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专打国军，不是打击日军
如果说，在全面抗战刚刚开始时，毛泽东及其中共还不敢过份地“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地不抗日、假抗日，八路军甚至还局部地参加了抗日、毛泽东甚至还写下亲笔信歌颂蒋委员长说“先生领导全民族抗战，凡我国人无不景仰”……，对外做足了团结抗战的宣传。但是，到了1939年，当大中华民国的卫国战争已经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特别是毛泽东及其中共已经发展到了五十万人马时，毛泽东要不抗日和假抗日的阴谋，便开始迅速地暴露出来了。中共军队终于敢于专打国军、而对日军却是“游而不击”了！
对此，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写道：“中共军队放弃前线阵地，向与国民党军队接界的地区调动，这种政治丑闻突然在重庆传开了。中国的很多组织要求把特区和中共军队无条件地移交给中央政府主席管辖，重庆气愤地谈到了共产党的出卖，把国土拱手让给了侵略者。”
然而，毛泽东则反而借此机会，以“反对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义，将共产党一心要乘机扩张的心机暴露无遗。从来没有上过前线的毛泽东，就在他延安的窑洞里，制造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概念，称“国民党顽固派就是今天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虽然他们今天还在抗日，但是将来他们一定会投降”。毛因此而进一步制造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革命理论”。第一就是毛泽东强调要在各方面对正在领导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第二就是毛泽东强调要以军事进攻及军事发展来压迫和打击正在领导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第三则是毛泽东强调要同时以阴阳两谋的惯技对外“高喊团结抗战”，以继续欺骗舆论。
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东南局写出的指示信中说：“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东海，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工农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武装至十万人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
在同一封指示信里，毛泽东还指示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允许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
毛泽东的指示信证实了《延安日记》的作者所揭露的历史真相：“……中共军队只能在表面上服从南京，实际上必须服从延安指挥。南京任何命令，必须先报告延安，以保持独立的党，独立的军队，独立的指挥系统，并且主要是扩张地盘。”
大家都知道所谓“皖南事变”，知道周恩来曾矫情地写下过“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悲愤之词”，共产党更将“皖南事变”看作是国民党不打外战专打内战的阴谋，宣传得全世界、全人类都知道。然而，皖南事变就是在我刚才讲的、毛泽东对东南局的指示信背景之下，因新四军绝不服从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一向专打国军、不打日军、甚至是专打我台儿庄大战的抗日主力韩德勤部，才终于酿造成的悲剧。诚如当时的《大公报》所报导的那样，“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主席（德勤）所属陈秦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霸等地后，又陷秦于黄桥及泰县之蒋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虽严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复于十月四日向苏北韩主席部猛攻，韩部独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五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划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端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五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它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继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
《大公报》的这篇报导，道出了事变的真相，也道出了事变的前因后果，但悲剧仍然在于，当总参谋部向延安反映新四军的恶迹时，他们并不知道，新四军执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特别是毛泽东对东南局的指示。所以，《大公报》记者亦曾感慨说道：“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取消了建制，共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军令统一了，最高统帅权确立了，国家的统一规模才算告成。我们必须切记，国家这点统一规模，是经过二十八年的内战，流了无量的血，付了无数的牺牲，才产生出来的。我们更须切记，假使我们国家没有这点统一的规模，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的资格。这样艰难得来的国家统帅权，我们全体国民必然要坚持拥护，业已统一了的国家，我们全体国民必不让它分裂！”
然而，共产党从1920年八月苏共为他创建的那一天起，他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分裂我们的大中华民国，从来没有停止过要颠覆我们的大中华民国。全面抗战开始前，它利用国难来分裂中国，颠覆民国；全面抗战开始后，它就干脆乘国难来分裂中国和颠覆民国了！这正是它准备夺权打天下的机会所在，它如何能够放弃呢！
四、是罂粟花香，不是麦棉花香
大家都知道，有一首歌颂中共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著名歌曲──名叫南泥湾，唱的是“花篮里花儿香……”，曾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唱遍了我们的中国大陆。然而，几代中国人却根本不知道，那花篮里飘出来的竟是罂粟的香味，就是鸦片花香！因为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的“大生产运动”和中共吹了六年的、为抗日而开展的八路军大生产运动，不是种粮食，而是种鸦片！这对我们大陆的几代中国人来说，乍一听到，简直有石破天惊之感。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在今天中国大陆民间的历史反思成就中，这就是它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而毛泽东所写下的那一篇光辉著作――《为人民服务》里面所表扬的那位“张思德”，就是“熬鸦片”的，而不是烧碳的！
对此，《延安日记》对它予以了彻底的揭露。彼得这样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120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因为当尤任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没有吭声。邓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代毛泽东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120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此外，彼得还愤怒地说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部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
