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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政后的难民潮撼动香港

大规模逃港风潮,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1840年鸦片战争两年后,香港被英国占去,这个脱胎于珠三角的岛屿,从此走上了一条与大陆母体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以深圳为例,在公开的文件里,“深圳历史上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

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

大陆民众此起彼伏大规模的逃港风潮,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设立,做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陈。

如今,众多香港人纷纷在深圳等地投资、买房,而在改革开放前,在香港与宝安县(1979年改名为深圳市)山水相连百余里的海岸线上,历史却怎样错步向前,以致数万人铤而走险、蹈海求生逃亡香港?

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

中共建政初期,由于战乱等因素,规模性逃亡香港的潮流便已出现。据《香港年报》记载,上世纪50年代初,战乱使超过75万名来自大陆的居民涌入香港。

1952年,32岁的张爱玲,只身在烈日下走过了宝安县罗湖桥,来到香港。

这只是中共建政后大规模逃亡香港风潮的预演。

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很多走投无路的民众,怀着不解、不甘的心情,开始孤注一掷逃亡香港,特别是在广东沿线一带。

至今,广州许多年长者依然记得,当年珠江作为泳场的盛况: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身健体,口号喊得分外响亮,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大家都心照不宣:为了随时可能发生的远行——偷渡边防线,逃亡到香港。

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以致不少边防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民谣便说: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避孕套当“救生圈”撒老虎的粪便防警犬

当时在广东偷渡,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

泅渡通常是首选,其方式可谓五花八门。偷渡者一般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还有人将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一直游过去。

从陆上偷渡,便是通常的中线,即在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带,翻越铁丝网,到达香港,广东人戏称为“扑网”。

这种网很难翻过去,后来铁丝网装了先进的感应装置,一触网就会被发现,探照灯、哨岗和警犬的组合是致命的危险。

陆上越“网”,海上破浪,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儿童妇女只有坐船之法了。坐船,相对而言较安全,但带有集团性质,出了事问题较严重,而且要付300元不等一笔不小的费用,但为“逃港”,不少人往往不惜倾家荡产。

赶英、超美的“大跃进”,直接引发了三年所谓“自然灾害”,千万民众死于饥荒、疾病。愈演愈烈的逃港风潮,终于在1962年如火山喷发。

大批吃不上饭的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

1962年“五月大逃亡”

1962年,大批吃不上饭的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香港媒体曾以“五月大逃亡”、“水银泻地”冠之。

此次逃港风波惊动了中共中央,周恩来责成广东省委,迅速制止群众大批外流。广东省委负责人亲自来到宝安现场指挥,组织遣送逃港群众返乡。

这次逃港,惠阳、东莞外流成风,广州、南海、台山、潮安等62个县(市)及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群众也闻风而来。据统计,从4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时间里,超过十万人次涌入深圳。

1962年之所以掀起逃港狂潮,与大陆的大饥荒不无关系。珠三角一带,民众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香港亲友便把食物装入锌铁盒子密封起来,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严严实实,写上姓名地址,通过邮局寄回大陆。

大陆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于是所有的邮包全数折回香港。人们没有饭吃,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

大批知青选择偷渡香港,拿青春与命运做一把豪赌。

拿青春赌明天知青成“港漂”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大批在深圳宝安插队的知青开始选择偷渡香港,以孤注一掷的心态,拿青春与命运做一把豪赌。

1967年1月,著名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因饱受凌辱,铤而走险,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携家带口乘坐一艘布满标语和口号的小艇偷渡到香港,然后秘密转道赴美国。

1月19日全港报纸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不久,一场以广州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拉开了序幕。

创办了《中外影画》的香港影评人列孚是偷渡者之一。当年,他响应毛泽东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号召,从广州来到与香港毗邻的宝安县插队落户。几年下来,列孚觉得自己“看不到未来”。在确切地明白回广州已经没有指望的时候,他选择了对岸的“资本主义香港”。

1973年5月31日凌晨,当时列孚还叫王凯南,他和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一头扑进深圳河,手脚并用地去了香港。

同样,后来成为香港“金牌编剧”的梁立人、“乐坛教父”罗文、“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也先后偷渡逃往香港。

刘梦熊回忆自己偷渡经历:走了六天六夜到海边,天黑就下水,游到天亮还没有上岸。巡逻艇追上来了,他一边划水一边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鼓励自己游过海。

