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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大串联交通拥挤远超春运

1966年8月18日和8月31日,毛主席两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第一次是100万,第二次是50万,大型彩色纪录片《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已在全国放映。去了北京,就能见到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身体验那置身于长安街滚滚红流中的激动人心的感觉,北京对我们的诱惑力实在太大,至9月份,全国红卫兵大串联达到高潮,我们这些小县城的学生,也陆续踏上了大串联的旅途。

从凤阳去北京,需先乘汽车至蚌埠,再转乘火车。我们乘汽车时,未觉得异于往日,到了蚌埠火车站,才发现外出串联者之多,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蚌埠是津浦线上的大站,乘客来自周边十来个县,平时的客流量已经很大,现在更是人满为患,站里站外,到处都是臂带红袖章、肩背语录包的红卫兵。那时车站尚无地下道,乘坐北上的列车,需过天桥。列车一到,人们蜂拥挤上天桥,一路小跑,赶往停车的月台。天桥上铺着木板,数以百计的走在上面,脚步嗵嗵,木板咯吱吱作响,让人感到那天桥有垮塌的危险。后来听人说,有一次,过桥的人太多,天桥终被踩蹋,死了不少人。又有人说,那是阶级敌人仇视文化大革命而散布的谣言。若干年后,我从《蚌埠大事记1911-1985》中看到如下记录:“1966年11月11日凌晨,火车站发生挤死、挤伤外出串联学生事件,死12人,伤29人,称‘蚌埠车站一一·一一事件’”。这一天,正是伟大领袖乘坐敞蓬吉普车,在接见长安街两旁50万红卫兵的日子。而头一天,领袖已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150万红卫兵。

我们听到广播里传来开往北京的列车进站的通知,急忙跑过天桥,上了月台,又立即投入另一场战斗——上车。

车上的人,挤得像捆起的麦把,车下的人,像是一群被敌人追赶的难民,拼命往上挤,好像错过了这趟车,就有吃枪子的可能。有的人从车门往里挤,有的人从窗口往里爬,大家叫喊着、咒骂着,月台上一片混乱。当车内再也挤不进人之后,列车员才关上了车门。月台上仍有一些人未能上车,一些大胆的人竟坐在车踏板上,用手抓住车箱壁上的扶手,开始惊险刺激的长途旅行。

我和胡志强虽然成了挤上车的幸运者,但上车后,才发现找个安身之处,比石板上找个洞还难。座位早已挤满了人,座位底下也成了躺满人的“卧铺”,走道上、厕所里、车箱之间的空档里,无不被人占据。有的人实在无处立足,便爬到行李架上,或坐在茶几上、椅背上。胡志强比我大两三岁,靠着身高力大,硬是在过道里挤出一个放屁股的空档。我个头小,挤不过别人,与占据座位的人费了好一番口舌,为了说服他们,背了好几段毛主席语录,比如“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之类,终于获得了坐椅背的特权。

我的行李,是一个灯芯绒做的紫红色书包,还是上小学时背的,里面装着毛巾牙刷牙膏、一套换洗的汗衫裤头、钢笔和日记本,另外还有从学校食堂买的馒头。我把书包放在行李架上,便坐下来歇息。看着坐在过道里的胡志强,觉得自己占据着较大的空间,身体有转动伸展的自由,心中暗暗得意。

不料,时间一长,我便羡慕起胡志强来。

坐在椅背上,虽然可以居高临下,俯瞰车箱内密匝匝的乘客,但也居高而危。蚌埠至北京,平常行车十七八个小时,大串联时期,火车行进期间,经常停车,一停就是几十分钟,甚至一个多小时,行车时间更长。坐在椅背上,首先是屁股受不了,其次是时间一长,要打瞌睡。屁股被椅背硌痛,可以站起来让它放松一下,而一打盹,就可能从椅背上一头栽下。而胡志强则是稳坐于地板之上,没有这个危险。再看行李架上的人,可以坐,可以躺;座位底下的人,无忧而卧,相比之下,整个车厢,坐在椅背上的人最不安全。我们上车时是白天,车外不断变换的风景,让我感到新鲜,精神为之振奋,到了晚上,窗外一片漆黑,我便开始犯困。我强打精神,不让自己打瞌睡,再看胡志强,见他已双臂搭膝,低头睡去。车厢里间或发出一阵叫嚷,那是坐在椅背上的人因打盹而摔下来,砸在别人的头上。我正不知如何是好,忽见有人用围巾结成一个环,吊在行李架上,双臂套在环中,安然而睡。我受那人的启发,把书包带从行李架的两根横杆中穿下来,书包大于横杆间的空隙,不会掉下,带子正好形成一个环,我便把手臂套在书包带上,才安全地度过了漫漫长夜。

