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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调雨顺的大饥荒年景

——对大跃进政治本质的思考之二

从这篇开始,我要对毛泽东搞大跃进、作一番归因的研究。首先说明,这个归因,不单指起因,而是包括了从发动到失败的原因。其次要说明,从所归的原因来分,有个人的原因和制度的原因,内因和外因;从归因主体来分,有官方的归因和民间的归因,国内的归因和海外的归因。而这几种因素又往往是重叠、交错在一起,难解难分的,所以只好撮总地加以论述,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指出其归因类别。

官方的归因,基本上是一个中心:坚持维护党和党的领袖的威信;两个基本点:第一个是“良好愿望”论。第二个是“天灾人祸”论

关于第一个论点,我在上篇已提到过,据说是出于共产党、毛泽东的好心眼,急切地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国家富强,人民过上幸福的日子。官方在这一点上坚持撒谎绝非一日之功,而是一以贯之的。1957年反右期间,毛泽东就撒谎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有又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毛泽东选集》五卷,页456)对被事实击得粉碎的这篇谎言,邓小平在整整20年后,在《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讲话中,又重提之,并说:“毛泽东同志讲的政治局面不只是讲党,而且是讲整个国家,整个军队,整个人民,就是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有那样一种政治局面。”(《邓小平文选》二卷,页41)这种“政治局面”,经过亲子鉴定后,就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遗传基因。撒谎成性的邓,连对迫害他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都忍痛认定:“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同上,页139)难道他真的认为毛发动文革不是一场污秽的权力之争,而是要实现一种纯洁的革命理想吗?张显扬说得一针见血:“我说了那么多,中心的意思,就是决不要用理想主义的眼光去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要掉进人家的思维模式。这里没有任何理想主义的东西,有的只是赤裸裸的、血腥的权力斗争”(《开放》杂志2006年5月号)可见,毛邓两人在撒谎骗人上,实在是难兄难弟!鬼才相信毛泽东、共产党反右、大跃进、以至于文革,都是出于“良好愿望”呢!实际上,连鬼都不会相信。难道数以千万计的饿死鬼、冤死鬼会相信这些世代相传的鬼话吗?

困难时期尚未过去的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指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3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他用农民的说法,肯定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

中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打回马枪,把这种比较实事求是地估计形势,批为“黑暗风”。之后,就再也没人敢提“人祸”了。从此,“全国的、持续三年的、百年未有的、特大的自然灾害”,就成为对高举三面红旗造成的大饥荒、千篇一律的说辞。直至如今,在国内外,与人谈话时,每每仍能听到“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如何如何……”悲矣哉!欺骗对人的毒害,已达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

说到这里,少不得要说几句题外话,就是,我认为共产党对中华文化的态度:一是继承和发扬糟粕;二是对于精华,反其道而用之。以“自然灾害”为例,有民贵思想的孟子说:“涂有饿殍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路上有饿死的人,不知发救济粮,人死了,还说:“这怪不得我呀!是自然灾害呀!”)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这和持刀杀人后,说“不是我杀的,是兵器杀的”有何区别?)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矣。(王你如不把饿死人、归罪于自然灾害,黎民百姓就会欣然而至。)(《孟子·寡人章》)我想,读者若与三面红旗下的人相食的惨景相对照,对此,我就无需再置一词了。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一决议的基本精神是恢复了刘少奇的论断。

而民间的归因,则不以此为然。

按照科学定义,地球上的自然异变对人类的负面影响超过一定程度时被称为灾害。自然灾害主要指突发性的暴雨、洪涝、干旱、台风、风暴潮、冻害、雹灾、雷电、地震、火山、滑坡、泥石流、崩塌、病虫害等,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盐渍化,气候变化、水资源变化等缓进的变化过程也属于广义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的直接成因是自然的变化,但人类的活动可能诱发许多自然灾害或加重灾害的程度。对中国社会经济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首先是气象灾害(洪涝、干旱、台风等),其次是地质灾害(地震、滑坡、泥石流等)。(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中国自然灾害灾情份析与减灾对策》,第VII页,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转引自王维洛:天问——“三年自然灾害”)

“我们再看与1959~1961年相邻的两个三年:1956~1958年、1962~1964年。这6年中的任何一年的总指数、平均指数,以及旱、涝站的合计数,都要比三年灾难中的任何一年要高。1962~1964年这三年被称为‘三年恢复时期‘,尽管这三年的气象水文条件大不如1959~1961年,并且它又是在三年灾难的巨大废墟上艰难起步的,但这三年的农业还是实现了连年增产,整个国民经济也从三年灾难时期的近乎崩溃状态得到了复苏。”

“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史上的最好时期’。”(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方法》杂志1998年3期)。

1998年美国三一学院教授文贯一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针对“目前已提出的一些假设”如“气候原因导致自然灾害”指出:“以统计数据看1958年气候很好,1959年正常,因此气候无法解释58年就开始的饥荒。”(《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2月27日报道:《三年大饥荒源于大食堂》)

四川省饿死1000多万人,居全国之首,可是所有有关调查研究的报告,都否认天灾说,众口一词:那三年“风调雨顺”。

所有活着的右派,都有资格做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我当时在黄泛区五二农场劳动教养;年景好得很!五谷丰登,连红薯、花生、瓜果都是大丰收。红薯片晒得到处都是,晒干后堆积如山。我们挨饿、浮肿、甚至有的饿死,并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制度规定的低指标所致。听说信阳的确遇到了自然灾害。但,掌握第一手资料的余德宏(他是信阳专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二人都是体制内、由于抵制浮夸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这样说:“1959年的旱灾虽然是严重的,但不论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或建立之后,都不算是最严重的年份。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严重的问题呢?主要原因显然不是天灾的问题,而是工作中的失误问题。由于严重的旱涝灾害,1959年的夏粮因降水量偏丰而歉收,秋季因严重的伏旱而减产,但最后落实的粮食总产量仍然近15亿公斤,按800万农业人口计算,扣除种子、饲料以后,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也在150公斤以上。虽然偏少,但比1949年的情况要好得多了。如果各级领导重视灾情,及时动手,发动群众生产自救,饿死人的问题是根本不会发生的。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次严重的灾害是发生在连续丰收之后,不仅社队及群众都有一些家底,而且全区国库中尚储粮5.5亿公斤左右,万一在生活上出了一点问题,请示上级批准,动用一点库存,相信不会发生饿死人的事。”(《叶落萧萧江流滚滚》页474—475)

同样的事,也是发生在河南省。“一九五八年大放粮食‘高产卫星’时,河南省偃师县岳滩大队负责人刘应祥怕当‘白旗’,不得不虚报产量,宣布全大队平均‘小麦亩产千斤’。可是他和几位大队干部同时做了个手脚,压缩了该队的耕地面积,这样总产量就没有夸大,于是也不用把口粮拿去充‘余粮’上交了。结果是:‘随后两年河南不少地方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时,岳滩大队没有饿死一个人。’这个例子从反面证明了灾难非由天灾所致。”(转引自《饥饿的三年,文革前的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2》八卦人生网)

正面与反面,两相对比,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所谓“自然灾害”,完全是毛泽东、共产党一手遮天,欺骗百姓;既视人命如草芥,又把杀人之罪归于天。伤天害理,一至于此!官方的目的是尽量误导人们远离大跃进的政治本质。而事实上,大跃进的政治本质,离开人祸则无处追寻。关于人祸,官方和民间也是莫衷一是。这正是下文要加以探讨的。

此文于2010年12月25日做了修改

原标题:非我也,岁也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博客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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