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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株连 兄弟反目(图)

刘文辉,1965年

我的父亲刘宗汉是历史反革命,第一个被株连的是我大哥刘文德。大哥非父母亲生,但与其他八位兄弟姐妹手足情深,父母视同己出。解放前夕国民党溃败之际,善后救济总署搬迁台湾,同事劝我父同往,父亲断然拒绝。有好心人劝父亲,自己不去台湾,可把大儿子送去,父亲还是谢绝了。父子俩出于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对国民党的失望,绝了去台湾的念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共决定派军赴朝参战。位于鸭绿江边,与朝鲜一江之隔的安东市,急需大批有经验的人员为军队提供给养。安东市市长亲到上海招聘,在父亲支持下,大哥毅然去了安东,就职于安东市百货公司。在安东鸭绿江桥头,大哥亲切送别二弟文兵赴朝参战,后又在那里迎来负伤的弟弟回国。

1956年,父亲在上海被内定为历史反革命。57年反右开始,远在安东的大哥随即被揪出来审查。安东市百货公司党总支书记王宣传和保卫科长潘长符,从内查外调中增长了历史知识,了解到当年浙江实业银行支持蒋介石发动412政变,而刘文德的父亲、历史反革命刘宗汉曾在该行当过高级职员;还有大右派章乃器,当年也是浙江实业银行的高级职员,后升经理,并与刘汉宗关系密切;更要害的是,当年章乃器离商从政脱离浙江实业银行后,接替他位子的杨彭年恰好是刘文德的岳父,于是认定大哥刘文德毋庸置疑就是这条藤上的黑瓜。父亲是反革命,岳父是反动资本家,章乃器是我家的世交,刘文德本人又在国民党善后救济总署做过事——历史反革命,绝不冤枉。

王书记与潘科长如此顺藤摸瓜,挖出一个隐藏极深的历史反革命,兴奋无比,于是立即组织一批打手,把大哥押上台,连续作战斗了六个下午。大哥坚定站立,横眉冷对,一再申辩自己从未参与过任何反革命活动,也绝无任何反动言行,自己是爱国爱党的。硬的不行,就用软的,潘科长出面与大哥个别谈话,诱骗他:“刘文德,只要你交代了同章乃器的关系,就可以提拔你,给你加工资。”大哥回答说:“提拔我、加工资当然好,可惜我与章乃器实在不认识,他与家父、岳父同在实业银行时,我还是个小孩子,怎么可能与他有什么关系?”

王、潘又风尘仆仆从东北赶来上海,径直找到此时已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的我父亲,逼令他交代是怎样把大儿子送进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的。老父知道抗拒无用处,于是违心胡乱写了几句显而易见破绽百出的东西应付他们。安东市百货公司党组织借着这份牛头不对马嘴的材料,对大哥狠批恶斗,逼令他交代与国民党军统特务管丕诚的黑关系。大哥坚持无可奉告,结果不了了之。但是大哥的工作岗位变了,每天打扫卫生,档案里注上“内控改造”。

1961年发生大饥荒,城市工矿企业动员广大职工“为国家分忧解难”,下乡务农。名义上是自觉自愿写申请回乡支持农业生产,实际内部早已定了名单,上名单的人不写申请就个别动员。凡“内控对象”、“历史问题待查对象”和平时向领导提意见的人,统统列入下乡名单,大哥自然也在首批名单上。大哥拿着发给他的400元安家费,从东北安东市回到江苏无锡老家乡下。当时老家房无一间不漏雨的,地无一分可以自己耕种的,拿到的所谓安家费,不够大哥一家6口几个月的口粮。

二哥刘文兵,1949年秘密离家出走,参军入党,赴朝作战,负伤立功,回国时已是少尉军官。凭他的功绩与才华,原本可以升级重用,由于父亲是历史反革命,二哥成了无前途的军校教官,最后退役复员,到苏州地方基层工厂当领导干部,文革中惨遭造反派批斗,差一点被扔进太湖淹死。三哥刘文辉,先被戴上右派帽子,继而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很快被杀害。

我这个父母最小的儿子,父亲出事戴帽时仅仅12岁,亲见父亲日夜被监督管制,含泪扫垃圾、掏阴沟,兄长接连出事遭难。在学校里和社会上,我屡遭侮辱、欺凌。我当时怨恨父亲,何不当初一走了之,如今害得家破人亡。随着年龄渐长,特别是亲历文革之后,对父亲,我由怨恨转为同情,既深为父亲的遭遇感到不平,更为自己曾怨恨父亲而深感内疚。

我家是阶级斗争的重灾区。三哥文辉是右派分子,二哥文兵是共产党员,饱经朝鲜战争烽火的锤炼,是毛的好战士,目光敏锐觉悟高,能于自己家中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二哥、三哥之间的思想交锋就不可避免了。平日二哥在苏州,三哥在舟山嵊泗岛,很少见面,但每逢春节合家团圆,二哥、三哥便唇枪舌战,搅得家中不得安宁。

