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存照 > 正文

旅德作家周勍:德国是一个幸运国家 89年没开一枪就实现了统一

—谈柏林墙倒塌30周年

作者:
前东德的国防部长霍夫曼给我讲述了他的心路历程。他过去做过海军上将,他年轻时也是“根正苗红”(一类人),到圣彼得堡去留学。学的(专业)是海军、潜艇。(有一次)突然接到一个特殊的命令,让他返回东德,有紧急的任务。为此特别给他安排了一架飞机,让他回来。回来后他(才发现),原来是当时东德的最高领导人的儿子,从西德进口了一辆好的轿车,轿车坏了,就让他回来,动用了这么大的资源,回来给领导人的孩子修车,他(感到)很绝望。

1989年德国柏林墙倒塌资料图片法新社图片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一夜之间倒塌,成为冷战结束的标志。今年柏林墙倒塌迎来30周年,德国举行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全球的媒体也纷纷聚焦柏林,回顾历史并提出各种反思。籍此之机,旅居德国的中国作家周勍先生接受了本台采访。周勍先生针对北京在天安门事件以及柏林在柏林墙倒塌事件的处理方式上进行了对比,提及许多往事和轶事,向我们阐述了他的感受。

法广:德国与中国同在1989年经历了柏林墙倒塌和天安门事件。30年后的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周勍:我的感触是:我们现在所坐的地方就是东、西柏林的交界处,我们背后就是东柏林。柏林这个地方是一个制度决定论的一个见证的地方。隔一条街道,同种语言、同种教育、甚至是一母双生(一个母亲生的两个孩子),他们在不同的地方,隔那么短的一段距离,他们的生活差异、教育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德国是一个幸运的国家。他们在89年没开一枪、没有流血,达到了东、西德的统一。经过30年,东德的经济开始复苏,过去的伤痕开始修复。

中国从宿命论上来讲,是个非常倒霉的(国家)。近一、两百年来,每一次历史面临选择的关口:好、不好不坏,中国没有选过“不好不坏”,每次都选的“坏”。89年,整个东欧事变以中国的抗议开始,最后以中国的流血、开枪到倒退,而整个东欧国家、共产体制的解散,与大家的想法和决定也是有关系。我觉得看起来很残酷,就是中国支持共产党和反对共产党的人都是一本教材教出来的。到现在,六四过了30年了,在海外的这些人讨论的仍然是:18大谁掉下来了,25大谁上台。。。我这里有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就是东欧这些国家已经把苹果扔了,改成种桃子,桃子不好,又改成种石榴。他们五花八门,各种水果都收获了,而且繁衍了、也扎根了。而中国现在无论在朝在野还在讨论我们这个苹果,哪个更不烂,这一筐篮苹果里选一个不烂的。这就是一个勇气问题。面对一个政权、一个制度,面对选择关口,我要什么?这非常重要。

我们看看不论是东德,还是前苏联,整个东欧这边要的,就是共产党下台。除此没有选择。这才是关键所在。

法广:1989年天安门事件时,中国政府采取了血腥镇压的手段,后来柏林墙倒塌之际,我记得您曾经采访过东德前国防部长,他当时如何向你解释柏林墙倒塌时,德国政府采取的手段?他们没有动用武力,是如何做到的?

周勍:我觉得这是一个宿命论。中国就像一个倒霉的人一样,每一次面临一个历史关头,有;好,不好不坏,坏(的选择时),中国都没有选择过“不好不坏”。每次都选择的“坏”。这也是一个军人对自己荣誉或自己职业的尊重。前东德的国防部长霍夫曼给我讲述了他的心路历程。他过去做过海军上将,他年轻时也是“根正苗红”(一类人),到圣彼得堡去留学。学的(专业)是海军、潜艇。(有一次)突然接到一个特殊的命令,让他返回东德,有紧急的任务。为此特别给他安排了一架飞机,让他回来。回来后他(才发现),原来是当时东德的最高领导人的儿子,从西德进口了一辆好的轿车,轿车坏了,就让他回来,动用了这么大的资源,回来给领导人的孩子修车,他(感到)很绝望,(他想)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为大众服务,结果竟然是这样!从这个(事件)开始,他就对这个政权有了自己的想法。到了柏林墙、民众开始在冲各种墙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躲了起来,那些高层,(包括)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都躲起来了。他当时站在墙旁边的一个哨卡上,士兵们层层汇报,跟他请示说:现在民众都在冲墙,我们怎么办?他当时想了想,回答说:军人只有保护疆土的责任,除此之外,军人没有任何责任和义务,如果民众冲墙,你们尽量地拦,拦的时候,不要带枪,如果带枪,不要带枪栓;带枪栓,就不要带子弹。他(后来)除了一本书,书名是:最后一道命令。最后一道命令就是:下令在东德近100万的武装部队放下枪。放下枪来接受西德整编。这是很了不起的。(表现了)他对他的职业尊严的那种尊重。他对我讲,柏林墙倒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抱怨过我所有的待遇。(不过)我就觉得对不起我的士兵。我的士兵当年放下了枪,在东、西德合并以后,他们很多人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

