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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顿去职事件面面观

博尔顿与川普的分歧只是策略层面、技术细节的分歧,而不是价值、战略层面的分歧。这些在班农身上已经发生,班农并未因不再与川普合作而影响衰减,相反,作为更加星光照耀。博尔顿也将如是。

引言:网络内战之一种

在网络时代里,非专家判断对大众影响越来越大。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战略问题的正确结论必须依靠专业分析的基本事实。额外的问题是,独裁主义国家可以利用非专家判断——“有用的谬论”——对自己的“愚民”进行信息驯化。

这是信息战的一种表现,或者叫做“网络内战”。信息战不只是针对敌手或曰敌对国家的,更是针对自己国家民众的。换言之,对“愚民”的信息驯化所起作用绝不亚于一场对外热战。比如,博尔顿去职事件作为全球新闻热点,在战略学意义上是有其分析意义的,而在信息战方面则更重要。现在,让我们从三个方面看一下,“有用的谬论”究竟错在什么地方。

一、以布热津斯基为例:否定总统的不可行意见

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历来有独立于总统的立场。如果他是总统理论或战略的诠释人,其工作意义就没什么了。就咨询的一般规则而言,服务者不是完全顺从客户的,能给提出风险警示要比预测未来受益好得多。

美国总统不是独裁国家的元首或总书记,他无法要求服务者完全服从自己的意志。在另一端,总统基于自己的最基本政治文明素养,不会要求自己的雇员完全服从。所以,合则留、不合则去是政治合作生态。

即便合作很好,国家安全顾问也会依据自己的专业判断否定“主人”(总统)的意见。比如,在布热津斯基与卡特的合作中就出现过此类情形且与中国有关:在1979年的邓小平访美行程中,双方约定发表一份公报,公报中涉及到反霸权暨苏联利益受损之预期,卡特总统的国务卿交给卡特一份校正性质的声明(在公报发表且邓离开美国之后发表);但是,布热津斯基认为这是对苏联的道歉行为,用不着,卡特接受布热津斯基的批评而放弃了那份声明。

至于国家安全顾问“擅作主张”或言类于中国的“先斩后奏”也是有的。还是布热津斯基行为:1979年2月,邓小平结束访美后,立即谋划对越战争,并于2月16日通知美国,谋求后者对苏联的牵制;布热津斯基(经自己代表获知意见后)立刻答应,而后备下外交辞令性质的“对中国批评”文件(实则警告苏联勿动),这些决策做完才告知卡特。结果呢,卡特大加赞赏。

综上,那些看博尔顿被川普“开革”笑话儿的人士实在是不懂美国政治,认为“高度集权”的川普就像个“总书记”。这才是个笑话儿!

二、深度文明担忧:传统欧洲伊斯兰化

川普认为欧洲还有战略价值,博尔顿则希望尽快打烂欧洲秩序。这才是分歧的根本。目前,美国主流战略主张确实是重构国际秩序,但在频繁“退群”之后是否推出北约还在犹豫之中。这是美国与土耳其没有摊牌的根本原因,也是川普不在伊朗动武的根本原因。

如果欧洲失去战略价值,美国摧毁伊朗神学政权的直接后果有两个:其一,土耳其的东部边境出现崩溃性情形,以致国土的亚洲部分出现政治动荡,库尔德区域(含伊拉克北部)独立极有可能——土叙伊伊区域全面混乱——以色列面临空前压力;其二,本来严峻的欧洲难民问题会更加严重,不仅现存的叙利亚难民会几何级涌入欧洲,而且伊朗会出现对前者叠加性的难民潮。长远看待这两项后果,归一性问题是传统欧洲的伊斯兰化。这一点是川普不愿接受的,更是以“盎格鲁—撒克逊价值体系”为基础的新秩序构建者们所不愿看到的。

同样,对俄罗斯采取极端强硬态度会加速传统欧洲的崩溃。俄罗斯对欧洲秩序的挑战是其“文明宿命”,分裂乌克兰是其在二十一世纪初期采取的初步动作。俄欧关系重回冷战对美国在欧洲的重要盟友波兰十分不利,尽管可以牵制野心勃勃的法德两国。所以说,川普的“亲俄”是有其道理的,而博尔顿极端反俄埋下两人“互炒鱿鱼”的伏笔。

综上,美国对欧洲价值的判断还未到最后结论时刻,全球秩序重构的最重要一环是欧洲的存亡——能不能像拉美出现“川普化浪潮”,是个有待观望的事情。

三、替代性选择:人道规劝让位于结构施压

川普不会因博尔顿去职而改变重构全球秩序的理想(MAGA只是一个基本说辞),美国不会因川普(可能的)不连任改变已经出发的全球战略调整。换言之,“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体系”的遗产被放弃是必然的。

目前,“基布体系”的遗产还未被全面放弃,其中的调整有之:以人权促进敌对国家的改变为贸易规则的严格化,前者叫人道规劝,后者叫结构施压。毫无疑问,后者的预期是经济方面的颜色革命。如果做不到,不仅冷战真实出现,而且热战概率加大乃至真实发生。届时,“盎撒体系”将会是最明显的政治全球化价值指向。

“基布体系”是现实主义,希求在多元力量互相制约中谋求美国优势,从而造就了一个“全球战国”状态。但是,最真切的现实是:第一,不仅美国在全球推行的“盎撒体系(价值)”遭遇失败,而且国内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都出现大面积溃疡;第二,制约中的互利严重不平衡,美国的经济利益受到严重侵蚀,从卡罗尔•奎格利到罗伯特•吉尔平都反对(担忧)这种情形。这两位学者的学术能力要比亨廷顿强得多。至此,“全球战国”战国理想近乎破灭,尽管博尔顿与布热津斯基对传统欧洲的蔑视如出一辙。

综上,博尔顿与川普的分歧只是策略层面、技术细节的分歧,而不是价值、战略层面的分歧。这些在班农身上已经发生,班农并未因不再与川普合作而影响衰减,相反,作为更加星光照耀。博尔顿也将如是。

结语:HABAKUK警告时忆时新

“全球战国”之结束很可能由“另一个秦国”来完成,“朝弦夜歌,为秦宫人”的六国历史将临到美国——在基督教文本里面,美国回到了犹太历史中,他们因自己的堕落而遭遇了迦勒底人(Chaldeans)。现在,究竟谁是美国面对的“新的迦勒底人”还没有最后结论——是美墨边境难民还是经济征服者的族裔?

然而,哈巴谷书(HABAKUK)书中警告得到了印证:For behold, I am raising up Chaldeans, that bitter and hasty nation, who march through the breadth of the earth, to seize dwellings not their own.现在,不是美国国土遭遇了“新的迦勒底人”,而是其经济领域处于被征服的状态。因此,川普以结构性调整施压来代替人道劝说是正确的选择。比较之下,博尔顿在这方面的研究稍有欠缺。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江一 来源:自由亚洲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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