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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援六四 台湾从民族情怀转向捍卫人权

1989年6月3日深夜,上万名来自全台各地的民众聚集在中正纪念堂广场,参加“血脉相连,两岸对歌”活动。(中央社档桉照片)

回首六四30年,台湾虽然站在声援抗争者的一方,视角却与当年不复相同。30年来,标语从“血脉相连”变为“捍卫人权”,声援六四已从拥抱“民族情怀”,转为“普世价值”。

1989年6月3日深夜,共有上万名来自全台各地的民众聚集在中正纪念堂广场,参加“血脉相连,两岸对歌”活动。人们藉由卫星电话与在天安门聚集的学生连线,直到凌晨0时20分,电话那头传来“现在共军开枪了…”随后连线中断,中正纪念堂广场哭声一片。

回想起这段过程,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主席曾建元说,六四事件爆发时,他还是大学生,对当时的氛围格外有感。

1989年6月9日,超过5万人在中正纪念堂参与“自由的怒吼”团结声援大会。(中央社档桉照片)

曾建元表示,当时台湾解严近两年,报禁也解除一年半,社会追求言论自由与天安门学生诉求不谋而合,加上当时台湾社会的民族情感认同,仍以“中国人”为主,格外能产生共鸣,所以声援人潮踊跃。

他也认为,受到六四事件的刺激,台湾知识分子意识到,虽然台湾自诩属于民主阵营,却仍有“万年国民大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等威权象徵,“与中共也没差多少”;“既然大陆可以(上街头),为什麽我们不行?”这种“输人不输阵”的情绪,间接催化出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

曾建元表示,中共镇压六四事件引发国际社会谴责,使得政府在面对“野百合学运”时决议避免武装冲突、和平处理,甚至愿意採纳学生意见,陆续终止动员戡乱、废除万年国大代表。显见“六四事件”某种程度对台湾的民主化具有一定影响。

不过,随着民主转型开始,台湾政坛的政治诉求也渐渐分为统、独两派。曾建元认为,这是台湾对六四产生不同声援态度的转捩点。

他表示,2000年首次政党轮替后,本土意识抬头,“大中国”国族认同感在台湾渐渐流失;但中共经济实力也在这段时期崛起,过去声援六四的统派人士渐渐朝北京当局靠拢,这一度使得“六四议题”在台湾乏人问津。

曾建元指出,直到2009年,六四学运领袖王丹来台任教,才渐渐凝聚香港、台湾学生重新拾起声援六四的大旗;而诉求自然也从“民族情怀、拯救同胞”,转变为“捍卫人权、拥抱普世价值”。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则表示,六四议题是台湾“统独左中右”各阵营,在不同时间都曾关注过的议题。但30年以来,中共透过统战手法,让部分的台湾政治人物淡化对六四的关注,甚至延揽他们成为座上客,收编来为中共宣传。

他直言,前总统马英九、总统蔡英文、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乃至新党党主席郁慕明,都曾声援过六四,现在六四30年,“还剩谁敢提这个议题?”

杨宪宏表示,中共至今不愿为六四正名,且持续加强社会控制镇压异己,“六四并未结束,不是历史,而是现在进行式”。这种状态只会更加深台湾人对中国大陆的反感,“面对一个不能善待中国人的中共政权,凭什麽能相信,他们会对台湾好”。

他认为,对台湾而言,声援六四最大的意义在于告诉更多人,六四不是历史故事,而是真实且持续发生的问题,这也是台湾做为国际民主社会成员的一大责任。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时方 来源:中央社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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