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杜‧巴纳吉（Banaji）与女儿梅德哈（Medhaa）和儿子韦德哈斯（Vedhas）。（Cindy Drukier 摄)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美、法三位研究“贫穷”的学者合得，分别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印裔美籍的巴纳吉（Abhijit Banerjed）和法籍的杜芙洛（Esther Duflo），以及哈佛大学教授美籍的克雷莫（Michael Kremer）。
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具特色的是前二位得奖者是夫妻档，而丈夫是妻子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并且杜芙洛是历年来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人（年仅四十六岁），也是经济学奖设立以来，第二位获奖女性。前一位是2009年获奖的欧斯壮（Elinor Ostrom,1933～2012），得奖时已七十六岁高龄，得奖后三年去世。
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这三位经济学家展现出如何靠着将贫穷问题拆解成教育、医疗等范围更小且更精确的问题，让贫穷问题更容易解决。
“贫穷”可说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课题，而经济学的诞生可以说是在解决这个问题。
1776年经济学始祖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1723～1790）的经典巨著《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就是在探求人类财富的本质和如何增进财富，终极目标在“增进人类福祉”，当然是要消除贫穷。
史密斯发现“分工”、“市场机能这只无形手”是达成目标的好方法，而要分工顺畅，市场运作顺利，“诚信或信用”是人类必备的“伦理道德”。可惜的是，走入数理化、机械化模式为主流的现代经济学，竟然完全抛弃这个根本性课题，更糟糕的是，还把史密斯书中的“自利动机”加以强调，于是“人是自利的动物”成为经济学教科书的基本前提假设，更不堪的发展是“自私自利”被认为理所当然，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竟成为口头禅，“损人利己”、“欺骗”、“权谋”等等行为也就见怪不怪，甚至司空见惯了。
所以，经济学和经济学专业者本在探索人类福祉的增进，但在忽视或丢弃最根本的“诚信、互助”本性之后，事倍功半的结果就出现了。
直到如今，“经济成长”、“富国、穷国”差距为何不能缩小、反而拉大”仍是经济学的探讨主题，即使由于技术进步、科技发达，绝大部分地区不但免于马尔萨斯（T. Malthus,1766~1834）担心的“贫穷陷阱”，而且愈来愈富，可是局部地区的“赤贫”和各地区内部的“贫富悬殊或所得分配不均拉大”现象却普遍存在。
1990年“内生技术变革”带动的“新成长理论”或“知识经济”，搭配电脑科技日新月异、网际网路无远弗届，交通和通讯四通八达，但“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所传达的贫富差距拉大现象却鲜活存在，而非洲的赤贫及人民大量死亡也赤裸裸持续着。除了找回史密斯原本最重视，但被后继经济学者遗忘的“道德情操（感）”、利他心、和谐分工合作这种基本人性，让市场机能充分发挥外，还有什么良方能终结贫穷呢？
本年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实验方法研究得出的济贫措施真能有效解决吗？有必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他们所谓的“实验”不具可复制性，所以并非自然科学实验室的实验，而是他们个人的田野工作报告，属于广义的历史研究。因此，奥国学派米塞斯（Ludwig v. Mises）《经济学的终极基础：经济学方法论》（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An Essay on Method）第五章第十一节对于“行为科学”的批评在此同样适用。
问题中的“实验”虽然不具可复制性，绝非自然科学的实验，但和科学实验有一共同点，亦即，都不问实验对象的脑袋装了什么想法、是否改变，以及为何改变。就此而言，问题中的“实验”比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更不可取。心平气和的人都知道，脑袋空空，两手便空空，而贫穷源自贫穷者的“心态”。这绝对非“实验”所能处理的，由其得出的政策能否生效，也就值得存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