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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错乌龙口号 立成现行反革命

—文革十年的标语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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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口号标语流毒甚广,今天还影影绰绰.标语和口号本来就是一家,写在纸上是标语,当众呼喊出来便成了口号。

有人说,“解放”后的中国就是个标语口号的国度,这话有道理,不过标语口号登峰造极的年代,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个十年里的标语铺天盖地,每天映满人们的眼帘;那个十年里的口号震耳欲聋,每天震撼人们的耳膜。那个时候,你想在大江南北寻找一块没有标语口号的净地,套用一句当时的习惯语言,叫做是-“痴心妄想!”

“文革”中的标语口号,最多的自然是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之类,那是每天都要振臂高呼,甚至要喊上几十次上百次的。譬如“文革”高峰时的1968、1969年,每天早晨起床脸顾不上洗牙顾不上刷,有时衣服都没穿好,便要先对着墙上的伟人像来一个“早请示。”出操时面对东方的红太阳再来上一段,然后是早饭时,上课时……最后临睡觉前还要“晚汇报”后才能入睡。记得我们在乡下“学农”时天寒地冻,有的同学偷懒先钻进了被窝,被发现后一律揪出来,光溜溜的非得挥舞着红宝书喊完那些口号才让睡觉。

其次便是庆祝“伟大胜利”云云,这样的标语肯定用红纸书写,而且字越大越好。领袖名字的前面,照例要加上许多定义词或尊称,最常见的是“四个伟大”,即“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航手。”据说这是林彪亲自提出来的。也有的要在前面加上许多的“最,”如“最最最最伟大……”等等。不过这一类标语张贴时要格外小心,千万别把字贴反了贴漏了或者贴倒了,否则张贴的人便会适得其反,成了自已跳出来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类标语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就是只要一张贴出去,对方即使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再加以复盖或损毁。久而久之,“文革”中对立派的双方便琢磨出一个“高招,”假使不想让对方派别的大字报在某地出现,便可提前在那儿张贴出一批“万岁”之类的大红标语,对方立马退避三舍不敢造次,只能够转而求其他了。这样的事情多了,最后连“中央文革”都专门为此发出通知,说是要警惕“走资派”利用“红海洋”破坏“文化大革命。”

“文革”就是史无前例的“造反,”因此许多标语口号刚出来往往让人大吃一惊,很有些“横空出世”“朝野皆惊”的味道,别说老年人瞠目结舌,就连我们这些勇于接受新事物的学生娃娃,刚开始时也不由自主会吓一跳。譬如那句“造反有理”的口号,刚开始时我说怎么都不敢相信,因为从小玩惯了“官兵捉强盗”一类游戏,敢于造反的人都是些土匪强盗之类,是要被捉拿了送官究办的。而老师家长在我们不听话不顺眼时,也往往会大声地喝斥“想造反了吗?”因此从小到大,印象里“造反”是一件大逆不道的坏事,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可怎么突然间就全盘颠倒了呢?直到有一天看到满街白字黑字,刷出了大标语“造反有理,”而且点明这是伟大领袖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才慢慢地相信。从此这标语口号伴随了我们整整十年,老师家长从此再也不敢拿“造反”喝斥我们了,如果敢说,革命小将就会振振有词地驳斥他们:是的,我们就是要造反,而且“一反到底,就是胜利”,反得不是别人,就是你们这些老顽固!

标语口号在“文革”中渐渐成熟,慢慢升级,直至上升成为特定时代一种不可或缺、带有某种无可替代标志性的“文化”现象。从一开始较为文明的“打倒XXX”“揪出xxx”,很快升级成“油炸XXX”“活埋XXX”“火烧XXX”“枪毙XXX”“吊死XXX”等。从“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到“把xx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还有什么“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等等,语言越来越离奇,形式越来越出格,程度越来越暴力。还常常要玩弄一点视觉上的小把戏,如把被打倒者的名字颠倒过来,用红笔打上叉,或者洒上些红墨水,制造些血淋淋的效果来骇人眼球。至于后期“红色恐怖”时期“血债要用血来还”等等标语,更干脆用红笔在白纸上书写,远远一看就见血糊糊地满墙满院,犹如是刚刚下了一场腥风血雨。

在那个语言越离奇、越粗野越好的时代,即便是庣窕淑女,也以挽袖裸臂,口口声声高呼“他妈的”为荣。我就看见班里的女同学集体高呼口号:“滚滚滚!滚他妈的蛋,撤他妈的职,叫他靠边站!”

