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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踏着母亲的遗体前行的红卫兵 竟成新的道德英雄

——祭坛上的童年

“盲人们,摸着他们的眼皮,叫喊说这就是历史”

——加缪《反叛者》

1963年初秋,我以优异的测试成绩进了一所有名的小学念书。尽管班主任总是报怨我屁股上有钉子,喜欢在座位上扭来扭去,跟身边的同学“讲闲话”,但我仍然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我总是抢先响应老师的提问,第一个说出他们期待的答案。我的捣蛋和我的成绩构成了正比关系。这使老处女的班主任深感困惑。

直到小学两年级,我才对这种自我分裂的情景有所察觉。我要在思想品德上来一次彻底的翻身。为了显示学习雷锋的决心,我决计狠狠做它一次“好人好事”。那是六月一日儿童节的日子,母亲很早就按约定把我叫醒。我跑到学校的教室里扫地,又用自己带去的抹布擦桌子椅子,搞了一个多小时,弄得浑身臭汗,然后在同学进教室前悄悄溜走,躲到低年级的厕所里假装出恭,一直蹲得两脚发麻,以免让任何熟人瞧见。这场笨拙的道德练习,看起来就像是一次可笑的偷窃行为。

第一堂课是新班主任的政治课,老师开始用戏剧性的语调表扬一位学雷锋的“无名英雄”:“他今天早上悄悄的做了好事,把我们的班级打扫得干干净净,让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这个同学现在一定就悄悄地坐在我们中间,可是他一点都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他的优良品质,值得我们大家好好学习……。”

我瘫痪在自己的座椅上,两眼含泪,周身融解在圣洁的狂欢之中,仿佛全世界都在仔细地注视和倾听。这是从未有过的崇高时分,一种乌托邦式的情感,淹没了我幼小的灵魂。我是后宰门式的儿童,早熟和幼稚的混合体,犹如诡异的鲜花,盛开在集权主义的祭坛上。

但这场危险的道德实践随后就成了历史。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的顽童本性获得了解放。只是由于过于年幼,我们被抛弃在运动的边缘。我和这场革命的唯一联系,就是为它跳过几场舞蹈。那时所有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我所在的小学,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小分队,并且由于演出水准不错,有幸成为“上海幼小教造反总队司令部”的直属宣传队,奉命在各企业和学校的造反大会上演出,而得到的唯一的犒赏,就是美味的肉包子和榨菜蛋花汤。

我和另两个小男孩头戴白毛巾,鼻插假胡须,扮演热爱毛泽东的老农,在新疆风格的音乐里一步三晃,笑容可掬。由于身体肥胖,我跳得非常笨拙,但这却是我被老师选中的原因。我是那种可爱的丑角,一出场,观众便开始吃吃地发笑。在2006元旦的这个冬夜,越过40年的漫长岁月,我在书桌前回望时间的开端,看见一个天真无邪的小胖孩,与无数成人一道,为酷烈的红色革命,幸福地勾勒着喜剧性的花边。

但正是在这样的在喜剧表演里隐含着无限的杀机。派系斗争时常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有一次我们在郊外的焦化厂演出,台下两个派别突然激烈开打起来,有人当场被飞舞的铁棍打死,鲜血和脑浆一直溅到了台上。人们惊叫着四散而逃,而我们则吓得赶紧从台上溜走,由两个好心的工人带着,沿水渠逃出了暴乱的厂区。我们在路上拦车,花容失色地回到了上海。

我们为这场演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宣传队的一个11岁小歌手,不幸死在武斗的混乱现场。她是一个面容俏丽的女孩,却酷爱风格坚硬的军装。当她浑身包裹在粗陋的制服里时,俨然一个袖珍型号的女兵。这身装束就是她被造反派误伤的原因。她是宣传队里最照顾我的姐姐。每次上车,她都给我留个位置,然后冲着我大喊:这里这里!她的笑魇就是我的安慰。

我用她清亮的歌声,编织过关于音乐的初级梦想。但她的小身子竟然在革命者的暴力下破裂了,犹如一株被无情践踏和揉碎的植物。她是我记忆中最温柔完美的形象。我和其它几个小伙伴一起,抱头大哭了一场,痛悼神仙姐姐的夭折。她的母亲也是个美丽的女人,她神色苍白地来到学校,又掩着脸绝望地离开。从此,她和她的一切都从我的生命里消失了。

但死亡却因此变得离我们很近,仿佛就悬挂在自己的前额上。宣传队被下令解散了,我回到家里,变得无所事事。在那个年份里,街上很少有我这样的胖孩。夏天出门去,老是遭到围观,甚至被人摸着胳臂说:“这个小人真好白相”(这个小孩真好玩)。害得我不敢穿短袖衣服出门。父亲见我万般苦恼,就说还是练拳去吧,练练拳,你就会瘦的。他把我带到附近的一所公园,见了一位姓何的少林师傅,请他收我为徒。从此我开始了练拳的江湖生涯。