这就是中共大生产运动的真正内容，就是那一曲“花篮里花儿香”的创作源泉，更是一曲“靠种鸦片发财、卖鸦片祸民，和“赚鸦片钱来专打国民党、却绝不是去打日寇”的“中共抗日绝唱”！
五、是通敌卖国，不是抗日救国
中共在“9.18”至“7.7”的6年当中，曾铁定的卖国、裂国事实，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然而，就是在后来大中华民国的八年全面卫国战争中，中共除掉和占领了我们国土的日本军队“通商”、“互通有无”和通过日本占领者向敌占区的中国人出售鸦片、毒害自己同胞之外，我还想告诉大家的是，今年已经在北京再版的《延安日记》一书，揭露了比中共种植和贩卖鸦片更要严重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中共最高领导层曾直接通敌卖国。该书作者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因为，“叶剑英告诉了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
其实，1984年大陆出版的《南京志史》早已披露了中共当年卖国通敌的事实。该书揭露：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居然能够直进直入南京岗村宁次司令部，并受到礼遇。事因则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本陷于战线过长的困境。中国战场上，国军仍顽强抵抗。为了挽救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至1945年6月，冈村宁次向新四军军部发出了议和信息……新四军接报，因感到事关重大，立即报请中共华东局请示中央。延安立即密电答复说，“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触”。于是，六月初，日军便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干儿子、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长为首的使团，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并建议中共方面派出负责官员前往南京与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经中共中央迅速批复，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便启程赴南京。抵宁次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杨帆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之外，日方还答应让出苏北的八个县城给新四军，新四军需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同时还协商好了保持秘密接触的级别、方式、地点、时间，为进一步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而这一系列卖国勾当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发现的秘密……”
六、是继续制造两个中国，不是建立抗日根据地
中共自1927年始直至1937年前，前苏联交给他的武装叛国任务，就是“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即使是1936年已经失败逃往到了陕北，喘息刚定，中共居然还召开了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要把前苏联在中国制造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坚守下去。1937年后，当中共就象张国焘所讲的，终于“在抗日的这一顶大帽子下”获得了存在之后，毛泽东为他的中共所决策的“抗日”路线，却是针对着正在抗日的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的“武装斗争、农民战争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虽然归顺了国民政府的中共不能再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旗号继续撑持下去，但是，在实际上和在实质上，毛泽东及其中共，还是要在抗日的旗号之下，将他们为分裂中国而篡立的苏维埃国，不仅要继续保存下去，而且要发展和扩张开来，以为在战后发动内战推翻中华民国作准备。这才是全面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及其中共所有阴谋的假抗日谋略、不抗日行径、甚至是种鸦片和卖国通敌的种种罪行，之所以“一发而不可以收”的根本原因。
而也正是在这一总方针之下，毛泽东和他的中共终于如愿以偿了。
一九四零年三月，毛泽东终于高兴地说道：“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最近时期有一个大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据地”――请注意，连费正清都指责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后的所谓抗日民主政权，就是中共的独裁政权。
几乎是在同时，毛泽东也已经公然地说道：“目前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政权，并已经到了可能在各主要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这种政权的时候。”毛泽东终于公开指出由中共所建立的敌后政权，就是与中华民国政府相分裂的政权。他说：“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政权的问题上，必须确定这种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则还没有这种政权。”
难怪中共党史学家们在总结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经验和成就时，竟说了如下的大实话：“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党总结了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进一步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和实践的再发展和再创造。土地革命战争保存下来的革命理论，通过它才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和壮大”，“其规模大大超过了党在十年内战时的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坚实的基础……”中共是利用抗日建立革命根据地而根本就不是抗日根据地的底牌，终于被他们自己的党史学家们彻底地揭开了！
但也正因为如此，当年的《大公报》记者才会更加悲哀地评论说：“八路军和新四军成为华北、华中两支独立的军队，配着他们的边区政府、抗币、共产党旗、国际歌……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若干友邦人士从重庆飞向延安，乃有“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之感。
是的，在抗战的首都重庆，挂的是国父孙文的画象，飘扬的是青天百日满地红的国旗，唱的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然而，在延安这个不抗战、假抗战的共产党首都，挂的却是中共党父马克思、列宁的画象，飘扬的是苏联共产党镰刀斧头满地红的党旗，唱的更是“没有祖国、也不要祖国”的所谓“国际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