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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前中共已完全渗透了整个陕西 蒋介石此行实是九死一生

——西安事变前张杨的内部准备

中共在学兵队中不断进行宣传,收入新人,力量逐步扩大。学兵队的体制和红军后来的抗日大学类似,半天进行军事训练,半天进行政治学习。军事训练以学习游击战争的战术为重点,并以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作为重要内容。政治学习此外还曾邀请刘鼎、孔祥桢等中共党员讲授“军队政治工作”、“红军的军事民主”等问题。“西安这里不少人做的是国民党的官,吃的是国民党的饭,但说的却是共产党的话,甚至做共产党的事,红白不分。”

十七路军成分复杂,曾经被人攻击为兵匪不分

张学良和杨虎城最关心的自然是内部将领的培训,他们组织了王曲军官训练团。

王曲军官训练团在1936年5月成立,地点在西安市南郊的王曲镇。王曲军官训练团团长和副团长分别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团副为杨虎城大将孙蔚如,教育长为张学良大将王以哲(后王以哲回前线,就由黄显声接任)。训练团的学员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两方面的连长以上,团长以下的现任军官,前后办了三期。其中第一期就有500人,主要是东北军军官,十七路军军官只有不到100人。训练科目为军事课,政治课和精神讲话等。

其中以政治课和精神讲话为主。开学第一天,张学良在开学典礼讲话,题目就为《中国出路唯有抗日》,第一句就是要打回老家去,指出“抗日是东北军最大使命”,以“把全(民)族所有力量拉到抗日阵线上去长期抗战”为己任,号召全军将士“宁肯斗争致死,决不束手待毙。”,全篇大力宣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而杨虎城讲话也是抗日的问题。

整个训练期间,抗日同志会的会员在王曲大力宣传抗日联共的主张,有时候甚至公开演讲。

为应付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说王曲军官团完全按照庐山军团训练团的样式举办,以剿共为主题。而庐山军官训练团为蒋介石领导的中央训练军事干部的组织,宣扬三民主义,国家统一,先安内,后攘外等思想。庐山军官训练团实施蒋介石“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开了南京国民政府大规模训练军事干部的先声。杨虎城在1932年曾经参加过,知道这是中央收复地方军阀,强化反共抗日思想的学校。张杨通过这个方式掩人耳目。

除了王曲以外,张学良还秘密成立了学兵队,这是张培养新一批抗日中低级军官的组织。张学良计划由这些新军官进入东北军,充实内部新力量,改造东北军。

1936年8月学兵队成立,队长是孙铭久。学兵队有300多人,大部分是中共北平地下党介绍过去的积极抗日青年,其中很多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也有一部分是中共党员。

他们主要成员从北平上车,坐的是东北军运兵列车,一路不允许下车。到了西安以后,学员一下火车就带领他们去军队内部的澡堂洗个澡,洗澡后把他们带到东城门楼上,换上军装。途中没有和任何人接触,很注意保密。

中共在学兵队中不断进行宣传,收入新人,力量逐步扩大。

学兵队的体制和红军后来的抗日大学类似,半天进行军事训练,半天进行政治学习。军事训练以学习游击战争的战术为重点,并以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作为重要内容。政治学习此外还曾邀请刘鼎、孔祥桢等中共党员讲授“军队政治工作”、“红军的军事民主”等问题。

学兵队全部训练生活都是东门城门上,平时不允许下楼,四面都有卫兵站岗,非常秘密。当时军统特务已经发现有这个组织,但由于无法登上城楼,始终无法得到确切情报。

可惜由于到西安事变爆发只有4个月时间,最终没有培训出来。该学兵队在西安事变以后被解散。

除了军官以外,张学良通过抗日同志会写了大量抗日宣传资料,发到东北军士兵手中,进行抗日宣传。其实相比军官来说,东北军普通士兵抗日回家的意志更强。他们基本每人都在九一八事变中奉命离开东北,搞得妻离子散。

