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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大学海归 文革受难者饶毓泰

——曾在芝加哥大学留学的五名文革受难者(1/4)

饶毓泰

饶毓泰,1892年-1968年10月16日,江西省临川人,1913年入学1917年12月18日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遭到“斗争”和关押,1968年10月16日上吊身亡。

叶企孙,1898年7月16日-1977年1月15日,上海人,1919年入学1920年6月15日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1968年被逮捕入狱一年半,精神一度失常,身患重病,1977年1月13日去世。

王均,1898年4月7日-1968年5月,江西省安福县人,1924年入学1926年6月15日毕业于芝加哥大学,1952年被以“反革命罪”判刑8年,刑满后在老家村中“监督劳动”,1968年5月被抓走“斗争”及关押,关押中被红卫兵打死,家人至今无从知道他的死亡时间和地点。

肖光琰,1920年8月4日-1968年12月11日,福建福州人,1942年入学芝加哥大学,1946年3月22日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68年12月11日在监禁中死亡,当局宣称他“自杀”。他的妻子甄素辉(大连海运学院英文教员)和15岁的独生女肖络连两日后一起服毒自杀。

陈梦家,1911年4月12日-1966年9月3日,浙江上虞县人,1944年和妻子赵萝蕤一起到芝加哥大学。赵萝蕤1948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陈梦家在美国做了青铜器研究并写了一部书稿。1966年遭到毒打和侮辱,9月3日上吊身亡。

检视多年来寻访调查收集到的长长的文革受难者名单,我意识到,其中有多达五人,曾经留学芝加哥大学,也就是我现在教书的地方。

五名受难者的名字和简历如上所列。他们的名字是按照其在芝加哥大学的年代排列的。他们在芝加哥大学的年代跨度,是从1913年到1948年。饶毓泰,叶企孙,王均,萧光琰四位都在芝加哥大学毕业得到学士或者博士学位。陈梦家曾在这里作研究并取得相当多的成果,同时他的妻子赵萝蕤在这里学习并取得博士学位。五人中三人学习自然科学,两人研习人文学科。其中三人是教师,二人是研究人员。他们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受到深重迫害。二人被打死,二人在遭到殴打和折磨后“自杀”(这根本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自杀”,所以必须加上引号),一人曾被逮捕入狱,精神失常患病而死。

芝加哥大学建于1892年,远不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哈佛大学的历史有三百多年),历史略略长于北京大学(建于1898年)。校园主体是多座巍峨的浅灰色石头筑成的哥特式建筑。校园甬道用大片的石块铺成。不难想象,九十年前,八十年前,六十年前,他们五个人,从这些甬道上走过,就像现在的学生,有明亮的眼睛,红润的面孔,轻快的步伐,来到大学,为了追求知识,为了成长,为了准备将来的工作。所不同的是,那时候他们从中国来,要坐长时间的海船,他们也没有越洋电话可用于跟家人联络。多年学习之后,他们毕业了,像所有的毕业生一样,离开学校。他们坐着船回到中国,开始了他们的事业、家庭,等等。然后……

然后是文革开始,他们被害死了。

什么时候?在哪里?怎么?为什么?——我们应该问。

饶毓泰

这是饶毓泰先生在1913年6月填写的入学登记表:他1891年出生于中国江西,1911年毕业于南洋学校。

这是饶毓泰先生的毕业记录卡:他在1917年12月18日取得科学学士学位。“将来的职业”一栏里写的是教育和科学研究。

这是饶毓泰先生的成绩单:他的成绩很好,绝大多数科目都得到A和B。据说那时候还没有所谓分数的“通货膨胀”,得到这样的成绩远比现在难。

我在大学行政办公室里读着这些卡片和记录,九十多年前的历史似乎一下子被拉到眼前,具体而明晰。他在1913年来到芝加哥大学。那不是清朝皇帝退位后第二年吗?他考上出国留学生的时候是22岁,那时候已经算一个不太年轻的年龄。他以前是不是还一直梳着一根大辫子,像所有的清朝时候的男人一样?是不是行礼的时候还要下跪和磕头?但是,当时他显然对传统中国学者不了解的现代科学怀有兴趣,而且,也对地球另一面的生活怀有兴趣,才参加竞争性的考试,然后飘洋过海,来到芝加哥,学习物理学。(他考上了江西省派留学生。)

