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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芝加哥大学留学的文革受难者王均

王均

王均,后改名为王博之,1968年5月在江西省安福县五家田村家中被红卫兵抓走,“斗争”和关押一段时间后被打死。他的家人至今不知道他是哪一天死亡的,也不知道他的尸骨在哪里。

芝加哥大学的成绩报告单记载,王均来芝加哥大学以前,在东京法政大学学习,1921年到Wooster(Ohio)学院学习,1925年2月进入芝加哥大学,6月15日开始高级课程班学习,1926年6月15日被授予教育哲学学位。表上也说明他是基督教长老会教友一员。

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王均进入芝加哥基督教长老会神学院学习一年。我在这个神学院的图书馆里,在一本名录里看到关于他的如下记载。

王均,生于1898年4月7日;入Wooster College,1921年。在芝加哥大学得到哲学学位,1926年;在芝加哥的长老会神学院学习,得到证书,1927年。成为牧师,1928年;在湖南省常德长老会教会传道;任教于南京金陵大学;出版《宗教与人生》(中文),1933年。1928年与Ruth Li结婚,有一个儿子和三个女儿。通讯地址:中国南京,金陵大学。

那是1939年印刷的一本人名录。在那以后,发生了什么呢?

1938年,日本军队占领了南京。当时正值王均第二次来美国。他的妻儿从南京逃难回到湖南常德妻子的老家。王均赶回中国和妻儿见面,后来又从湖南到江西他的老家安福县。1940年他和朋友在安福县办起了第一所中学。他还在老家五家田村修了一项水利工程,那时修的水坝至今还在用着。

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1951年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他先在安福县中学任教导主任,后来被迫离开转到永丰县中学任一般教师。1952年3月12日,王均正在上课时,被安福县派来的民兵抓走。5月12日,他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八年徒刑。那年他55岁。

中共官方公布的资料写道,在1950年12月到1952年中,“关押各种反革命份子27万,管制3万,处以极刑(杀)71万。”(《中国昨天与今天:1840-1987国情手册》,马宇平,黄裕冲编写,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37页)。毛泽东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说的则是杀了100万。毛泽东亲自领导“镇压反革命”运动,发出102个电报,在1990年代发表在《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书中。毛在这些电报中规定要处死刑的人数的比例,还亲自给北京等地算出按照比例要处死的人数。毛和他的文稿编辑们,都没有觉得这样按照比例和下达指标来杀人,是否有什么不妥,哪怕仅仅是在说法上。毛的思想和现代文明世界相隔之远,可见一斑。

王均在江西贵溪县的劳改农场服刑,1960年刑满后继续留在那里,1963年被遣返到安福县五家田村。他的妻子李德珍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原为安福县中学教员,也被停职回老家“监督劳动”。

文革开始后,王均作为“反革命分子”遭到“批斗”。他被关“牛棚”,被戴高帽子游街,跪搓板,被拳打脚踢。1968年5月,江南镇上召开“批斗”大会。他的妻子被叫去“陪斗”(这也是文革的新名词之一)。他已经站不起来了,是被放在板车上拖来的。他妻子走近时,他告诉妻子说:“我已经许多天不能饮食,腰骨也被打断,恐怕顶不住了。”

“批斗会”结束后,主持“批斗”的人让他妻子回家,叫她送米和油盐来“牛棚”给王均吃用。第二天他妻子带了东西去,他们却说这些不用了,王均已经转移到别处去了。他妻子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他。

他的四个儿女都不在老家工作,也不敢回家探望。和“反革命”父亲的来往会给他们带来严厉惩罚,他们已经从别人身上看到过教训。他的1958出生的外孙,从来没有见过他。

文革结束以后,安福县中学的一位老教师告诉王均的一个亲戚,1968年他被关在“牛棚”的时候,和其他三个老师被叫去抬死人到附近的蒙岗岭去埋。死人用席子卷着。他们不知道那是谁。埋入土中以前,有个老师掀开席子看了一下,认出那是王均。可是他们长久以来一直不敢说。

