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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芝加哥大学留学 文革受难者叶企孙

叶企孙

叶企孙先生在饶毓泰先生之后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他也学习物理学。

因为不知道当时他的姓名如何拼写,试了几次不同的拼法,才找到了他的学籍卡片。可是总的来说没有费很多时间。大学行政办公室的一名年轻职员做事有条不紊。他先在从A到Z排列的抽屉柜子里找到了学籍卡片,然后到另一个办公室里找出在微缩胶卷上的学习成绩单,印了出来。

我想起了1980年代初,我在北京大学读书。已故戏剧专家吴晓铃先生曾说起,他在1930年代因为爱好中国文学从燕京大学医学预科转学到了北京大学。看到北京大学的办公室里一群职员还拿着毛笔抄各种文书,觉得北大是旧中国低效率的缩影,因为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全部用卡片制,两个系合用一个秘书,效率高得多。想不到二十年后因为查找这五名受难者的资料,再次印证了吴先生的话。在有电脑之前,卡片索引就是有效率的管理方法。

学籍卡片上记载,叶企孙1898年7月16日生于上海。父亲是清华学校的中文教授。他的成绩单上,大多数科目都得到了A,A减,和B,只有很少的三个C。芝加哥大学在1920年6月15日授予他科学学士学位。得到学位后,他还在这里继续上课半年。

学籍卡片上有他的父亲的名字,是用拼音写的。我从中文资料上看到他的父亲是前清举人,曾赴日考察教育约半年,1914年应聘任清华学校国学教师。叶企孙自己则在1913年进入清华学校,1918年毕业离开。认识叶企孙的人说他有很好的中国文学修养。看来他和父亲两代人,都属于当时一方面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积极向外国学习知识的人。应该说这是一种平衡而健康的方式。

在学籍卡片上有“将来的职业”一栏,叶企孙填的是“研究和教物理”。确实如此。他离开芝加哥大学后到哈佛大学,在1923年6月获博士学位。回中国后叶企孙一直在学校工作。他自己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清华并非正式大学,只是留美预备学堂。1925年底清华开始建立大学本科,叶企孙是组建清华大学物理系的人。这个系培养了一批物理人才。

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物理系被取消。叶企孙被分配到(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的教授没有了自己选择学校应聘的自由)北京大学物理系,直到文革。在北大,饶毓泰是他常有来往的同事和朋友。文革中,他被强迫“交代”与他来往的朋友的名字。

文革开始后,叶企孙象饶毓泰一样,被作为“牛鬼蛇神”“揪”了出来,遭到红卫兵的“批斗”。在1968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把他逮捕(那时候国务院、军委都可以出面“逮捕”平民百姓,不像文革前一般要由司法机构出面),关押在监狱中(不是校内的“牛棚”了),连续进行审讯。罪名是1930年代的一桩“特务案”。关押一年半后,1969年11月,他被释放回到北大,然而继续被“审查”。当时他已经病重。1972年,北大当局(当时是毛泽东的警卫部队的军人掌管北大)给他的“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个“处理”的意思只是不把他送到监狱和劳改农场去而已。

当时,亲友也受迫害自顾不暇,叶企孙终身未婚也就没有家庭能帮助他,加上他是“特务案”,没有人敢跟他接触来往。叶企孙被折磨得精神失常,后来又生病,据目击者说,看到他腰弯得十分厉害,神情恍惚,鼻涕希拉,衣衫褴褛,样子十分可怜。

毛泽东在1976年9月死亡。毛泽东死亡一年之后,中共中央宣布文革结束。毛泽东死亡两年后,北京当局开始逐步给文革受难者平反。

叶企孙没有能等到那一天,他在1977年1月13日去世。他在1987年得到“平反”,其时他已经去世十年。以后的变化,也和中国在经济上的变化一样,是有戏剧性的。1995年,清华大学为他铸造了一尊铜像。2000年出版的《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是他的传记,也写到他的文革遭遇。

