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1日，香港民间发起全港三罢的“黎明行动”。香港中文大学学生高呼“中大是我家”，拒绝警察进入，警察向学生发射催泪弹并拘捕学生，现场恍如战场。（余钢／大纪元）
近日好几位大陆老友不约而同，都发微信向我表达他们的关心，曰：听说香港暴乱，千万珍重，注意自己的安全健康为要。
我对他们的关心毫不领情，一概答之以：且不说即便在太平盛世，只顾自已安危也只是猪而不是人的生存方式，现今周围有这么多人为争民主保自由而前扑后继，我却只顾保自己安康吃好喝好睡好，还是个人吗？
这话也许有点偏激，但的确是我的心声。
我想起大陆作家萧乾的以下之语，当他回忆自己的文革遭遇时，他说：“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得个善终可真不易。因为我听到看到那么多科学家、教育家和作家，有跳楼摔死的，也有活活被打死的。那阵子我成天都在琢磨着自己怎么死法。关牛棚时，每上厕所总勘察在哪里上吊牢。”
萧乾五十年代初从海外来归“新中国”，一来就碰上镇反运动，又惊又惧之余，他自恃好歹是个名人，且一向爱国爱党，便想作个民，只要没整到自己的上就“得缩时且缩”。随之而来的肃反、三反、五反、反胡风等运动他都取明哲保身态度，发言著文拥护，在街上碰到可能有问题的老友甚至装不认识，免遭牵连。谁知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反右运动中他还是中了招，遭批斗，被劳改。文革中更和几乎所有大陆知识分子一起变成牛鬼蛇神，落入万劫不复之渊。
我们现在也“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中共吞食香港民主的步步进逼中，假如我们都保持沉默，马照跑舞照跳，只要暂时没影响自己的吃喝拉撒就装聋作哑不闻不问，那就总有一天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连上吊都找不着地方。
我看《耳语者》和《一个德国人的自白》这些反极权统治的书，最令我惊惧的倒不是死难者数以千万计的庞大数字，而是那些死难者中，有那么多的人在他们的亲人朋友被迫害被打杀时，一直扮演哑忍甚至帮凶的角色。只要秘密警察的脚步声是往邻家去了，他们就保持沉默；然后那脚步声转到自己的兄弟姐妹家里了，他们仍然沉默。终于那脚步声停在自家门前，轮到自己的父母夫妻等被抓捕被打杀了，他们还是沉默，以为驯服便能换取一时的安全。这样，等到他们发现自己也成了牺牲者时，已没人可为他们发声了，四周听得见的，就只有党卫军的铁蹄声。
所以趁着我们还能挣扎，趁着我们还没被放到砧板上，就要拚死一抟，就算是鱼死网破，总有一些小鱼小虾能冲脱网罗。人固有一死，或死得像个人，或死得像条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