王均的儿女们请那位老师带领他们到记忆中的那个地方去看。他们在那里为父亲建了一块石碑。现在那一带已经开辟成了一个公园。碑前常有鲜花,是王均以前教过的学生和他们的孩子献的。他们也自己印了一本小书,纪念父亲。

文革后,他的儿女多方申诉,到了1987年4月2日,安福县人民法院发出判决书,改判王均无罪。(指1952年判的八年刑。我们也会注意到,他和上面写的叶企孙的“特务案”是在同一年得到平反的。)至于在文革中的死亡,那是红卫兵所做,没有记录。文革中这类案件很多,都不予追查。

芝加哥基督教长老会神学院的建筑明亮整洁一尘不染,那里的工作人员温文尔雅谦恭有加,楼间的草坪和花坛繁茂兴盛管理良好。王均原来是会在这种环境里生活工作下去的。这并不是什么奢侈的愿望。但是想不到,希望有这种生活方式的人会死得如此凶险,如此悲惨。

纵观王均的一生经历,他在青年时代显然是个认真探索和不断追求的人。他并不出身于有钱人的家庭,却先去了日本又到了美国学习;他先学习法律,又学习教育,最后学习神学,然后以教育和宗教服务为个人事业;他用中文写了一本书,也用英文写作(现在纽约的一个图书馆里有他写的一本书,是他的英文文章汇编,出版于1937年)。他一直在努力。革命者当然可以和他有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人生安排,但是却没有权利打他关他杀害他。这样毁灭了他,是一种重大的犯罪。

肖光琰

肖光琰(1920-1968)是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文革中被指控为“特务”。1968年10月被关进“牛棚”,遭到虐待、体罚和毒打,12月11日在关押地死亡。时年48岁。两天以后,他的妻子甄素辉和15岁的女儿萧络连被发现在家中一起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肖光琰1945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我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电脑网页上检索出肖光琰的学位论文,对他的遭遇也多了一份感慨。论文是1946年印制的。当时没有电脑网,电脑网上的索引是后来做的。论文保存在芝加哥大学CRERAR图书馆里。论文题目是“叶绿素荧光发射和光合作用在海藻、树叶和叶绿体中”。科学发展也许日新月异,知识更新速度很快,但是这些论文将要长久保存下去,作为人类知识积累的长河中的一部分。但是文革的价值观是完全相反的。文革中,肖光琰全家三人都被害死,哪里还谈得上保存论文这类事情。

肖光琰1950年回中国,他的妻子甄素辉在美国出生长大,随肖光琰到中国,在大连海运学院教授英文。在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肖光琰遭到批判,被迫作检讨。在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肖光琰被当作“白旗”批判。

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文革中时间最长害死人最多的一个“运动”。8月,毛泽东派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到化学物理所“占领上层建筑”。有的工宣队员态度凶恶,动辄动手打人。10月5日,肖光琰被抓进化学物理研究所的“牛棚”。他的家被抄,抄走了他家一切值钱的财物。两个月零六天后,他满身伤痕地死在被关押地,并被宣布是“畏罪自杀”。

当时化学物理研究所有一百多人被指控为“特务”。实际上,“特务”是文革的重点要抓的“敌人”之一。在文革中,“阶级敌人”由文革前的五大类变成了八大类,即“地富反坏右”,再加“叛徒特务走资派”。在肖光琰的研究所,从国外留学回国的人全部都被指控为“特务”组织成员。这些人被“隔离审查”,长期关押,遭受刑讯拷打。在这过程中,有七个人死亡。这七个人都被宣布是自杀的。

张存浩先生是这个“特务案”的幸存者之一。他也是该所研究人员,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毕业。1968年他从家里被抓走。他家被抄了7次,连地板都撬开。他家孩子多,他又买了很多书和政府公债,因此没有什么存款。抄家的人抄不出银行存款,审问他说:你家为什么没有存款?一定是做了特务经费。

张存浩的12岁的儿子张捷被叫去“揭发”他。他们说:你爸爸是特务。儿子问,特务是什么?他们说,你没看过电影吗?

