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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宜远:“反颜革”政治机理分析 兼批“小人儿书政治”

威权主义属于半现代,但与成熟政治制度体系有交集。比如说,专政党魁出任国家元首后作为国家军事统帅,与美国元首作为国家军事统帅的宪法法理基础是一样的。但是,后者没必要或曰用不着有人以“听、对、让”方式来向他保证其权力的合法性、正当性、效率性,而后者绝对需要,其如上指文章说“确保做到听习主席的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云云。

引言:北京的佯缪

香港问题固然诱发于社会不公,其如房价对青年人的极限压力,但是,抗议运动的颜色革命性质是非常明显的。当中的颜革精神通过网络向大陆传播,成为北京食不甘味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此等状况无法解决,拿出李嘉诚当替罪羊不仅无益,而且,使得北京自陷佯缪。一个是,香港推涨房价的商业势力,绝非李嘉诚等本港巨富之一脉,北京背景的红色投资与前者等量齐观。另一个是,大陆房价与收入之比等量齐观于香港,显然,这不是李嘉诚造成的。它是社会不公的持久性结果,也显示了习近平政治“从大有希望到近乎绝望”的基本路径。

一、“蜀人如犬”的历史笑柄再现

中国社会严重不公需要一个时点、一套办法来解决。社会寄予希望的时点是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如果北京有决心,这次会议肯定会涉及一套办法的提出。预想的这套办法就是带有政治改革性质的新制度草图。这张草图在期盼政治改革的知识精英看来,是应该的、迟早的。然而,在诸大既得利益集团看来,是颜色革命的信号。所以,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前,以军队意识形态界面为主,掀起了“反颜革”浪潮。

这里要插一段话,就是海外的“小人儿书政治”——那些带有异见性的评论,与习近平借着少年看《岳飞传》小人儿书经历讲爱国,在同一水平。比如说,前者认为:不仅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是王沪宁搞的,就连中美贸易战出现波折也是王沪宁搞的。这里没有为王沪宁辩解的意思,而是说“小人儿书政治”是文革遗产造就的,当然也是文化不自觉的表现。

文化不自觉,主要是没有历史反省能力,尽管史鉴资源凿凿在斯。其如三国时期的诸葛崇拜是应该引以为戒的,而“小人儿书政治”复现了彼现象。当是时也,蜀人如犬,一犬有吠,百犬应之——凡是国家好政策都是出自诸葛父子,凡是好政绩都是诸葛父子所为。现在呢,“小人儿书政治”从另一个方向复现了“蜀人如犬”现象——凡是国家坏政策都是出自王沪宁,凡是坏政绩都是王沪宁造成的,尤其是中美贸易谈判的波折。

二、叶邓两大军事集团贡献之评价

事实是,最反对中美贸易顺利谈判的势力是军方。他们认为:一旦顺利谈判,结果是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发生,从而导致政治制度变化。而就左翼极权主义政权史来看,它靠军事力量崛起或者靠此扶持而握有政权,军事力量集团不仅在社会上具有最优地位,而且,生产真实的意识形态。

客观地看待,军队生产真实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曾有过巨大贡献,它逻辑地导致了两个有益于社会的结果:其一,叶剑英集团以政变形式结束了经济管理上乏善可陈的江青集团荒谬专政(这里的“专政”是古典含义,如王莽专汉之政);其二,在前者的基础上,邓小平集团开启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改革。叶邓均是有军事功勋在身的人士,邓继承了军事革命(大规模反抗性暴力活动)的生产性追求。那种追求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典性地表现在毛泽东的“多快好省”主张上。但是,邓小平改革成功后,军事力量集团变成了赤裸裸的既得利益阶层。他们被迫的忍耐(接受邓指令而为经济改革让路)变成了职能性生产,所谓“军队经商办企业”也。紧接着,内部阶级(这里的“阶级”是古典含义)销售成为贪贿的主要活动。

而今,习近平通过军内反腐,名义上掌握了军权,所谓“军委主席负责制”也。但是,“党指挥枪”的基本逻辑是倒着来的,这个历史惯性没人能够改变,除非发生颜色革命。这套逻辑与历史是:党权名义性确定一个“检校太尉”性质的军事统帅,但是,他只是“检校”而不实际指挥;而后,军事力量集团通过这个“检校太尉”来给以文人为主的党权集团施压,实现自身利益;同时,“检校太尉”通过名义性军事统帅地位来施压文人为主的党权集团,在非常时期可以采取政变措施——华国锋如此——借助叶剑英集团暂时稳住权力。

三、习近平没有“第五个自信”

实质性政治改革或曰颜色革命的一个根本性指向,是“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两非一国。所以,在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军队掀起了一波“反颜革”浪潮。2019年第16期(八月下旬)的《红旗文稿》杂志,首篇文章是“习近平强军思想研究中心”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时代的新飞跃——全面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强军思想》,该文指出中共面临的四大政治风险是:颜色革命,国家分裂,周边乱战,海外忧患。其中,颜革是第一位的。文章也指出:军队防范颜革,就是要“旗帜鲜明批驳”

两非一国。

此类信息预示着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是一场艰难博弈,无论对于哪种势力,均是如此。中国作为一个威权主义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三个:其一,持久的内部不平等(以贫富差距为标志)意味着整个制度体系没有效率;其二,从国际上博取战略利益(以中美关系为关键)的机会大为压缩;其三,知识精英的天道责任(以传统赋予为根本)衰落到历史最低点。这三个问题不能基本解决,中华文明必将在二十一世纪灭亡。在另一端,威权向民主转变的社会成本很难控制,所以,习近平没有“第五个自信”——自信能够以最低成本实现社会的转型。既然没有“第五个自信”,就得以其他方式掩盖。一则,中国梦,尽管现在不怎么提了;二则,坚守“制度自信”以维持无效率社会存续,这是大形式主义反对小形式主义之怪圈的发生机理。

威权主义属于半现代,但与成熟政治制度体系有交集。比如说,专政党魁出任国家元首后作为国家军事统帅,与美国元首作为国家军事统帅的宪法法理基础是一样的。但是,后者没必要或曰用不着有人以“听、对、让”方式来向他保证其权力的合法性、正当性、效率性,而后者绝对需要,其如上指文章说“确保做到听习主席的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云云。此等“听、对、让”模式活脱脱反映了国家元首作为“检校太尉”的尴尬状况,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形式主义。

结语:理性民粹与两个“没有关系”

没有颜色革命就不会有中华文明的未来——维持一套无效率的制度体系是让一个文明灭亡的“最好办法”,而盼望一个维系文明存在并使之不断融洽于先进政治文化,是知识精英的天道责任。后者也是非常悲观的:“小人儿书政治”不仅发生在统治体系,也发生在异见体系,确实复现了“斯文扫地”的最精髓!

既然知识精英难以承担天道至赋予,那么,一定会有一种力量来替代之。现在,还没法预测未来替代以何种形式出现,以及何种力量膺任,但是,香港的抗议运动是全球理性民粹运动的一个环节。中华文明之不绝祀,希望在香港、在台湾——这与统独之褊狭争论没有关系;未来三五年间,是中华文明的生死时刻——这与俗滥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说辞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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