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文明史中,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如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等。但是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有这样强烈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所以我猜,以这种精神,假使孔子活在19世纪初,也许也会这样整装乘船来美国学习物理的吧。看到照片上穿西装打领带梳平头的年轻的饶毓泰,真是充满朝气的样子。

记得我刚到芝加哥大学教书那一年,关于这所学校最令我兴奋的事情之一是,在一份为新生印发的简明的校史年表上,看到测出了光速的Albert Michelson曾在这里任教。我马上想到了我12岁的时候,在一本物理课本上读到过,光的速度太快了,但是物理学家设计了一个十分巧妙的装置:一个快速旋转的齿轮和远距离相隔的反射镜,测出了每秒钟三十万公里的光速。我一直希望看到这个无比聪明的装置。原来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曾在这里工作啊。

查看资料,测了光速的迈克尔孙(1852-1931)在1892年出任刚刚建立的芝加哥大学的物理系主任,1907年成为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个美国人。当年,饶毓泰先生亲眼看到这位老师的时候,也一定是非常欣喜的吧。我猜。

饶毓泰先生1917年在芝加哥大学得到学位以后,还在这里上了一些课。后来他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并于1921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到中国后,1922年他在天津南开大学创办了物理系(那是中国大学的第一个物理系,尽管多年一直只有两名教师)。1949年时他是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和物理系主任。由于他的先驱和领导作用,他和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曾被称为物理学界的“四大名旦”。(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因为京剧界有四个最著名的花旦演员被称为“四大名旦”,他们是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和荀慧卿。)而他又是四人中年龄最大资历最深的一位。这四人中的前三人都曾在芝加哥大学学习。

他们那一代人值得尊敬。可以想象,饶毓泰那时来美国学习,除了物理学本身的不易,还要克服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各种困难,而且那时候的美国环境也没有现在开放平等。但是他们没有退缩,他们坚持下来了,以开阔的胸襟和顽强的毅力,学会了他们要学的,然后带到中国去,艰难创业,建立了中国的现代科学研究和教育。对比之下,看看有些留学生,在美国遇到些困难,又不想下苦功继续钻研西方学术,只学上一套时髦理论,以骂美国为能耐,以爱国主义自居,实际上于国于民毫无益处,真令人叹息。

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以后,饶毓泰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当时,像他这样的老教授,都要反复“检讨”自己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教育”而具有的“资产阶级思想”,才能“过关”得以继续在学校里教书。这种“思想改造”过程还被官方称作“洗澡”,意思是说你原来很脏。官方还有更下流的说法叫做“脱了裤子割尾巴”。

尽管有一系列这样的“政治运动”,北大物理系的一名党政干部告诉我说,到文革前,饶先生在中国物理学界一直受到所有人的高度尊敬,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他说,系里有会议的时候,如果饶先生来了,每一名教师都对他很恭敬,因为他可以说是中国物理学界每一个人的老师,或者老师的老师。(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要通过文革把已经被排斥的这样的老教授再残酷打击置之死地吧。这是从革命领导人角度来看的有效办法。)

文革开始。北大校园里不但贴满了充满暴力语言的大字报,而且很快就开始了打人甚至打死人,游街,带高帽子,挂黑牌子,抄家,在“斗争会”上“坐喷气式飞机”(即低头弯腰双手后举的姿势),还建立了校园“劳改队”以及“牛棚”即校园监狱。在学校里设立这一套暴力迫害机构,是人类学校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文革中北大(还有中国所有的大学)停课五年以上,全体学生被发动起来“斗争”校内和校外的“阶级敌人”。据北京大学的记录,文革中北京大学所有的教授,除了一人,全部被“立案审查”。文革中北京大学有63人被害死亡,正教授中有百分之十被害死。(请见我的文章《63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二十一世纪双月刊》,香港中文大学,2006年第一期)

饶毓泰是一级教授,属于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指导文件清楚规定了的主要打击对象“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当时连一些中小学教员都被指控为“反动学术权威”。)后来,他又被指控为“里通外国”,文革中所列的主要重罪之一。1949年后,不允许中国人自己出国留学或者旅行,这种罪名当然就扣到了曾经早年到外国留学的学生像饶毓泰这样的人身上。