张存浩在“牛棚”中被关了一年。他被抓进去以后,人们看到在他脖子上挂了很重的牌子。不过即使在文革后,他也很少提起他在“牛棚”里所受的折磨和侮辱,甚至对家人也从来不提。他只是告诉过家人一件事情,是因为这件事情虽然悲惨,但也有些可笑:

被抓进“牛棚”以后,给了张存浩一个长长的名单。“专案组”逼他承认名单上的人是他的“特务”组织成员。名单上有一个名字是“张捷”。他当时并不老,38岁,但是气糊涂了,而且,也绝想不到自己12岁的儿子会被列在所谓“特务”名单上,所以坚决否认他认识一个名叫“张捷”的人。为此,他被打了一个晚上的耳光,骂他“态度不老实”。他说,真是难以忍受。但是他想到了妻子和孩子,想到自己的家,他不会自杀。

1968年和张存浩一起被指控为“特务”而死亡的七个人如肖光琰,也都有家有孩子。他们是“自杀”了吗?但是,他们再也不能说出在“牛棚”里到底遭遇了什么了。

我从图书馆书库中取出了肖光琰的博士论文。捧着这本绛红色布面精装的论文,让我再一次为写了论文的人和他被毁灭了的三口之家感到痛心。

肖光琰在25岁的时候完成了博士论文。知道他的人说,他当年读书的时候非常用功,周末和休假日都常在实验室度过。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甄素辉和他的约会,都会被他拉到实验室度过。

图书馆的值班女士正好是作了这批论文的电脑索引的人,非常认真地给我解释索引使用方法以及她还在发展完善这些索引。显然她有非常好的专业训练并且热爱她的工作。肖光琰的论文上写有指导教授James Franck名字。她提醒我,芝加哥大学的化学研究所是以这位教授的名字命名的。我提起书库中肖光琰的论文有两份,她说,很可能这多出来的一份原来是Franck教授的,原来在教授的办公室里。教授去世之后,把这个副本收到了图书馆里。

Franck教授(1882-1964)是192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他离开德国来到美国。他的研究方向有两项,核能和光合作用。在前一方面,他的学生中有著名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肖光琰是他在后一方向上的学生。19471年他退休以后,仍然领导芝加哥大学光合作用研究组十年。

说到光合作用,1958年,留学过美国的中国力学学会会长钱学森配合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两次发表文章说,计算每亩地得到的太阳能经过植物光合作用可以转化成20万斤粮食。他完全不认为关于光合作用是否要问专家如肖光琰,而不是他一个力学家应该乱说的。当时《人民日报》上的粮食亩产不断增加,最高的达到13万斤。在这个疯狂的吹牛之后,中国出现了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但钱学森从来没有为他的胡说表示道歉。

肖光琰所在的研究所被列为文革时代的“先进典型”。我检索了《人民日报》电子版,从1971年到1976年,这个研究所上了20次《人民日报》。那时报纸很少,而且这家中国最大报纸全部只有六个页面,因此被《人民日报》报道是极难得的荣誉。这些文章的标题,有“同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对着干”,“以阶级斗争为纲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如此等等。以这种样板指导全国,制造了多少肖光琰式的惨剧呢?

2005年,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文革前的领导人(中共党委书记)白介夫(文革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和肖光琰的苦涩友谊》(北京:《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白介夫是资深共产党人,1937年去延安后入共产党,1957年出任中国化学物理研究所的领导人,他坦率承认他当时连化学元素周期表都没有听说过(这是中学化学课本里的),却要领导肖光琰这样的专家,还错误地在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把肖光琰当作“白旗”批判。到了文革,肖光琰这样的人更全都成为“牛鬼蛇神”和“专政对象”,被派去领导这个研究所的“工宣队”,直接动手打人,还使用刑具。他的叙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肖光琰生前所经历的。他主动表达的歉意因为在领导干部的文章中至今很少见到,所以特别值得珍视。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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