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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田:驳记者弗里德曼美中算计对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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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盟在冷战和两次世界大战中,无疑都非常有效和关键。但在这次对抗最后的共产政权的新冷战中,却是无效的。原因很简单,第一,中共对美国的剥削最重,其他各国不能感同身受;第二,中共收买了许多国家,许多政客因此哑口不言;第三,许多国家在这场无声的战争中也在侵占美国利益,甚至助纣为虐,这也令特朗普不得不全方位出击,力战群雄,勇哉特朗普!

弗里德曼的美中算计对错论,有失偏颇。图为加州长滩一艘来自亚洲的货船在卸货。

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oren Friedman)是犹太裔的美国记者、民主党人,三届普利兹新闻奖获得者,及《纽约时报》Op-Ed(时事评论)的专栏作家。他的专栏主要关切国际关系,以提倡以巴和平、阿拉伯世界现代化与全球化而受到瞩目,并会谈及这些议题背后潜藏的危机。他今年8月中在《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特朗普习近平算计的对与错”的文章,却有失偏颇,可能误导许多中国的民众。

弗里德曼说,此前中美贸易谈判重启的消息推动了股市,他也很高兴看到特朗普总统“眨了眨眼,取消了计划征收的部分关税”。他认为,人们不应该被骗,因为“特朗普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仍在为谁是当今全球经济中真正的‘大佬’争得你死我活。双方不仅不顾一切地想要‘赢’,而且希望是他人眼里的赢家,而不是在社交媒体上受到竞争对手或批评者的嘲弄。”弗里德曼的这两个价值判断,可能都是错误的。

坦率的说,美国人民看不到特朗普在争当什么全球经济中的“大佬”,也没有想要他个人在其中赢得什么。特朗普争取的,是让“美国”这个国家成为全球经济的“大佬”,亦即“让美国再度伟大”。这是为国争光的壮举,不是为了个人的获取。实际上,在重振美国的同时,特朗普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包括来自民主党人、国会中的社会主义者、左派媒体和文人、甚至包括弗里德曼这样知名人士的猛烈攻击,个人名誉受到极大损害。如果特朗普真希望是“他人眼里的赢家”、不在“社交媒体上受到竞争对手和批评者的嘲弄”,他大可不必这么操劳及费心。他已经有了足够的个人财富和国际知名度,可以远离肮脏的政治,安享天年,但他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感受到了天命的呼唤,有使命完成历史责任,带领美国走出泥淖,在全球完成铲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责任!

至于中共国家主席是否有争当全球经济中的“大佬”的野心,也许以前是有的,但现在可能被打得差不多没了。中共窜政70年,中国经济被特权集团掠夺得千疮百孔,如今经济下滑,外储枯竭,债务沉重,金融危机一触即发,中共即使再想当“大佬”或充当“阔佬”,恐怕都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共当然想赢得贸易战,其喉舌甚至叫嚣“大打大赢、小打小赢”,但观察这一年半来的表现,就知其一直处于守势,一直在退却,也一直在拖延。弗里德曼对中共的信心,看来远大于中共对自己的信心。至于说国际社会的嘲弄,反正中国民众看不到。中共70年阅兵劳民伤财,在不祥和凶兆中匆忙过场,连金正恩都不捧场,只能自娱自乐、以暴力“美学”恐吓国内民众和港人。香港“十一”的一发子弹,就戳穿了“一国两制”的谎言。

弗里德曼认为两个领导人都觉得自己承受不起那样被嘲笑的命运,所以“他们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中共领导人高估自己,或许表面上是这样,所以他们才不断标榜各种自信,什么“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但实质上人们看到的,是中共极度缺乏自信,所以才封锁言论,也封锁菜刀,甚至对人们如厕时的两种选择,都惴惴不安;美国领导人高估自己,都建立在信神、信天,和天赋人权、上天保佑的基础上,这不是高估个人能力,而是尊重神明的赋予,这与中共的虚假自信,不可同日而语。

弗里德曼觉得,“习近平基本上认为没有什么是必须要改变的”,而“特朗普基本上认为一切都是必须改变的”,对此笔者完全赞同。中共当然不认为他们需要改变什么,改变贸易策略意味着他们赚不到钱,改变经济结构意味着他们会失去财富基础,改变政治结构意味着他们会失去地位,中共当然会认为没有什么需要改变,中共也在全力维护着什么都不改变,这样中共才会继续坐江山、坐享其成、作威作福。特朗普认为一切都必须改变,是因为美国曾经走过一段偏离保守、偏离自由企业制度的路线,并陷入华盛顿的政治泥淖。在带领美国经济重新起飞、政治回归传统、社会回归保守时,必须对一切做出改变。当然,改变不是没有阻力的,对特朗普的阻击,从通俄(罗斯)门,到通乌(克兰)门,也许还有通乌(兹别克斯坦)门,也未可知。阻击不会停止,但都不会成功,因为历史的车轮,天象的变化,只能向前推进。

弗里德曼认为自己和其他人只是“随大流的芸芸众生”,学者的谦逊当然可贵,但通过国际媒体如果误导了“随大流的芸芸众生”,罪名可也是不小的。弗里德曼在分析美中领导人“算计的对与错”时认为,特朗普不继续容忍中国系统性贸易滥用的行为,包括盗窃知识产权、强制性的技术转让、巨额政府补贴,这都是对的。但弗里德曼认为特朗普的唯一和主要目标,是持续的顺差。这种指控并无确实根据。在12轮谈判中我们看到,特朗普并不单纯的寻求减少顺差,他甚至不接受中共大幅减少顺差的农业采购,而强调结构性改革和执行机制,难道弗里德曼可以对此视而不见?经济学家如弗里德曼等告诉白宫,问题出在美国的财政政策、利率和美国的支出大于产出,而当特朗普政府在试图改变这些时,为什么反对者如弗里德曼等,却不予以支持?

弗里德曼指出,解决美中贸易战的方式有两种:关税和结盟。笔者只能认同其前一个——关税。目前,关税的武器不仅有效、尖锐和具有多方效用,它戳穿中共的经济画皮,直接击中中共的软肋,让中共以掠夺财富起家,并以丧失财富收场。结盟在冷战和两次世界大战中,无疑都非常有效和关键。但在这次对抗最后的共产政权的新冷战中,却是无效的。原因很简单,第一,中共对美国的剥削最重,其他各国不能感同身受;第二,中共收买了许多国家,许多政客因此哑口不言;第三,许多国家在这场无声的战争中也在侵占美国利益,甚至助纣为虐,这也令特朗普不得不全方位出击,力战群雄,勇哉特朗普!

弗里德曼虽然很替中共辩护,但也承认今天的中国比30年前开放,比5年前封闭,所以他“宁愿当特朗普,也不愿当习近平”。笔者和弗里德曼都秉持这样的观点,亦即如果习近平放弃共产党对经济和对香港的控制,他的整个体系就会瓦解。所以“这个时刻如此复杂,充满危险”。但弗里德曼是否想到,共产体系瓦解,对700万港人,对14亿中国人民来说,何尝不是更好的事,正好是新纪元开启之时!◇

本文转自654期“商管智慧”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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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江一  来源:新纪元周刊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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