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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当夜开车,第二天中午到了武汉。机要室派来送药和文件的飞机早已到了。张耀祠、吴旭君、我、周福明、徐福明、徐业夫和四位“女将”一起,和毛住进了梅园招待所。

现在整个一组的内宫气氛和以往大大不同。以往汪东兴一向控制全局,对毛的动静了若指掌。张耀祠的作风却是胆小怕事。现在政治局势紧张,张畏畏缩缩,以求自保。张不让我向他讲明毛的健康情况。毛医务上事,张说他是外行,管不了,也搞不懂,他只管警卫上的事。

这次一起出来的警卫局警卫处长曲琪玉,为了打探毛的一切,同这些“女将”很接近。我和吴旭君处于一种“被排斥”的状态,我觉得他的狂妄自大令人难以忍受。

毛开始采用了全新的安眠药服法。经过五天,安眠药量恢复到以往的用量,同时睡眠也调整过来。

吴旭君同我商量,病好了,再待下去,恐怕会有不愉快的事发生,不如见好就收,回铅山去继续搞四清。我们商量好了,先告诉张耀祠。张面露难色,说:“你们回来以后,我总算知道了点情况,老曲他们对我封锁得厉害,什么都不告诉我。”

我又去见了毛。我说:“你的病全好了,安眠药恢复到过去的常用量。我同吴旭君参加四清工作队的事还没有完。我们还是到江西铅山去,搞完这项工作。你有事时,我们可以随时再来。”

毛沉吟了半响,说:“四清虽然没有完,也差不多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四清了,要比四清大得多。你们留下有好处,我随时有事找你们办。”

我听完后瞠目结舌。四清是自土改以来最大的运动,动员了上千万城市人口下乡。看样子这件事已经不重要了,难怪毛问也没问汪东兴四清做得怎样。我开始明白,正在发生一场我尚不了解的大事件,虽然不完全知道这事件的内幕,但毛说比四清大得多,那么其规模之大可以想见了。

我很踌躇。留下来,跟这帮随来的人可能难以相处;但既然要有“大事发生”,毛的羽翼无疑是个避难所。

我想了又想,还是决定回乡下去。那里更安全。

我说:“可是我与吴旭君换洗衣服都没有带,每天穿这身棉衣服,很不方便。”

毛说:“你告诉张耀祠,将你们的衣服由北京带来,这好办得很。等我叫你走的时候,你们再走。”

政治变动的脉博清晰可感。毛退隐到他的房间里,整日与“女将”厮混。曲祺玉在毛四周筑起一道无法突破的隔离。我尽量不去值班室,免得和这些人多接触。毛叫我,我才去看毛。我在政治边上,纳闷着会出什么大事。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毛在武汉梅园招待所听取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中的彭真、陆定一和康生汇报经过北京中共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称《二月提纲》)。中共中央在一九六四年设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另有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新华社及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等成员。毛主持这个会议,并让我坐在后排旁听。

毛在会议上说:“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就同陈伯达、康生说过,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又问彭真:“吴晗这个人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康生抢着说:“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

别人都不讲话。

毛接着说:“当然,不同的意见都可以‘放’出来,可以比较鉴别,好坏自明。你们可以放。让各种意见都可以放出来。”

彭真说话了,他想为他拿来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提出辩护。这份提纲中强调,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彭真说:“学术问题还是照主席的指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能使学术空气活跃起来。”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已讨论同意这一提纲,现在就等毛批准。

陆定一说:“学术讨论和批判不能随意提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否则就鸦雀无声了。”

此后没有人再讲话。

三人已划清阵线--康生认为吴晗事件属于阶级斗争,想发动批斗吴晗及其同伙的运动。彭真和陆定一则认为大家对此戏的各种意见,应该看作学术辩论。几分钟的寂静后,毛决定散会。

彭真说:“是不是写一个‘中央批语’请主席看过,发全党。”

毛说:“你们去写,我不看了。”

我马上知道大难要临头了。毛设下圈套,他不看便表示他不赞成。但彭真不了解毛。彭真和陆定一正一步步涉入险境之中,这个“中央批语”一发全党,就完了。

二月十二日这份《二月提纲》上有彭真及陆定一写的《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语》,发到全党。

当晚毛对我说:“看来还是我的那句话: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不倒。”毛准备给彭、陆两人迎头痛击。彭真这份《二月提纲》往后成为恶名昭彰的反社会主义宣言,并导致他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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