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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共产主义的兴亡—中国八十年代政治情势

在八十年代,中共“逢双反左,逢单反右”,左右摇摆,出尔反尔;理论界“批判-沉寂-活跃”、“再批判-再沉寂-再活跃”,即根源于中共政策的相互冲突的“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四个坚持」。路向矛盾的方针正如两匹南辕北辙的奔马,在撕裂北京领导层。

邓小平

在八十年代,邓小平虽然实行“经济放开,政治收紧”的政策,但作为文革的受害者,他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并非毫无认知。在一九八零年八月十八日,他曾发表了一篇有关民主法治的不错的讲话,指出类似斯大林和毛泽东那样严重破坏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并强调中国走上民主法治道路的必要性。实际上,他已经看到,阻碍中国发展的正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是意识形态作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源泉,他又不能“砍倒旗帜”,只能“挂羊头,卖狗肉”,在原有意识形态旗帜下改变其内涵。即是说,仍然使用马列毛的话语系统,但是通过强调重心的移位,通过淡化意识形态,邓为自己的经济政策的转向作了实用主义的辩护。

中共与邓的两难悲剧在于,他们必须用反对(马列毛)意识形态的市场经济方式才能挽救党,而公开声称反对(马列毛)意识形态又必定摧毁共产党。因此,非毛化和非意识形态化只能做,不能说。

因此在八十年代,中共“逢双反左,逢单反右”,左右摇摆,出尔反尔;理论界“批判-沉寂-活跃”、“再批判-再沉寂-再活跃”,即根源于中共政策的相互冲突的“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四个坚持」。路向矛盾的方针正如两匹南辕北辙的奔马,在撕裂北京领导层。

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共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是不能放弃的。

但是,经济体制改革必然突破中共意识形态的牢笼,必然导致某种政治后果。

因此,伴随着经济改革的进程,八十年代发生过几次政治及意识形态争论,影响到了中国的政局及其发展方向。

首先是1978年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实际上是拥毛派与拥邓派的一次较量,是邓小平非毛化政策的起点。这次讨论是务实派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反复酝酿后发动的,胡耀邦与邓小平利用该讨论,通过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取消了毛泽东作为真理裁判官的地位,从而削弱了毛泽东留在中共高层的代言人“凡是派”华国峰、汪东兴等的权力,为邓小平掌权扫清了道路。1978年底,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邓小平的务实路线。

我们在前面谈过,邓小平在党内舆论以及民主墙时期的党外民主思潮的气氛中上台后,立即提出“四个坚持”,逮捕异议人士,开始了他的“经济放开,政治收紧”的左右摇摆的方针。

1983年,邓小平指责中国的理论界文艺界“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着精神污染现象。”他把知识界中流行的人道主义和异化论等作为“精神污染”,从而开展了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不过这一运动在胡耀邦干预下,只持续了28天就夭折了。

1989年4月25日上午,李鹏由杨尚昆陪同到邓小平家汇报北京市委整理的学运情况,邓在讲话中将学运定性为动乱,旨在推翻中共和社会主义制度。李鹏连夜传达邓的讲话,将邓推向前台,邓及子女对此不满。(资料图/AFP

“清污”结束后,中国出现了一段政治上宽松的时期。

然而好景不长,1986年底从安徽合肥、上海到北京,爆发了学生运动,中共党内的左翼顽固派趁势发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点名批判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三位知识分子,并把矛头指向了党内开明派领袖胡耀邦。

前已说过,邓、胡、赵“铁三角”本来是当时经济改革最开明的领导核心。然而其权力的结构有隐患,即:“名实不符,权责不一”。所谓名实不符,是指最高权力的名义与实际是分裂的。它们不是统一于一人身上,而是分处于两个人身上。名义上的最高权力者是胡,实际上最高权力者为邓。所谓权责不统一、不对称,系指权力与责任分离,最高权力归邓,责任则归胡、赵。这种结构性困难一旦遇到危机时刻,就会产生结构崩塌的效应。如在胡耀邦推行邓式“新政”过程中,上述1986年底和1987年初的学运爆发,党内保守元老趁机发难攻击“新政”,邓亦隐感胡“功高震主”,因此也就顺水推舟,放开闸门。胡(为邓路线的后果)承担责任黯然下台。

这种畸形的权力结构和矛盾的左右摇摆的改革方针,造成政局的剧烈振荡,而且还留给中国政局更大的隐患。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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