与酷烈的文革景象截然不同的是,公园是安祥而和谐的天堂。逃避“运动”的人们在这里找到了临时的栖所。到处是练拳的人群,还有带孩子在草地上散步的端庄女人。我在这里压腿、拉韧带,练习12路弹腿、小黑虎拳和陈式太极拳。我还有一大堆师哥师弟,个个肌肉发达,拳脚坚实。而我只是混杂其中的一支滥竽,成天摆着虚浮的花架子,不肯下工夫苦练,只是每天去公园玩耍,看阳光、浮云、苍狗、拳民、幼童、老妪和变幻的大千世界。

在宁馨的黄昏,公园里人渐稀少。夕阳斜射在东正教堂的天蓝色圆顶上,似乎要关闭一个正在凋谢的童话。有个老翁兀自站着,面朝树丛,神色庄严,仿佛陷入了沉思。他的影子被拽得很长,一头在他脚下,另一头悄然爬上了我的脚面,而他的孤寂像水流一样注入我的身体。也许正是从那个时刻开始,我转型成了一个感伤少年,很容易被黄昏的光线所伤害。

以后学校开始恢复秩序,我们重回课堂,以一种古怪的方式接受新体制的规训。每天早晨,我们迎着凄厉的寒风,在《东方红》的乐声里观看升旗仪式,然后是第N套广播体操。那些稚嫩的身躯,瑟缩在过于宽大的粗布衣服里,宛如一些营养不良的豆芽。操后,我们排队走回教室,先由班长大人高喊“全体起立”,班长领词叫道:“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全体跟着叫道——“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班长大人又喊:“敬祝林副主席——”,大伙又跟着高声狂喊——“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之后,开始集体背诵“老三篇”,从《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一直到最枯燥乏味的《反对自由主义》。每天里最无聊的时刻降临了,我们高声吟诵,像和尚念经一般,蓄意发出古怪的拖腔,藉此改造着无聊的仪式,令它散发出油滑可笑的气味。

在教室正面的黑板上方的中央,贴着毛泽东画像,他长得跟慈祥的老太太似的,终日注视着我们这群小王八蛋,发出不动声色的微笑。在画像的两边,分别贴着他老人家为我们书写的座右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每个字都闪烁着金色的光芒,照亮了我们卑微的居心叵测的灵魂。

语文老师,一个脸蛋滚圆的高大女人,正用她的上海普通话念着课文——“王杰叔叔奋不顾身地推开了战友,扑在炸药包上……”,她表情生动的讲解,低回在顽童们发出的纷乱噪音之中。这通常是课堂偷袭战的时刻。各种粉笔头、纸团和话梅核开始在教室里四处横飞。被打痛的男孩子开始怒骂,女孩则在一旁嘻笑。老师在讲台上用力拍着教鞭,气得满脸通红。课堂的气氛顿时变得活跃起来。

1968年的冬天,我们就这样子在教室里上课,忽然听见操场里的学生大叫大嚷起来。我们把脑袋伸到窗外,看见东边天空上出现了巨大而阴险的烟柱。所有的孩子都涌出校门去看热闹。我们沿着永加路向东狂奔,最后在陕西南路口看见了火源。它燃烧在“文化广场”的庞大建筑里。

巨大的火焰从墙垣里喷射出来,发出地狱般的酷热。我感到整个身子变得灼热起来,仿佛与那座可容纳上万人的建筑物一同燃烧起来。随着火焰的走势,看热闹的人群不时发出惊呼,狼狈地向后逃开,随后又涌回原先的地点,远远看去,仿佛是一些随着火焰舞蹈的波浪。有人跌倒了,又被其它人踩伤,发出尖利的惨叫,现场变得更加混乱。

我们中没有人加入救火行动。面对巨大的火势,甚至消防队的水龙头也只能是杯水车薪。黑色的烟柱不断上升,伞一般在城市上空徐徐展开,遮蔽了衰弱的冬日。到了傍晚时分,上海最大的建筑物在烈焰中慢动作崩塌,化为悲壮的废墟。几根残剩的发黑的钢架,像胳臂一样固执地指向天空,似乎在向人们诉说一宗隐秘的罪行。但新政府用隔离墙挡住了那些残骸,企图遮蔽这个可耻的景观。方圆十几里的地面上,到处散布着从烟柱中跌落的黑色碳灰,好些天都难以清除,犹如一些细小生命的尸骸,为那场革命作了噩梦般的诠释。

第二天回到学校后,前去看热闹的学生都被要求做书面检查,因为我们没有奋勇参加救火行动。我很真诚地招认了自己的怯弱,并且发誓要向英雄黄继光和邱少云叔叔学习,在下一场火灾里改邪归正,争当一个自我献身的少年英雄。在那个年代,这种集体内省活动有一个古怪的名称,叫做“斗私批修”,它严厉地要求孩童的精神自虐。我们被是天生有罪的生灵,只有借助自我批判和彼此揭发,沾满资产阶级尘土的灵魂,才能获得被救赎的契机。