到了陕北和中共交手三次,东北军士兵普遍不愿意打内战,觉得要死也要死在东北,所以也没有什么战斗力。三次交手俘虏了数千东北军士兵,当时中共给他们进行宣传,既不讲马列主义,也不讲阶级斗争,只有一句话:团结一致,打回老家去。大部分东北军士兵都深深认同这句话,在他们看来他们和中共无冤无仇,而且都是中国人,根本没必要拼命。而日本才是占领他们老家的侵略者,自然应该去和日本人拼。

由此,东北军很多士兵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言论,很多人从中共处回来就成为宣传抗日的积极分子。

相比如火如荼的东北军内部的活动,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就差得远了。因为十七路军的情况更差。

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骨干都是当年中秋会,靖国军的老军人,这些人之前多为土匪,民团或者老兵油子,从军本来就是为钱为权,军阀思想更为严重,内部派系林立,互相排挤,非常腐败。

杨虎城曾说:我们有些带兵的人本身眼光太小,地域观念太重,只知道用私人,甚至用些亲戚邻居来当兵,对外人一律不用。更重要的不但不用人甚至虐待他们,因此就发生不少的变故,形成很多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团体。外省人顾虑到这点不敢加入我们的队伍,本省人在外转战多年,一回到家(回到陕西),便什么成家立业,从事私活,对团体(十七路军)的前途不再顾虑,这是何等危险的事啊。

军官如此,士兵也好不到哪儿去。杨虎城自己曾说:我们的兵多半是募来的无业游民,军队裁一个兵,社会上就多一个匪,多年来的盗贼分析起成分来,多半是当兵的。

十七路军为老陕军,军队内部都是陕西人,没有东北军那样离乡背井的心态,也没和日军交过手,抗日思想相对较轻。而军官都是地头蛇,对中共占据陕北苏区后搞的诸如土改,肃反那些也深感恐惧,对其比较仇视。

所以随便宣传抗日联共,恐怕会遭到内部很多反对,尤其是高级军官。

杨虎城对他的部队心知肚明,他说过:我们团体内,重要干部都是过去用义气结合的,是封建底子,像张学良这样组织起来就要分裂。只能一步步的来,一点点的替换。

杨虎城早期曾经培养了张汉民,赵寿山,孔从洲,许权中等年轻军官,但毕竟人数较少,不能彻底改变整个十七路军。所以杨虎城除了派出少量干部去王曲培训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培训干部的举动。

杨虎城曾经考虑让中共党员王炳南邀请一部分进步人士在十七路军内部成立政治训练班,训练中下级干部。但因为杨虎城本人顾虑很多,王炳南也因为关节炎卧床数月,这个计划直到西安事变开始也没有实现。

所以十七路军在西安事变一开始就出现归顺中央的现象,后接二连三将部队拉走。

中共主打的群众宣传

除了军队内部以外,张杨为了争取陕西的群众支持,还开始了规模庞大的群众抗日运动。

这点对于他们来说有些难度,但对于中共来说是小菜。中共以宣传起来,群众运动是他起家的法宝,无论工运,农运,学运都是他们最擅长的东西。张杨的宣传,主要也是靠中共的两个地下组织,东救和西救。

东救骨干是学运领袖宋黎,马绍周,刘澜波等人,西救的骨干则是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谢华,徐彬如等人,都是共产党员。东救和西救都是共产党领导,各有各的团队,宣传力量都很强。

其中西救更是有力量,主要是他们一直有杨虎城的支持。自从杨虎城在1930年主政陕西以来,奉命武力自保,政治反蒋的政策,所以一向支持省内反蒋的教育政治势力。

当时潜伏在西安的军统中统特务向中央报告:西安教育界通匪现象严重,一部分中共和亲共人士担任高级职位,搞不好,惹恼了杨虎城不好办。

早在1931年初,杨虎城主办《西北文化日报》和《西安日报》,任命共产党员宋绮云为《西北文化日报》总编辑,老共产党员蒋听松为《西安日报》社长。其中《西安日报》为西安省政府的机关报,《西北文化日报》为西安绥靖公署的机关报,都是公办的报纸,影响力很大。这两份报纸在当时非常的红,是杨虎城的舆论阵地,其中又以《西北文化日报》为最,他的总编辑宋绮云为徐州人,1927年入党,担任过徐州邳县县委书记,后由于被中央通缉才改名换姓转到杨虎城处工作。宋绮云一向很红,担任总编以后,用这份报纸宣扬中共立场。1934年元旦,全国报纸以剿匪胜利为题目,但《西北文化日报》则以危机严重的新年为题目,攻击国府政策卖国,导致国土沦丧,经济崩溃,国难当头。