旅途之中,饥渴可忍,大小便却不能忍。车厢走道里人挤人,通过十分困难,何况厕所又被人占据。内急者上厕所,不是踩了坐在走道上的人的脚,就是踩了他们的肩膀,有的人则像表演杂技似的,双手抓着行李架上的横杆,从一个个椅背上跳跃而过。占据厕所的若是男的,女的挤到跟前,需等他们暂时让出空间;占据厕所的若是女的,男的则需让位。而挤进挤出,很费一番周折。车厢深处的人,实在无法靠近厕所,则就地解决,办法是用大衣遮挡他人的视线,那时,塑料袋尚未发明,水壶、瓷缸便成了男女革命小将方便的工具。有的人竟将大便解在报纸上,然后扔出车窗,以弥漫于半个车厢的臭气,换来一阵骂声。

我和同学在北京游逛多日,终于等到了毛主席再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之后,接待站工作人员便劝我们离京。理由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仍在源源不断地来京,北京的接待工作压力太大。离京途中的干粮,由接待站发放,仍是馒头。一个十二三岁的东北小学生,自己单独来京,连个书包都未背,馒头没处装,接待站的人用一根绳穿起十几个馒头,挂在他的脖子上,像是给他带了一个特制的花环。

我不甘心就此回家,便与同学商量下一站去哪里。胡志强眼小嘴唇厚,说话时厚嘴唇颤动,眼睛一翻一翻,且有点结巴,他想了想,一翻眼说:“他妈的,我早,早就听说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大楼特别高,什么国际饭店,有,有24层,抬头往楼顶上看,帽子都戴不住。咱们到,到上海看高楼去!”

我觉得他的想法甚好,立表赞同。第二天,我们便各自领了一包馒头,踏上了去上海的旅途。

我们原以为离京的列车,要比来京时宽松,哪知比来时更挤。因为来者是陆续而来,返者却是同时而返,200多万人于几天内离开北京,在交通远不及今天发达的时代,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我和胡志强拼命挤上南下列车的车门,像两颗钉子,钉进两节车厢之间的人丛,从此进退不得,想往车厢内移动,如同横移一根钉入墙内木楔。我们被“钉”在一处约20多个小时,幸亏当时才十几岁,若是现在这把年纪,非晕倒不可。

北京的接待站,为我们解决了饥饿的问题,却未能为我们解决饮水之难(那时可是既无矿泉水,又无冰红茶)。书包里干冷的馒头,已在上车前后挤成烂渣,饿了,便一块一块掏出吃下。但后来由于干渴,馒头渣变得很难下咽,我看胡志强每咽下一口馒头渣,便噎得脖子一伸,两眼像斗鸡般一瞪,不禁想笑,但转而一想,自己的吃相也不会比他好在哪里,遂敛住笑容。

列车每到一站,都有黑压压的人群涌向车门、车窗。列车员见已严重超载,再也塞不下人,便不开车门,车厢内的人也不敢开窗。车下的人上不了车,有的跺脚乱骂,有的抄起石头,往车门窗上乱砸。有的人不知死活,停车时居然打开车窗,想看看车外的风景,不料恰好一块石头飞入,击中一姑娘的额头,顿时血流如注。旁边的人见状惊慌大叫:“关窗,快关窗!”有的人则在一旁责骂开窗的人。骚乱好久才得平息。有了这次血的教训,后来再也无人敢开车窗。

入夜后,列车于行进间,车门外突然鬼一般冒出一个脑袋,接着又冒出一颗,对着车内的人做鬼脸。他们是未能挤进车厢的人,不知从哪一站占据了车门外踏板的宝地。不知过了多久,两颗个脑袋,只剩下一个,一脸哭相,向车内的人打手势、用拳头砸车门。靠近车门的人向外看去,见踏板上少了一个人。看那人的表情,估计出了事。天亮之后,列车在野地里长时间停车,让其它列车通过,列车员终于开了门,让大家下车透透空气。这时才听车外踏板上的人说,昨天晚上,他的战友睡着后,挽着车厢扶手的胳膊一松,掉下车去。一个毛主席的红卫兵,就这样无谓地牺牲于革命旅途之中。

有坐位的,怕坐位被人占去,很少有人下车。没坐位的人,受够了车厢内的闷气,大多下了车。我和胡志强见路基下有一片水洼,便跑过去,也不管那水脏不脏,捧起就喝。胡志强毕竟比我有经验,喝了几口,便停下来,对我说:“你少喝点,喝多了,我看你往哪尿。”我原想喝个饱,听他一说,便不再享受那冷水的滋润。

我们苦熬了一天一夜,列车才开抵上海。在接待总站的安排下,我和胡志强住进了上海市总工会接待站。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博客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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