到晚不声不响在农田干活,在受“管制”。我们打听了他的家史,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他生身父母穷得没有饭吃,将他给了这个地主。地主名义上收养他做儿子,可是实际上是个苦力,苦活、重活都由他做,吃的很不好,穿的是地主穿破的衣服。土地改革以后,给他定为地主子女。

这队另一位,他的祖父是地主,早已死了,父亲不是地主,却仍然属于地主子女。不管他干活努力,早起晚睡,仍然事事受歧视,在我看来简直是受虐待。但是这种状况,谁也不能加以改变。

直到我离开的时候,虽然一再替他申诉,也不能解决。甚至有一位“好心人”劝我“你想想你是主席的医生,替地主子女说话。如果有人将你这举动告了上去,你可吃不了,要兜着走。”

任何人替地主说话,即使是被冤枉的“地主”,也有可能因此惹祸上身。这就是毛的阶级斗争。因为原来的地主、富农,经过这十六年的“管制”,已经只有零星几人活下来,其他的早已死去,这些“子女”自然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我常想,毛说,阶级斗争贯穿整个社会主义这过渡时期,要五十年到一百年,那么这些“子女”的子女的子女,永远脱不了这一斗争的厄运。

后来,文化大革命初期,干部子弟,特别是高级干部子弟提出的口号“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即曾盛行一时的“血统论”),正是这种阶级斗争观念的反映。

中国农村的残败凋敝,阶级斗争的荒谬不公,以及我的无力感,在在使我心灰意冷。解放十六年后,中国农村不进反退,共产党的政权猛苛残酷。以前在封建时代,平民布衣仍有晋登龙门的机会,而有“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激励人心的认识。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体制,这些受“管制”的“子女”却永远不得翻身。

我的确从四清工作中得到教诲,但不是毛以为的那种。我的疏离感更深,我对共产党更加不满。高级干部在锦衣玉食,极其奢华的同时,农村农民生活之艰难超乎我的想象。共产党做了什么好事?毛的革命所带来的伟大转变在哪?我的四清工作队到农村来,是做所谓的“阶级斗争”工作,又有什么用?我们离开农村后,农民的日子仍会一如往昔。

我的政治不满越来越高涨,但我仍保持沉默。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吴量 来源: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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