这本书和其他文革后出版的科学家传记有所不同。这本书材料充分翔实,而且在描述他早年的活动以及大量引用他年轻时代日记时,力图肯定叶企孙那时(而不是被“思想改造”之后)的志趣、品德和行事方式,致力于勾勒出叶企孙和他的学生们体现的早年的清华精神。

这本书对叶企孙在1949年以后的遭遇,做了客观仔细的说明。1949年1月中共军管会接管清华大学。1950年叶企孙出任清华校务委员会主任。1951年开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2年1月16日他在全校干部大会上作第一次检查,没有通过。1月22日他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作第二次检讨,升级到检讨自己的“九点错误,四点思想根源及三点改正办法”,仍然没有通过。1月24日第三次检讨,算是通过了,但仍然遭到多项攻击,其中之一是指责他不参加“土改工作队”。清华大学党委“关于叶企孙的情况报告”中说:“他现已在清华失去了威信。故拟不再采取群众大会方式对之进行批评,打算找一些人帮助他一下,如没有什么变化,就拖着尾巴过关,以后再耐心地在长期中给以教育。”(该书498页)

书里详细说明了叶企孙的“特务案”。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他曾指导毕业论文的清华学生熊大缜,应邀到了冀中共产党的部队,运用专业知识制造炸药、无线电等军用器材,后来熊大缜被指控为“国民党特务”,被用石头砸死。三十年后,又为熊大缜和叶企孙的关系把叶企孙也抓进监狱。

书的作者很用心地为叶企孙辩白,说他绝不是国民党的“特务”。这样的事实说明当然是对的,然而也让人感到困惑。在文革三十多年之后,难道还只能进行这样的辩护吗?在文革时候,人们除了竭力声辩“我不是特务”“我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外别无他法。现在还不能把事情说得明白一点吗?

文革的迫害是群体性的,大规模的。文革对其打击目标和方法是预先明确规定的。文革领导者们相当具体地指导了在全国同步同时进行的迫害和虐杀。文革害死了以百万计数的人民。用法律术语来说,这是群体灭绝罪,是反人类罪。文革绝不仅仅是对个别人因弄错了事实造成了冤案。用“冤案”来描述叶企孙、饶毓泰的死亡是不准确的。

饶毓泰和叶企孙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时候,正是物理学兴旺发展的年代,而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又是当时的学术前锋。在上面写到的测量光速的迈克尔孙教授之后,还有多名芝加哥大学教授获得诺贝尔奖,而在此之前,获奖者都在欧洲。迈克尔孙教授出生于普鲁士,犹太人,两岁时来美国,在矿区小镇长大。曾经有一部电视片,描写了在他17岁的时候,尽管受到一名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教师的反对,他还是得到帮助而进入了海军学校,毕业时成为一名物理和化学教师,后来成为杰出物理学家。在芝加哥大学里现在有一座建筑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芝加哥大学校园里还有一座高大的铜铸艺术雕塑,就在物理系大楼的对面,纪念1942年费米在这里领导完成的重大工程,即建成了第一个由人控制的链式原子能反应堆。记得1978年文革结束不久的时候,市场上仍然很少有文学或者历史书卖,大家都只有看科普读物和物理学家的传记,其中费米夫人写的《原子在我家中》是很受欢迎的一本。书中写到,费米趁领取诺贝尔奖的机会离开故乡意大利来到美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妻子是犹太人。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结盟,使他们面临危险。他们来到芝加哥大学以后,由于美国和意大利宣战后,有关法律使他们成为“敌国侨民”。但是这没有妨碍他们完成这项重大的研究。

1869年海军学院没有因为种族歧视而不录取迈克尔孙,芝加哥大学也不没有因为费米夫人的种族以及他们夫妇从战争敌国来而把他们当敌人。想想看,如果芝加哥大学也采取纳粹的或者文革的政策,会发生什么情况?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一系列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后面,都是需要有人道精神和良性制度作基础的。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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