1963年寒假,三哥叫我到无锡老家乡下大哥家体验生活。大哥家住房破旧简陋。晚上,大嫂与三个侄女睡在一间七八平方米的破屋里,我与侄子睡在柴房草堆上,大哥一个人去一个荒无人烟的半岛看夜。白天,14岁的大侄女带着三个幼小弟妹,去铁路边捡煤渣,去荒地挖野菜。大哥不断上诉无锡县委,申请困难补助,但是大哥档案里塞着“特嫌”的结论,是内控改造的对象,不属于政策补助对象。

自大哥家回到上海,我将所见所闻写了一份《无锡农村南刘巷农民穷困生活考察报告》,如实反映了当地农民贫困、饥饿、潦倒的生活境况,不少人诅骂人民公社、大跃进,甚至怨骂共产党。二哥得悉此事后,把我叫到苏州,严肃批评一顿,说我小小年纪,中三哥的毒太深,并警告我,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毁了自己。

三哥知道了大哥的境况,趁返沪探亲期间带我回老家看望大哥,与大哥共榻彻夜倾谈,鼓励大哥设法开垦荒地,生产自救,不要对上面的政策存什么幻想。看着像猪圈一样的农舍,看着侄子侄女们吃的山芋、南瓜、野菜粥,我们兄弟都掉了泪。三哥把身上穿的厚厚的工作棉大衣脱下来留给大哥,寒冬里穿着单薄的夹衫赶回上海。在拥挤的车厢里,他主动将座位让给一个孕妇,自己站着全神贯注地读英语书,四个多小时站到上海。

春节期间,二哥也返沪探亲,同三哥一见面就提起我写报告的事。那天午饭后,二哥、三哥与我相聚在内室,各泡一杯茶,关上房门,郑重其事地讨论起来。

二哥说:“三弟,你叫小弟去无锡老家体验农村生活,做点调查研究,我不反对。可是调查研究首先要遵循毛泽东思想,要吃透党的政策精神,不该单凭个别事例偏听偏信,把新中国的农村,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了的现代农村抹得一团黑,把农民生活说得这样贫穷潦倒。这是否定国家大好形势,是严肃的政治立场问题。我们兄弟在家看看还可以,一旦传出去,必定会闯大祸!”

三哥听了,平心静气地回答说:“调查研究,确实要观点正确,而最正确的观点不是别的,就是毛泽东思想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小弟到老家,亲眼目睹那里的实际情况,如实记录下来,这怎么是人为的给农村、农民抹黑呢?家乡群众生活那么苦,那么穷,怎能昧着良心喊‘形势一片大好’呢?从实际出发写调查报告,让组织知道实情,怎可说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呢?”

“你这是在强辩!”二哥不让三哥说完,迫不及待地打断话头,神气严肃地教训道:“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刚召开不久,毛主席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现在社会上有些人借着自然灾害发生的困难,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猖狂地向党反攻倒算。你指使小弟去暴露农村的阴暗面,不正是迎合了这股反动思潮向党进攻吗?岂不是犯了政治立场错误?”

三哥不以为然,讥笑道:“你是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做惯了党的驯服工具,毫不懂得人有自己的脑袋,应该独立思考。请问二哥,你了解老家乡下吗?你去看过大哥家的情况吗?没有。你根本不了解当今农村与农民的实际苦境,只听信党的教导,不准老百姓说真话。客观事实是无锡乡下农村贫苦万分,如果说是阴暗面,也是客观存在,为什么不能暴露出来,向当局者进谏呢?这不是向党进攻,而是爱护党,爱护新社会的积极行动。”

“爱护党、爱护新社会,就应该事事跟共产党走,句句听毛主席的话!”二哥提高了声调,指着三哥和我的脸,严肃正经地说:“一切服从党的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这不仅是每个共产党员的天职,也是每个革命青年应具有的品质!”

三哥急起打断他,大声驳道:“跟党走,听毛泽东的话,父亲不正是这样吗?他不当汉奸,不去台湾,送你去参军,支持你去抗美援朝,结果呢?他不还是被党、被毛泽东极左路线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大哥不去台湾,响应党的号召,支持边区建设,做好抗美援朝后方给养工作,去安东鸭绿江边工作,结果呢?还不是受迫害,打成了内控分子?!再说二哥你本人,是党的基层干部,明知毛泽东要陷害广大知识分子,号召给党整风实际上完全是引蛇出洞,你为什么不提醒自己的兄弟我一声,眼看着我成为出洞之蛇?!难道你当了党的驯服工具,站稳了阶级立场,连兄弟手足之情、父子养育之恩都忘了吗?你是盲目地跟党走,盲目地听毛泽东的话,是全然的愚昧、盲从、奴隶相!”