我再讲另外一件(事),对霍夫曼的说法无意中得到一个佐证。有一次,我与现在德国的一个少将、陆军少将一起在一个集会上演讲,与他聊了起来。他过去是东德的、在东德当兵时的一个少将。他当年的主要工作是监视和窃听西德的军事动态。所以他十分了解西德(的情况)。莱比锡事件的时候,(柏林墙是从莱比锡倒塌的,不是从柏林开始的),当时的大教堂事件、祈祷,这位少将是当时莱比锡最高的军事长官。民众在往大教堂赶得时候,他出门。他出门时看见自己的太太、母亲、妹妹一手拿着玫瑰、一手拿着蜡烛出门。他到了兵营就跟士兵们说,我们这次去,只是劝阻民众,最好不要带枪。带枪的话,不要带子弹。这在当时是冒着一种极大的风险。如果这事失败,他要担负很大的责任。他带着部队走到半路时,接到国防部的命令说:如果去,可以带枪,但是带枪不能带子弹。得到一个印证。这令我想到香港这一次抗争运动。无论警察、还是军人,执行命令,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但是同时要有一个道义的(观念)。一个人超过18岁,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当你拿着枪面对一群手无寸铁的人,或者和平抗议的人群的时候,你究竟开不开枪,除了职业道德以外,最重要的是道义感。这就是柏林墙倒塌以后,当时对整个柏林墙建立30多年、整个过程中那些射杀民众的人追究责任的一种方式。个案追究,当时开枪的时候遵循的是谁的命令?如果是自己长官的命令,就应该追究当事长官的(责任),如果是(自己的个人行为),自己决定开枪,就得(自己)负责任。不能以任何理由当借口。

法广:您认为,柏林墙倒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周勍:柏林墙的倒塌,我自己感觉可能与后来知识分子说“民众追求自由、民主”这些“大词”关系都不大。其实最大的动力,来源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不公平世界的反抗。比如说,我认识一个中文翻译,他是东德人,小时候学了中文。学中文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与中国有些交往。他的驻地距离柏林开车(需要)一个多小时。他11岁之前没有见过像芒果一类的南方水果。第一次见到,是他妈妈的一个同学带来的一个这种南方的水果。他说:因为东、西柏林距离很近,他经常能看到西柏林的广告,比如耐克鞋一类的(广告),颇令其向往,他很想有一双这样的鞋。他当时18岁,已经工作了,而且有女朋友。突然柏林墙倒了,他就与一个朋友一起开了一辆破车,带着一桶汽油(为了随时加油)到了西柏林,(朋友)给了他100马克,作为见面礼。他就使劲(花),买鞋等等,花完钱之后,忽然(意识到)自己还有女朋友,却没了钱。(由此不难看出),人们对那种好的事务的向往。

另外,对于普通人的那种正常选择或者一个正常人生活的情怀。记得当时我在德国一个“带籍兵役学校”讲课。校长叫托马斯。他当年是东德的一个牧师,20岁左右,非常地虔诚。做祷告,在教区里很有影响。因为表现好,有一年就让他到匈牙利去度假,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奖励,不要签证。在那里他认识了他的太太。他太太当年是一位大一的学生。两人相爱了。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说,他的许多牧师友人都有女朋友,而且有人甚至生了孩子,但是这些是不能公开的。但是他表示受不了,因为他真的很爱他的太太。因此回来后,他就告诉了他的主教他恋爱了。他喜欢一个女孩。主教回答他:可以和(这个)女孩好,但是此事不能公开。一旦公开,后果自负。从信仰来讲,他也受不了。从良心上他便讲,他爱这个女孩,他要公开。主教就要求他必须在12点之前离开教堂。后来他一出教堂,就成为了东德克格勃的监控对象。他没有任何政治活动,就是因为爱情,因为说了真话,就成了监控对象。克格勃给他四处造谣,说他搞了很多女孩,让女孩怀孕等等。还说他的女朋友作风不良,乱搞男女关系,这让他突然想:其实他过去也做过很亏心的事,就是他在做牧师的时候,别人来祷告,说到对政府不满或者对现实生活不满,每一个牧师都要有责任报告给克格勃。这是非常可怕的。

责任编辑: 江一   来源:法广RFI流芳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存照热门

相关新闻

➕ 更多同类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