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去了趟大陆，见了一些朋友，发觉大陆近年因为高压管治、箝制言论自由，人民的精神空虚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笔者这次去的地方是杭州，以前习大大做过省委书记的地方。作为写作者，每次出行习惯带几本自己的著作赠送师友，偶尔也帮人带几本书。
记得有次，笔者带了几本“禁书”，包括中大出版社《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海关职员不懂判断，叫来领导过目。那位领导翻看笔者带的书后，说了一句：“中大这几年出了不少好书，没有问题，走吧。”由此可见，这位领导自己也会看这类书籍，且能分辨出版社。因此，笔者对杭州海关的印象向来不错。
万万没想到，这次笔者只带了自己写的书，却被扣查了。可能正值六四30周年前夕，风声鹤唳，海关人员甚至问笔者：“你是不是来参加什么聚会的？”
和笔者的书同时被扣查的，有一批走私象牙。在这个国家，违禁书籍和走私象牙一样“有价值”，也算“欣慰”吧？而最讽刺的是，笔者抵杭当天恰好是4月23日所谓“世界读书日”，城市偶尔还能看到鼓励市民阅读的宣传广告。
接下来几天见的朋友形形色色，有传媒界的、文化界的，还有体制内的。聊天的总体氛围，都觉得现在这个世道，只能选择闭嘴，埋头赚钱。
其实从几年前开始，大陆传媒界、文化界的朋友，都纷纷下海投身创业大潮。由于过去几年创业环境还不错，如果赶上互联网经济等风口，或者抓住买卖房产等良机，一些人的日子是过得不错的。有位朋友，坐拥杭城三套物业，价值2,000多万。还有一位朋友，创业新媒体公司，有几十名员工，前景颇好。更有一位朋友，现在则是管理50多亿人民币资产的知名投资人。
文化人即便有钱了，也不会打扮得珠光宝气。把酒言欢，多是性情中人。酒过三巡，朋友俯首耳语道：“现在真是没意思呀！”然后，便开始忆往昔。
十余年前，微博时代，虽然大家的钱没多少，但是媒体的影响力还在。那时可以说是“公知”的“黄金岁月”，大事小情，用转发和“围观”就能造起声势，公权力会有几分畏惧。后来，“公知”被批倒批臭，维权律师相继被捕，连笔者早已不太使用的微博账号，去年也莫名其妙被销号。种种现实，令本来还有几分理想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渐渐选择不再发声，明哲保身。
私下的讨论还是有的，只不过也变得越来越危险。央视前主持人毕福剑，因为在酒桌上唱小曲讽刺毛泽东，结果整个人就被和谐了。在今次饭局上，一位体制内的朋友可能酒喝得多了点，说了些“出格”的话，然后他跟众人说：“我刚才说的这些话，你们谁要是录了音，就能拿去卖钱。”何故？现在“发动人民斗人民”，单位、学校，乃至私下聚会，只要能提供“反动言论”证据者，都是可以举报领赏的。监控至此，谁还敢说真心话？能不说违心话已属可贵。
行文至此，又想起数月前在南昌的饭局。当时有几位央企高层在座，笔者第一次知道近年央企开始大搞“批斗会”。形式是这样的：每逢年终举办，各人都要上台作批评，先是自我批评，然后批评别人。批评不准流于表面，不能说“领导太辛苦不注意身体”之类明贬暗褒的话，必须摆事实讲道理，反省到内心深处。不知不觉，这些颇有文革色彩的事情在大陆已经蔚然成风。
体制内的朋友曾语重心长地跟笔者说：“现在能做的，就是保护好朋友。”
中国的现况，用万马齐喑来形容最恰当不过。大环境已经极差，中国人现在除了赚钱、消费、投资，似乎已无其他可以安慰心灵的方法了。中国人似行尸走肉，每天刷抖音看搞笑视频，生活在毫无意义的“欢乐”里。
有些人在移民，但说到底，只要自己的国家不太坏，谁会主动背井离乡呢？
“爱国”并没有什么光荣的，不像某些建制派说的是什么“高尚美德”，它本是人的基本感情之一，根本毋须歌颂。反而是，倘若中国的国民不爱国了，统治者真该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到底是什么，让这基本感情都泯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