1935年10月蒋介石赶到西安部署对陕北苏区的围剿,《西北文化日报》则故意以“将委员长飞抵西安”为题目,暗示蒋委员长掉了脑袋,一时间该报纸被抢购。

宋绮云敢这么做自然是有原因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中统负责人宋志先曾经亲自带领特务来逮捕宋绮云,但《西北文化日报》名义上的社长是杨虎城的心腹陈子坚。陈的身份是西安绥靖公署办公室主任,实则也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陈得知宋志先来抓宋绮云,亲自出面让特务们抓他。当时西安还是杨虎城的地盘,中统特务不敢得罪杨虎城的心腹,只得走了。

宋志先后来抱怨说:江西是共匪集中所在,但那里红是红,白是白,工作比较好办。西安这里不少人做的是国民党的官,吃的是国民党的饭,但说的却是共产党的话,甚至做共产党的事,红白不分。

中央为了制约这两份报纸,派出中央人员邱元武赶赴西安办了《西京日报》,宣传中央的言论,包括剿共和消灭军阀统一中国的思想。杨虎城对这份报纸非常痛恨,他多次找邱元武进行劝说,希望他不要宣传这些。但邱元武信奉三民主义思想,加之有国府中央支持,对杨虎城劝说根本不为所动。

杨见此种情况决定杀一儆百,找了几个十七路军的特工将邱元武暗杀,从此以后西安亲中央势力不敢再公然对抗杨虎城。

张学良这边在1936年6月18日也主办了《西京民报》,其总编由中国共产党党员陈翰伯担任,该报的宗旨是宣传东北军复土返乡、团结抗日思想。

1934年中共从上海派谢华和徐彬如等党员来到西安,并且在1935年10月建立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后有成立了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会,宋绮云担任宣传部副部长。杨虎城对西救会给予默认,并且由其领导十七路军的抗日宣传工作。这些有丰富经验的老共产党员加入西北军宣传机构以后,该部的力量更为强大。西救会逐步发展到下属二十三个组织,并且和陕北苏区接上了头,直接受毛泽东周恩来领导。

国府对陕西文化界通共早有耳闻。

1931年蒋介石特地派来中央教育高官李范一来担任陕西教育厅厅长,并且撤换了一批西安的校长和教师,试图宣传中央的立场。但杨虎城随即暗中支持中共组织西安学生发生大规模学生运动。学生们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李范一下台,并且列出十大罪行。李毕竟是个文人,从没见过这种场面,急忙向杨虎城报告学生中有共产党煽动,要杨虎城派出军警捕捉惩办。

杨虎城冷冷的回答:教育不是李先生负责的吗?我如何插手?你说有共产党,有什么事实根据吗?李范一大惊之下赶忙向杨虎城辞职回南京。杨虎城随即任命自己手下的亲共人士李白龄接任教育厅长,将李范一任命的校长教师全部撤换,还安插了一批亲共人士为校长。

1933年国民党大佬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在西安对学生演讲,提出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这些学生都是接受中共宣传的亲共积极分子,他们根本不听戴季陶的言论,反而群起攻之将其围住要殴打。后戴季陶在随行人员保护下狼狈逃走,但坐车却被学生放火烧了。由此戴季陶大怒,将西安情况汇报给蒋介石,蒋也非常不满,认为西安教育文化届实在太差,没法不整顿。

1933年3月蒋介石亲自约杨虎城在石家庄见面,蒋说:你行伍出身,读的书少,不知道古今兴衰全在用人的得失。以后用人的事,要多加考虑,你那里还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回去要好好查查。