“文革”时的标语口号,许多直接来自最高领导层。在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那篇名为《十年一梦》的文革回忆录里,你可以看到这样清晰无误的记录:

“……我一边听,一边嗯嗯,把姚文元电话传达的内容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心裹激动得热血沸腾。

姚文元接著说:“主席很欣赏你们的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他说‘火烧’、‘揪出’,‘打倒’,‘砸烂’,这几个口号的提法有区别,好!”

……

其实那时侯呼喊口号也是很有讲究的,什么样的口号只能什么样的人喊,不能随意僭越。例如阶级敌人、四类分子,就只能喊“打倒自已”,或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类的口号,是绝对不配喊出“万岁”之类口号的。不过有时侯你不跟着喊,却又会成为一条让对方攻击的反动罪状。

一次批斗会上,我亲眼看见一个“走资派”没有跟着大家一起呼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立刻遭到群众严词责问:为什么不喊,是不是因为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那个“走资派”虽然也穿着中山装,梳着大背头,其实只是江边砂石站一个小小的站长,充其量最多也就是今天班组长一类的芝麻绿豆干部。不过此人倒不怯场,反而振振有辞地回答,说:“你们刚才不是要我好好考虑自已问题,不许乱说乱动吗?我就是在认真考虑问题,所以没有听见。”这一回答竟让那些批斗他的人一时哑口,只好又高呼一阵打倒他的口号了事。

“文革”中能够领头高喊口号,也算得上是一种荣誉,甚至是一种权力,一种地位。你想想,登高一呼,万众响应,那是何等的荣耀,这样的人不是领导也是积极分子,或者是领导看中的培养对象,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干的。于是一些有心上进,追名逐利的积极分子,便常常适时地跳出来抢呼几句口号,给大家留下一个敢于斗争,要求进步的好印象。例如“忆苦思甜”大会,当老贫农正讲得涕泪横流的时侯,高声领呼几句“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或者在看反帝反修新闻纪录片时,带头喊上几句“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口号,都能够先声夺人,对自已今后的发达,起到非常良好的促进作用。

不过在领呼口号时,也必须审时度势,把握尺度,绝对不能呼错了或者呼倒了,那就会弄巧成拙,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好处,反而会“搬起石头砸自已的脚,”成了自动跳出来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文革”高潮时期,在浙江省金华地区机关的一次批斗会上,接二连三有好几个人因为领呼口号而出了差错,当场就从堂堂的造反派,一下子成为罪大恶极、罪证确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那次的批斗大会在机关灯光球场进行,十分气氛严肃,一个干部为表示自已心中的义愤,便带头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的口号。谁料他一紧张,竟然把第一个“谁”字和接下的“就”给漏掉了,变成了一句骇人听闻的反动口号。当时整个会场上一阵惊心动魄的寂静,然后才有几个群众发一声喊,立刻把这领呼口号的人倒背双手拖上台,当场就挂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大牌子进行批斗。旁边一个平时和这人走得较近的干部急于摆脱,便急忙又高呼了一句同样的口号,以表示自已义愤填膺,要与他划清界限。谁知忙中出错,又同样漏掉了那至关重要的二个字,马上又被揪上台去挂牌批斗。谁知事情还没有完,紧接着一个,又一个……短短时间竟有三、四个干部因为喊一句同样的口号,漏掉了同样的二个字,而同样成为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从此自动走入“牛棚,”吃了好长一阵子苦头。

以上仅仅是我,一个当初少年人的回忆,肯定孤陋寡闻,挂一漏万。而不少更“精彩”的记忆如今还在许多当年参与者的眼前跳荡耳边回响。前不久《南方周未》刊载一篇回忆文章,就谈到当年某地造反派贴出的一幅标语,那可真称得上是骇世惊俗,空前绝后,叫做----“革命的破鞋好得很!”

“文革”的口号标语流毒甚广,今天还影影绰绰,不时地像放节日燃放鞭炮那样不甘寂寞地轰响一回,让许多当年的受害者不由自主地心惊肉跳。它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影响到几代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例如某场游行中许多人乐颠颠公然高举着的那几条标语---“宁愿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XX人”“宁愿喝遍地沟油,也要登陆日本岛”等等,就常常让我想起当年那句流传甚广的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责任编辑: 唐冬柏   来源:共识网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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