但就像所有的灾祸那样,在这场空前的火难里,涌现出了大批“英雄人物”,足以让我们这些胆小鬼羞愧到死。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恰好是我的小伙伴Z的三哥。他的照片和因救火而英勇牺牲的事迹,被显著地张贴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成了所有红色少年的伟大样板。

Z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比我小三、四岁,长着一对黄黄的大板牙,小脸上永远挂着无忧无虑的鼻涕和笑容,他喜欢跟我这样的“大人”玩,成了我最忠实的“跟班”。三哥的死并没有影响他的玩性。火难发生的第二天,他就跑来跟我玩,好像啥事都没有发生过。他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他并不在乎少了一个。

但对于Z来说,这其实是他家庭失去的第三个成员。他的父亲因反革命罪,在1965那年被枪毙。他母亲是中学教师,颧骨高耸,面容丑陋,却有着惊人的生育能力,差一点就成了“英雄母亲”,但在文革的高潮里,她却因参加过“三青团”而沦为批斗的靶子。除了白天在学校里挨整,回家后还要接受全体亲生孩子的严厉批判。

Z的大姐是红卫兵组织的领袖。我至今还能依稀记得她的形象——一个身穿军装,腰扎武装皮带的高颧骨女人。也许因为出身不好,她看起来比任何人都更为激进,并在虐母方面显示出惊人的原创性。每天晚上,她都要率领众弟妹围攻母亲,逼迫她在家门口下跪,反省和忏悔自己的罪恶。她在子女们的“打倒”口号声里沉默,偶尔也作小声的自我辩解,甚至发出低低的哀求。但没有得到任何响应。这样一直折腾到午夜,她才被准许起身进屋睡觉。今天看来,这显然是蓄意导演的闹剧,它旨在向外人宣告:她已经与反革命老妈划清了政治界线。

数天后的一个上午,人们发现了Z母的尸体。她乘孩子夜半熟睡之机,缢死在自家的厨房里。在死亡的前夕,她甚至烧掉了所有的银行存单和剩下的少量现金。让那些忘恩负义的小瘪三们饿死去吧!我猜想,她一定带着这最后的诅咒,大步逃离了地狱般的家园。

现在,基于那场意外的大火,一个新的道德英雄终于从反动家庭里脱颖而出了。这是最富于戏剧性的事件,它的非凡意义,超越了寻常的政治逻辑。新政府很乐意接管这个家庭的生活开支。他们没有成为沿街乞讨的政治孤儿,而是以“可教育好的子女”的面目,成为文革中最幸运的家庭之一。但大姐完全可以从世人的眼神里读出内在的鄙视。她对此的迷惘和恐惧是我们无法觉察的。几个月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爆发,她热烈响应了伟大领袖的号召,向祖国最遥远的边陲进发,从此变得杳无音讯,犹如一朵熄灭在夜空上的焰火。

她的逃亡在家里形成了短暂的权力真空,但不久后,Z的二哥就接过了大姐的革命传统,继续践踏着母亲的政治遗体前行,并因此成为新一代的思想标兵,先是被提升为上海市红卫兵组织的领导人,继而成某工业局的革委会副主任。只有那个最年幼的小弟,继续跟我在一起玩耍,下棋、习拳和看小人书,对这些热烈的家庭事变置若罔闻。

整个小学时代最激动人心的事件,是我一度被老师选中,参加在虹桥机场欢迎柬埔寨总理西哈努克亲王的仪式。这是一项无比荣耀的使命。我确信被选中者都是学校的精英份子,代表着革命的未来。我们每天穿着白衬衫和蓝裤子,在酷热的阳光下操练,学习立正、稍息、向左看齐、齐步走,向后转……。我甚至要求母亲为我买一双白色球鞋,每天用清水轻轻拭去尘土,保持它的洁白,以便更好地向神圣的团队靠拢。这是身体和思想的双重操练。我的皮肤被晒得黝黑,而灵魂却在剧烈地变红。

但这场难苦操练的结局却出乎意料。两个指导老师之间发生了权力斗争,作为失败者的一方,我被无情地淘汰出局。这是我童年时代遭受的最大的心灵创伤。老师在大会上宣布参加欢迎仪式的正式名单,却没有我的名字。我向校革委会主任申诉,他哂笑着推开我,好像在推开一件愚蠢的物体。就在那个时刻,正义在我面前崩塌了,带走我了对理想的最热切的企望。我无限痛苦地懂得,即使在最明亮的正午,我们都无法规避丑陋的阴影。

是的,在1970年的秋天,我被一架掌控人民灵魂的权力机器推开了,成了真正的精神弃儿,流浪在我自己的家园。我脱下了制服,并且再也没有穿过那双白色的球鞋。就在2006年元旦,当我在书桌前凝视童年的命运时,我才真正懂得,正是那次意外的打击拯救了我。我看见,13岁的盲人在那个时刻死掉,又在那个时刻获得了秘密的重生。

(原载《花城》2006年第2期)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花城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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