偷渡香港失败而被抓捕的人。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1976年“文革”结束,大陆民众从极端的政治高压中解脱出来。沿海一带,老百姓们通过境外的亲朋好友接触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阶级斗争的枷锁开始松懈,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在民间浮现出来,“逃港”高潮却再次突如其来。

较之以前,“文革”刚刚结束的“逃港”风波,人员更广泛、势头更迅猛,甚至引发了局部的社会恐慌。

在广州,各个收容所中便经常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因偷渡而被遣返的少年。在珠三角很多地方,“偷渡”更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广州番禺县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乘船外逃之时,竟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饯行。

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将视察的第一站定在广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与他同行。当广东省主要领导向邓小平汇报情况时,“逃港”作为一个重大的恶性政治事件被捅了出来。

正当广东的负责人忐忑不安地等着指示之时,邓小平却出奇的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缓缓地转过身来,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邓小平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当时,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近100倍。

中共的最高决策者从“逃港”这一历史怪圈中终于认识到,光是靠“堵”是堵不住的,必须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出乎意料的是,一场新的“逃港”潮再次席卷而来。

逃港者为了生计,把香港打造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以上皆为网络图片)

“军队上去,把口堵住”

1979年新年前后,广东高要、四会等县,因谣传“边境开放”,有几千群众拖男带女,涌向广州火车站,要去香港。

那时,来自各地的偷渡客都是背着一锅饭来的,当时深圳所有食品杂货店的饼干面包都被买光了,连咸鱼都断货。

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如数十条汹涌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

当时正值水稻插秧,在地里的农民一听说“边境开放”的谣言,脚都没洗,走出稻田,回家拖儿带女就往香港方向跑。

为了堵截偷渡者冲关,港英当局差不多动用了香港警力的整个家底。

此次外逃的不仅是普通百姓,还有当地官员。迅猛的外逃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的行业:“拉尸行”。

鼎盛时,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蛇口海上派出所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被淹死的偷渡客尸体,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如尸体已经腐烂,甚为难闻,掩埋困难,就加至20元。这个数目相当于一个村民10天的收入。

说起“5・6”事件,一位深圳老人,不胜唏嘘: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东起沙头角,中至下步庙,南到红树林、蛇口,连一个人影也难以找到。

“谁也无法统计,有多少人将生命作了这海湾的祭献。”当天,老人从派出所领到了750元葬尸费——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具是他的亲人。

大批群众偷渡外逃,再次惊动了中共。高层反偷渡外逃决心很大,李先念在会上指出:“中央是明确的,外逃就是要反。”并指示在当前,要“军队上去,把口堵住!”“对引渡犯,要制裁他几个。”

中共领导人也意识到,解决偷渡外逃的根本,还在于发展生产力。李先念说:有些地方生产倒退下来,是个严重问题。人均每月二元零八分,有的不到一元五角(指惠东县港口、大洲两个渔业公社),太不像话了。省委要把生产问题,好好讨论一下嘛!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听起来寒心。

“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中央指示广东省委要加强反偷渡外逃工作后,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在6月17、18日主持召开了两次省委常委会议,专门对开展反外逃斗争作了部署。

为此,香港当局也于当年宣布取消实行多年的“抵垒政策”,转为实行“即捕即解”——所有由中国大陆抵达香港之非法入境人士将被遣返中国;市民必须在本港任何地方携带身份证备查;禁止非法入境人士就业,否则雇主将被严惩。

物极必反,屡禁不止的“逃港”事件直接催生了经济特区。长期的反偷渡斗争,使中央及广东的领导人认识到,光靠严防死守是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的,必须另辟蹊径。

1980年8月26日,经济特区在“逃港”最严重的深圳市率先建立,由此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深圳特区的诞生,使广大民众看到了希望,也使“逃港风”骤然停止。

当年曾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广东原省委书记吴南生后来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在2006年,被捕的大陆非法偷渡客已经大幅降低到3173人。

我们现在很难体会,当年逃港者越过边界时回头一瞬的心情,我们也很难感受,那些被遣返的人的绝望。

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等人的财富之路,都是从逃港开始的。

数十万的逃港者,则为了生计,在把香港打造为亚洲“四小龙”的同时,默默无闻地献出了个人的青春,甚至生命。

无论成功或者失败,这些逃港者注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令人心酸而意味深长的注解。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文史知识》(节选)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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