杨虎城此时情况不太好,进入甘肃部队的被蒋介石瓦解,损失了一个师的兵力,只得表面上听从蒋介石的说法。

后蒋介石在1933年再次派来中央的周学昌担任陕西教育厅厅长,杨虎城没有拒绝,但对周极为冷谈。周比李范一狡猾一些,他老老实实做官,对于南京的命令,知道杨虎城反对的,他一律不敢执行。由此昏昏庸庸的在西安混了几年,蒋介石知道周学昌有苦衷,也没有给予催促。

所以在杨虎城主政几年内,西安文化界亲共现象很明显。在西安宣扬反对内战,反对中央之类是自由的,街上可以买到亲共的报纸,甚至学校中可以看到马列主义的书籍。

但到了1933年春,又发生了天大的事情。当时中央在西安设有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这是国府名义上在西安党一级最高权力机关,是中央在陕西的权力象征。省党部里面有大批中统特务,负责搜集情报,打击亲共反中央力量,尤其负责抓捕共产党员。

中统在1933年活动频繁,并且在各学校发表公告禁止学生阅读马列等中共书籍。由此中共再次组织一部分学生冲击省党部办公室,将其全部砸毁,还搜出了省党部委员的一个大烟灯(当时西安抽烟片的人很多),学生将烟具举着上街游行。冲击党部的时候,十七路军负责站岗的卫兵未予阻止,而中统特务在当时并没有什么武装,人数也少,更不敢开枪,无力对抗人数众多的学生。

冲击省党部等于冲击中央政府,是天大的事情。省党部的中统负责人找到杨虎城告状,杨却说:学生闹事,全国皆然,我看南京闹的更厉害。蒋委员长都拿学生没有办法,我能怎么办?中统负责人只好走了。

省党部岂是好惹的,他们随即将这个情况报告蒋介石,说杨虎城煽动学生冲击省党部,大逆不道。蒋介石认为需要给杨虎城点教训,在消灭杨部进入甘肃的力量以后,蒋在1933年底没有通知杨虎城,直接将其陕西省主席职位撤掉,安排邵力子接任。

杨虎城措手不及,也算吃了一惊,由此杨没有再敢于搞如此直接对抗中央的暴力行动。

在西救会成立的同时,张学良手下的高崇民,共产党员宋黎(当时名义上是张学良的秘书),刘澜波等人组织了东北救亡会,简称东救会,负责东北军方面的宣传。

东救和西救会合作,在1936年连续多次举行大规模群众运动。

5月西救会组织大游行,由于被军统特务侦查得知内幕,当场被捕二三十人。西北剿总参谋长,也是蒋介石派出监视张杨的晏道刚向蒋介石报告到:近破获共匪伪省府,捕获要犯二十七人,并抄出反动刊物若干,均极力诋毁中央反对剿匪。

杨虎城得知后,命令十七路军宪兵营给予保护,该宪兵营很多中共党员,营长金闽生就是共产党员。平时他们集会由军人保护,之后的游行中一律由宪兵队穿便衣给予保护。

张学良则派出副官孙铭久的学兵队学员,由他们穿便衣保护游行。这些军人身体强壮,受过军事训练,一般警察根本不是对手,所以之后的游行都很顺利。

918纪念日召开抗日大会,并且组织了大游行。10月10日双十节期间,两会又组织了群众大会,批判国府亲日媚日,并且再次举办游行。

10月下旬,两会组织追悼鲁迅先生大会,攻击国府政策,举办更大规模游行。西安军统组织武装警察进入会场试图驱散群众,学生不退,双方对峙。结果张杨派出部队迫使警察撤退,游行得以继续举行。这是张杨公然支持两会的明显表示。

到了12月9日,129运动一周年纪念日,两会组织的群众运动达到高潮,动员十几万人参加,直接参加游行的就有1万多人。游行队伍甚至准备步行去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示威,后被张学良拦阻(张准备捉蒋,不想打草惊蛇)。该次活动为张文彬负责,张文彬是毛泽东的秘书,派到杨虎城处做代表的。运动的指挥部就安排在杨虎城参谋长王根生家里,所以军统中统特务没办法查。

这么大张旗鼓的搞,想不被中央得知是不可能的。中央潜伏在陕西的特务对此作出一系列的反应,并且直接导致张杨和蒋介石的关系急剧恶化。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东方白 来源:博客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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