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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一次见到毛哭泣 “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是不停的逃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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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主力突围后,国军即分路衔尾追击;而沿途各地的国军,亦分头截堵、袭击;红军损失惨重,且无停留集中的机会;而预定以萧克部建立湘西新根据地的企图,亦因湘西各地方反共民团的反抗和国军的进剿而失败。于是红军主力不能不放弃预定的作战计划,继续向黔川西北逃窜。以后几经艰验,才经西康、青海而到达陕北。这一段长途的逃窜,便是中共自诩为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八月初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在读五万份一的军用地图,研究湘粤边境的地形,忽然特务员跑来报告:“毛主席来了!”我连忙放下地图,毛泽东带着两个特务员刚在门外下马,我便请他到我的办公室休息,他那时面色发黄,形容憔悴!我问他:“主席不舒服吗?”他回答道:“是的,近来身体固然不好,精神更坏。你近来好吗?我有个多月没有到总司令部去,也有个多月没见到你了!”

我招呼他洗过脸,抽着烟,他接着说道:“我现在来云都督导苏维埃政府工作。在此将有相当的时间住,我们在一起,一切问题可随时谈谈。我住的房子,最好是离你不远,那就更方便了”。这时云都县的负责同志跑来报告:“请主席到后面园里休息,那里是一幢独立房子,还有半亩园地,一切已安顿好了”。毛泽东便随着那同志去了,临行时要我有空暇便到他的住处谈天。

第二天晚上,我和刘伯坚去看毛泽东。他的爱侣贺士珍也来到云都,手里抱着一个孩子。几年不见,她已经从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变为一个沉静的少妇了!我们谈了一小时。毛泽东问起我赣江上游沿岸情况,及红军二十二师、二十四师的位置。我一一告诉了他。

我们告别时,毛泽东握着我的手,诚恳微笑地说:“我们是井岗山的老同志,希望你晚上有空时便来谈谈,我还有许多问题和你商量呢。”因此,我在晚间有空的时候,便到他家中去谈谈各种问题。毛泽东是很健谈的。贺士珍更为我们弄些可口的食品宵夜。三个人一面谈谈笑笑,一面喝酒抽香烟,常常谈到深夜十二时才返回司令部。

毛泽东住在云都这段时间,除了云都县的地方同志常向他请示工作之外,则没有其他的领导同志来过,他亦似很安闲,但精神上则常流露出抑郁和凄凉的神态!

九月间的一个晚上,我们喝了很多酒,谈到我一九三三年八月被开除党籍一年这件事,他愤然说:“这件事完全是周恩来搅的,不过在我们党内越肯负责的同志则越易遭到处分!我自一九二七年以来至今年(一九三四年),曾受过三次开除中委和八次严重警告,比如这次十九路军福建人民政府之失败,本来是秦邦宪等几个党中央领导人,不信任福建人民政府,认为是国民党内部的斗争,与我们革命无重大关系;为围攻苏区北面的国军移向福建十九路军进攻时,仍认为是国民党内部的战争,不主张红军积极援闽,后来见十九路军情势危急,才派一、三两军去援闽,但时间太迟了,我们的援军末到,十九路军已彻底失败,致红军中途撤回,这个不积极援助十九路军以致失败的错误,明明是他们几个中央领导同志应该负责的。但现在第三国际追究责任,却反说我不肯援闽,给我一次严重处分。这种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他们既没有实际斗争经验,又不肯接受我们老同志的意见,将来还会继续下去,真是革命的损失!”他说到这里喟然长叹!跟着说:“龚同志,现在不是我们井岗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们只好暂时忍耐吧!”说至此,他竟凄然泪下!这时他有些轻微的咳嗽,脸部瘦削而枯黄,伴着一盏黯淡的豆油灯,更显得他的凄凉和沮丧!但他的说话语气,却坚定而有力。我当时见他那种充满悲愤的表情,回想到我自己被开除党籍时内心的痛苦,很自然的对他发生无限的同情!

十月初旬,红军已决定西窜,毛泽东才由云都返回瑞金与中央政府人员随野战军突围。

在后来的突围行程中,沿途遭受国军的追击截堵,红军损失甚大,许多干部都表示不满和动摇。当他们逃到贵州遵义时,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便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便是那有名的“遵义会议”。

善用策略的毛泽东,利用着他与红军老干部长期斗争的历史关系,来检讨这次“突围”决策的错误,将这一错误的责任,加在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秦邦宪等人头上,以打击留俄归国学生派。这个会议虽仅仅是撤了秦邦宪的总书记职,而以张闻天接任总书记,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重要性又恢复了,由于毛泽东的湖南同乡任弼时、彭德怀、滕代远、刘少奇等的协助和大部红军老干部的拥护,由遵义北窜后的党政军一切大权,又重新回到毛泽东的手中了。

