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在北京,等待上火车的中国孩子。
非典灾难本应将中国带入一个公开和负责的新时期。17年前,中国政府掩盖传播情况,导致该病毒席卷世界。随着疫情范围扩大,在中国的新闻记者、知识分子和其他批评人士的责备下,北京被迫将该问题公开。
“非典成了我们国家的9·11,”许知远在2003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他当时还是一名年轻的报纸专栏作家,也是政府处理非典方式的严厉批评者。“它迫使我们关注全球化的真正含义。”
今天,中国正面临着另一种神秘疾病——冠状病毒的传播,目前已导致至少17人死亡,570多人受到感染。虽然北京的反应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善,但在其他方面却出现了倒退。它对批评进行审查。拘留传播所谓“谣言”的人。压制它认为会令人惊慌的信息。
尽管中国的审查者忙于清理互联网,但网上仍有对北京处理这种新病毒的方式感到失望和忧虑的言论。自12月以来,这种病毒已经从武汉扩散到其他国家,甚至传到了美国。
“觉得SARS迫使中国重新思考自己的治理模式,”现为视频脱口秀节目主持人的许知远周二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并贴出了2003年时报引用他的话的截图。“我太天真了。”
自非典疫情以来,中国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好。它的经济增长了八倍。建造的摩天大楼、地铁和高铁比任何国家都多。它的科技公司可以与硅谷的巨头抗衡。响应速度更快的官僚机构可以为更多人提供医疗保健、社会服务,甚至生活质量的改善,比如公园。
在处理疾病方面,公共卫生系统已大为改善。武汉是疫情爆发的中心,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流行病研究实验室所在地之一。
这些改进是付出了代价的。政府加强了对互联网、媒体和公民社会的控制。它拥有更雄厚的财力和更强的控制信息全国流动的能力。
结果,许多在2003年将责任归咎于政府的新闻媒体、倡导团体、活动人士及其他人遭到了压制或排挤。
“这个系统最成功之处,就是摧毁了正直的人、值得信赖的机构,以及一个社会自我叙事的能力,”许知远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只剩下一个傲慢的权力以及一堆杂乱的信息与脆弱、孤独而愤怒的个体。”
就在这种新病毒在武汉蔓延之时,政府也在硬着头皮撑门面。
首个病例是12月8日报告的。随着疾病的传播,武汉官员坚持认为它是可防可控。警方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有关该病毒帖子的八个人进行了传唤,称他们散布“谣言”。
上周六,也就是武汉向世界公布疫情严重程度的两天前,它举办了一场有超过四万个家庭参加的万家宴,这样它就可以为此申请在一个活动中提供最多菜品的世界纪录。在向世界公布消息的当天,它还宣布将在本周六开始的农历新年假期期间,向民众发放20万张节日活动的免费门票。
中央政府支持武汉的官员。1月10日,政府的著名呼吸系统专家王广发告诉国有媒体中央电视台,武汉市的肺炎“处于可控状态”,而且大多是“轻度病情”。11天后,他向中国媒体证实他自己可能在考察武汉期间感染了该病毒。
对疫情爆发的识别需要时间,而中国也并不是第一个因一种疾病而措手不及的政府。
但是政府官员作出的选择影响着一个重要的商业和交通枢纽。武汉是一个有1100万人口的城市,其中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近100万大学生。等到疫情严重性公开的时候,为期40天的春运已经开始,在此期间中国大约会有30亿人次的出行。
如果网站和媒体报道能说明这种加剧的担忧,人们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决定。相反,他们出行了。周二,北京所有确诊的5宗病例都是曾在1月前往武汉出差、学习或游玩的人。
周三,医务人员将一名据信是香港首例武汉冠状病毒肺炎患者送至医院
直到一周前,中国还有人称之为“爱国病毒”。香港、泰国、越南、日本和亚洲其他地方都出现了病例。在中国,除了武汉,没有其他城市通报感染病例。直到香港新闻媒体周末报道在中国其他城市发现了这种病毒,各地的官员才出面。
一些批评人士认为这与非典类似。2003年,广州报纸《南方都市报》首次报道了非典的爆发。军医蒋彦永站出来公开他掌握的情况。直到那时官员才采取行动。
“这种病毒进入公众视野的方式与17年前的非典相同,”新闻学助理教授闾丘露薇表示。她曾作为香港凤凰卫视记者报道过非典。
许多2003年的勇敢的声音消失了。和中国几乎所有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活跃过的媒体一样,《南方都市报》也失去了向北京或当地政府问责的报道自由。仅有几家大陆新闻媒体批评性地报道了当前的危机,并且也只是以一种分析的语气。
2003年,凤凰卫视致电当时的明星记者闾丘露薇,当时她从伊拉克回来,在北京报道非典。在一周的时间里,她紧紧跟随新任北京市长王岐山,报道政府如何应对危机。王岐山后来成了中国副主席。
这种开放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上周,当一群香港记者去了武汉收治了大多数冠状病毒患者的医院时,警方将他们扣留了几个小时。他们被要求删除录像画面,并交出手机和相机进行检查。
周二,闾丘露薇为腾讯新闻撰写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香港政府为应对这种病毒所采取的措施。10小时后,该文章被删除。
在2003年披露疫情的军医蒋彦永被定期软禁,并被禁止访问美国以领取颁发给他的人权奖。他还被塑造成坏榜样。2017年,一所备考学校就蒋彦永的决定出了一道选择题。正确答案是B:这是错误的,因为它损害了国家、社会和社区的利益,应受到法律制裁。
自非典爆发以来,中国的信息披露已在许多方面得到了改善。政府更快地承认了问题。北京官员已经表示决心要更加透明。一个中共高层委员会周二表示不会容忍任何瞒报。
该委员会在微信上说:“谁为了一己之利,刻意迟报瞒报,谁就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该帖后来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