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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该做出正确的选择了

—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举办的庆祝柏林墙倒塌30周年的《自由凯旋》国际会议上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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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1979年因在北京西单民主墙张贴文章,呼吁中国民主现代化而被冠以“反革命罪”判15年监禁。93年释放六个月后,再次被以同样罪名判处14年监禁。在国际压力下,魏京生97年被释放。现任海外民运联席会主席。(大纪元)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共产主义国家集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使得全球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发生,开始于七十年代末发生的民主墙运动。在北京的西单民主墙出现后不久,在莫斯科、华沙、台北等许多地方很快都出现了民主墙运动。这就是八十年代几乎波及全球的民主化浪潮的开始。

一九八九年发生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是导致共产主义国家集团崩溃的开始。共产党国家的人民对暴政和经济匮乏的不满情绪,在持不同政见领袖引导下,包括今天将获得杜鲁门-里根自由勋章的约阿希姆‧高克先生,冲击了一党专政的体系,造成了苏联、东欧和台湾的专制政体,转型为民主政体。

为什么在中国没有成功?这是多年来人们在思考的一个谜题。我们首先来看看各方面条件的不同。每一次革命的第一要素,就是人们的希望是什么。中国共产党的洗脑工作显然比苏联东欧更成功,而且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改善了大部分人的生活,减缓了人们不满的程度。所以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时候,大部分中国人只想改革一些具体的问题,没有想推翻共产党的暴政。

而东欧和苏联的人民和领袖们更清楚地意识到,不推翻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其它问题不可能解决。目标的不同导致结果的不同,中共成功镇压的条件,正是人民和领袖的目标不明确。已经在造反了,却不知道为什么造反。结果只能是被成功地镇压下去。

第二个重要的因素,是政府领导层的意识和决心。1989年的东欧和苏联的领导层已经不是第一代革命者,不是迷信共产主义的那一批人。他们更关心的是现实的社会和人民的愿望。或者说,迷信一党专政和镇压的,在领导层内已经是少数,军队的文化素质也比较高,很难驱使他们枪杀自己的人民。

而1989年的中国恰恰是第一代革命者占多数,仍然迷信共产主义和一党专政的人,在领导层内占优势,也就是所谓的老人专政。他们比较容易做出武力镇压的决策。而军队的中上层不清楚运动的目标是什么,不可能贸然抗命。军队的下层许多人素质偏低,来源于极端贫困的农村,不懂得运动和他们自己有什么关系,而杀人却可以立功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些因素合并起来,就是造成六四天安门大屠杀的原因。

第三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民主国家阵营外交努力的方向。当时在整个共产主义阵营里,都酝酿着反抗和要民主的运动。支持谁或不支持谁,是西方大国领袖们选择的范围。里根总统和老布什总统,显然选择了东欧和苏联,认为那才是西方民主国家的主要敌人,冷战的主力;却放弃了实行韬光养晦战略,和西方比较友好的中国共产党。这造成了今天西方民主阵营自己的困境。

虽然中国是共产主义阵营中最先发起反抗的;虽然有许多如上述的不利因素;但是邓小平在出兵屠杀前最大的顾虑,就是西方民主阵营的态度。军队集结在北京附近很长时间没有动手,他在犹豫美国是什么态度。老布什总统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讲话,和临时替换支持民主派的驻华大使,给邓小平发出了很明显的信号,等于支持了屠杀。

当时在中国领导层内部,反对镇压和支持镇压的力量势均力敌。美国的不干涉态度,恰恰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第一个因素和第二个因素,都是常数。真正的变数,改变了历史的变数,就是老布什总统和美国政府的决策。其中的原因,我们现在也并不清楚。

说选择了苏联而不是中国,这是一种事后的辩解。天安门民主运动如果成功,会不利于苏联和东欧人民的反抗吗?这不合逻辑。正好相反,如果天安门民主运动成功了,苏联和东欧的革命会更加顺利,更少危险。

今天在香港,人民再一次冒着生命的危险争取民主和自由。香港人民的决心和共产党的顽固是两个不变的定数。能够改变结果的那个最重要的变数,正是美国和西方大国的态度。难道我们将再一次看到西方政治家的选择,造成血流成河的结果吗?这一次血流成河的结果,可能不会是西方选择的成功,而是共产主义暴政在全球范围的扩张。

我反对这种莫名其妙和愚蠢的选择。

2019年11月8日

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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