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饶毓泰已经七十五岁高龄,但是仍然不放过他。我访问过的一位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老师说,有一天在校园里看到饶先生,腰弯着,弯得那么厉害,身体快要挨到大腿根上,极艰难、缓慢地往前挪步,可见他已经被折磨到什么程度了。这位老师自己当时也被关押和“劳改”,体力和精神上都感到很难支撑。他说,饶先生年纪比他老三十岁,痛苦一定更为深重。

1968年8月,毛泽东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全国所有的大中小学以及科研文化机构“占领上层建筑”。军工宣队来到北大以后,立即对已经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加大力度。9月底,全校所有的教员职工,不论年龄性别以及是否家中有很小的孩子,都必须集中住宿在教室楼里,二三十人一间,每天早中晚三班,“揭发”,“斗争”,“交代”。有的人还被单独“隔离”,或者遭到昼夜连续审讯和殴打。物理系的人集中住宿在北大东门外的“物理大楼”中,包括本来就住在校内集体宿舍里的人和有很小的孩子的女教职工。“有问题”的人还被单独监禁隔离。这样强制集中住宿,显然是为了加强威慑力。在物理大楼中,天天开“斗争会”,“游街”,所有的老师都必须“揭发”别人,也一个一个地被别人“揭发”。在那一阶段,北京大学有24人“自杀”。饶毓泰是其中之一。

物理大楼里没有床,人们睡在物理实验桌子上。老年人尿频,夜里多次上厕所。实验桌子比一般的桌子高,饶先生个子比较矮,已经77岁高龄,夜里上厕所上下桌子很不方便。一天早晨他去厕所,吵醒了别人,为此遭到斥骂。

1968年10月16日,饶毓泰悄悄离开物理大楼,回到北大校内燕南园41号家中,在自来水管上吊身亡。家中没有绳子,他把家里一块没有用过的新布,顺经线竖着剪成长条,拧成绳子,挂在自来水管上。

那时候“专案组”正逼他“交代”和胡适的“关系”,并且要在第二天为此“斗争”他。1949年以前,饶毓泰是北大理学院院长,胡适(1891-1962)是北大校长,这就是他们的“关系”。但是,显然这样的回答满足不了那些一心抓出更多更大的“阶级敌人”的“专案组”。物理大楼的人看饶毓泰不见了,开始寻找。当他们到饶家(走路十来分钟远),发现他已经死亡。

饶毓泰的独生女儿饶慰慈,在清华大学工作,被指控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在1968年4月被清华大学的“造反派”“井冈山兵团”抓起来,先关在校内,后来押到远郊区。逼迫她“交代”和“揭发”曾和同事谈话“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攻击文化大革命”。她被打得半死,腿被打残,并且一度神志失常。(对这种当时要判重刑的“反革命言论”,实际上也只有用酷刑来压榨逼迫。)打她的有男学生,还有女学生。(他们这样打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那时学校已经整整两年不上课,学生的能量被引导为这种残忍的发泄。)这个“反革命案”造成二十多人被打伤或致残。她的同事刘承娴不堪虐待在扣押地跳楼身亡。后来她又被送到北京卫戍区“保护性关押”。饶毓泰被关被害死,她当时根本不知道。她被毒打后数年卧床不起,慢慢神志恢复清醒过来,才听说了父亲的死。

饶毓泰死后,骨灰没有保留。绝大多数文革受难者死后都是这样被对待的。文革不但毁灭他们的生命,而且要永远毁灭他们的名字。文革后,1978年在八宝山为他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这是当时的统一说法,作为“平反”的一种方式,但是不直接称为“平反会”,而用了委婉的说法。)仪式上放着一个骨灰盒子。那个盒子其实是空的。

饶毓泰没有写下遗书。他的遗物都由那时的北大当局处理。1978年归还他的女儿饶毓泰的遗物,有他的一些书和一笔存款。他的女儿把书送给了图书馆,把存款捐赠给物理系作为奖学金。

2000年,中国物理学会宣布建立了饶毓泰物理奖。从把他害死到以他的名字设奖,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能够以他的名字设奖,是对他所代表的科学和教育的价值的肯定。但是,在发表的关于饶毓泰的生平介绍中,不提他是在文革中受迫害而“自杀”的。需要把事实说出来。因为对社会生活来说,重要的不仅有科学和教育,还有人权和真话。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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