五次围剿苏区北面的战争形势,自五月十三日红军退出建宁后,集结在福建之宁化、江西之石城以北地区。第五军团的十五师担任守备广昌以南之头陂街,白水镇之线,六月,这一个月是双方对峙的胶着状态。那时,闽、浙、赣区已被国军在资溪、铅山之线隔开,成为两个区,一个是赣东北的信江上游区(今之浙赣铁路线上饶、横峯线上)由方志敏率领的十九师为主力。一个是闽北区(武夷山、福建崇安县西北地区)由邵式平领导,这两个区与中央苏区亦已被隔离。七月间由福建编成的一个师,号称第七军团,由萧劲光指挥,携带中央派遣方志敏为第一抗日先遣队总司令的命令,及全部行动计划,从福建之清流,沿武夷山脉通过闽北区,绕道浙江边至信江区,与方志敏会合,将中央的命令及计划交与方志敏。并将新编第七军团与十九师合编为第十军团,约有一万八千人,由方志敏、粟裕率领,号称中国红军抗日第一先遣队,于七月中开始向皖、浙边区挺进。萧劲光仅率少数特务员沿原路回江西苏区。

这个抗日先遣队,挺进至浙江之衢州,因受国军追击围剿,辗转于浙、皖、赣边,至一九三五年一月在玉山附近被国军击溃,方志敏被俘(是年七月在南昌被杀),残部由粟裕率领退回闽北武夷山区与邵式平会合。

萧克、任弼时率领第六军团之抗日先遣队约六千人,于八月八日亦遵照中央命令向桂东突围,辗转流窜于湘桂边境,损失重大,剩下约有一千人,于十二月在贵州省东部地区与贺龙会合,合编为第二方面军。

这两个抗日先遣队的派遣,无论在政治影响上,军事行动上,均无补于红军主力的突围,徒然分散了兵力,招致重大的损失而已。

七月和八月两个月是红军和国军在广昌以南、石城以北之地区进行决战的阶段,经过了广昌县属之头陂战斗、白水镇战斗、贯桥战斗、大岭战斗,双方均伤亡惨重,特别是大岭战斗,国军先头一个师伤亡殆尽,至驿前战斗,红军集中三、五两军团由八月廿九日至卅一日,苦战两日,才放弃这个战地。退守石城及以北之小松市。红军自经过这两个月的决战,已知不能继续在内线作战的形势下战胜敌人。于是立即加紧进行突围准备,当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为适应以后作战要求,便利主力突围,决定新的兵团编组及作战计划如下:

一、红军主力编为野战军,由赣州以南突围西进,转移至湘西地区,然后向湖南国军外围采取攻势作战。

二、以红军之一部,及地方独立师,独立团之大部,编为中央军区守备军,留守中央苏区继续作战,以牵制国军,掩护红军主力突围。

三、红军一、三、五、九四个军团编为野战军(总共兵力约十万人),中央党部及苏维埃中央政府各机关,均随野战军行动。

四、红军廿四师、三十四师、红军野战炮兵团、江西独立师、福建独立师、红军干部学校、军事委员会特务团(总共兵力约三万七千人)编为中央军区守备军。

五、福建、江西两省地方部队除动员参加红军,充实野战军外,概编为独立团,分由江西、赣南、福建各军区司令部指挥。

六、闽、浙、赣边区方志敏部,归中央军区司令部指挥。

七、高级人事调整如下

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

野战军总司令朱德

政治委员周恩来(兼)

参谋长叶剑英(后改任学生军团长,以刘伯承任参谋长)

政洽部主任王稼祥

中央军区司令项英

政治委员项英(兼)

参谋长龚楚

政治部主任陈毅

国家政治保卫局分局长谭震林

野战军总司令部设六局,第一局主管作战(办理野战军各兵团作战业务),第二局主管情报,第三局主管教育,第四局主管后勤,第五局主管通讯,第六局主管游击作战(办理并指导二、四军团及各地区游击作战业务)。

十月中旬,红军主力向赣州以南大庾、信丰间地区突围西进,沿湘、粤、桂边区转向湘黔边境北进;国军以何键、薛岳、周浑元各军向野战军追击。并从新调整继续进攻中央苏区部署。

红军主力突围后,国军即分路衔尾追击;而沿途各地的国军,亦分头截堵、袭击;红军损失惨重,且无停留集中的机会;而预定以萧克部建立湘西新根据地的企图,亦因湘西各地方反共民团的反抗和国军的进剿而失败。

于是红军主力不能不放弃预定的作战计划,继续向黔川西北逃窜。以后几经艰验,才经西康、青海而到达陕北。这一段长途的逃窜,便是中共自诩为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责任编辑: 东方白   来源:龚楚将军回忆录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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