二哥摆出一副兄长的威势,断然刹住三哥激昂慷慨的申诉:“大弟,家中发生这些事情,我作哥哥的不同你辩论。我只说你一点,你这个人,自小调皮捣蛋,当年江阴街弄堂里邻居都说你是捣蛋鬼、小强盗,向来强词夺理,自作主张,从小挨父亲打最多,父亲怕教育不好你,强迫把你送进宝山教会学校住读,不准回家,你忘了吗?小时候你爬上屋顶,奔上奔下,故意唬人,一贯不听大人的教导,从小叛逆反抗,长大后老脾气不改,处处别出心裁,样样自由主义,你戴上右派帽子怪谁,怪你自己喜欢给领导提意见,反抗上级,怀疑党的政策。你就吃亏在性格倔强好胜,自以为是,你这种叛逆精神早晚害死自己。我对你早已失望了,问题是你在影响、毒害四弟、五弟和小弟他们。这样下去,我们一家人都会坏在你手里!”

二哥越说越生气,越说越担忧,不由自主地把手捧的茶杯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放,哐啷一声,吓得我目瞪口呆,连忙打圆场:“二哥、三哥,你们不要吵了,都是我那份调查报告惹的祸。其实我那只是一篇习作,练练笔,实在没有二哥说的那样严重。”二哥转向我,教训道:“小弟,你还年轻,十六七岁中学生,千万别学你三哥的样子,毁了自己的前途!”

二哥铁板着脸孔,三哥激愤得双眼通红,我吞吞吐吐辩白道:“我至今不觉得三哥有什么错。”“什么?你还不清楚?你三哥的阶级立场十分危险,照这样发展下去,势必走向自取毁灭的道路!”

三哥嘭嘭连拍两下桌子,愤怒地跳立起来:“不错,我小时候是调皮捣蛋,但我不会做驯服工具。我是个堂堂正正的青年人,我相信事实,相信真话,相信独立思考!我不相信任何人的谎话,也不考虑个人的前途,更不贪生怕死!四弟、五弟都已长大成人,小弟也已是中学生了,他们都有自己的头脑,不需要你去教训。究竟是你驯服工具好,还是我独立思考对,他们会在事实面前辨别清楚!”说完,三哥独自狠狠拉开房门冲了出去。二哥气得连连摇头。

二哥与三哥,见面就争,一谈时事就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家人都称他俩是冤家对头。二哥一再表明,这是两个阶级、两条不同路线观念的争论,属于大是大非的政治立场问题,他做哥哥的,有责任向弟弟妹妹们交代清楚,免得其他弟妹受错误思想的影响和毒害。三哥则公开鄙视二哥的愚昧、盲从、奴才相,认为他早给共产党、毛泽东的愚民政策俘虏过去了,是他自己中毒太深,失去了自由独立的做人的品性。二哥开口马列主义,闭口毛泽东思想,三哥就把建国以来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批胡适、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搞四清一场又一场运动所造成的社会不公、人为灾难滔滔不绝信手拈来,反问二哥:“这叫马列的什么主义?这是毛泽东的什么思想?”

对于二哥与三哥的长年争论,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的老父亲连声叹息,明智倔强的老母亲则默默不语。老人家只担心骨肉反目,兄弟分裂。我与四哥、五哥嘴上不说,心里却佩服三哥敢想敢说、敢作敢为、实事求是的正义态度,一次又一次被他独立思考、大义凛然、刚正不阿的精神所感染,自觉不自觉地照他说的那样去做。表面上看,二哥这位朝鲜战场上的功臣,给我家带来荣誉的党员干部,代表着党的路线,千方百计教化我们,而在内心深处,我们兄弟姐妹多数是同情父亲、大哥与三哥的不幸遭遇的,在思想上站在三哥一边。

二哥是共产党、解放军部队多年培养出来的干部,长期对毛的极左路线执迷不悟,不理解经历苦难的弟弟文辉的切身感受,不认同民主自由思想,不允许有激烈的反抗精神,赤胆愚忠甘愿做一个驯服工具。十年浩劫之后,二哥的认识也起了变化。文革期间,我们敬爱的三哥惨遭杀害,平反昭雪后,全家人到三哥坟上烧香磕头,沉痛悼念这位刚正不屈、忠烈献身的义士,二哥也终于认识到自己过去的愚忠错误,误解了这位为国为民而“桀骜不训”的大弟弟。年近花甲的二哥,颤抖地拿起毛笔,饱蘸红色颜料,修复了三哥墓碑上的遗诗:“一生坎坷修真身,抗暴敢作普鲁米。今赴屠场眺晨曦,共和繁荣真民主。”他一笔一划地描着,神情肃然,内心沉痛,他被自己的这位光明磊落、坦荡一生的同胞兄弟折服了。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十一期,2011-03-01)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黑五类忆旧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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