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在邓小平手下的十年达到了权势的顶峰，不但扩建了他的中共伪史学派的庞大队伍，而且专为邓小平、陈云寻找“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的猎杀对象。胡乔木的战略，是全面、彻底、干净的歼灭战，年老的不放过，年少的也不放过。不但他自称的“老战友”，如陆定一、周扬、于光远，一个个被他以邓小平的名义，扫进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垃圾堆；从胡绩伟、秦川、王若水、苏绍智的新闻与理论，到刘晓庆的电影，李谷一的歌声，我都在大大小小各种会议上听到过他那激昂慷慨、声色俱厉的讨伐，甚至宣布要同准备出版《胡适文存》的某出版社“决斗”。真是所向披靡，伟哉一世之英雄。
三、信史、伪史与愤史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着《史通》，指出中国有良史传统，也有伪史传统。
刘知几认为良史应具备三个条件：史学、史识、史才。后来章学诚加了一条史德。史学指史料的掌握和辨别真伪。史识指驾驭与分析历史事实的洞察力。史才指写作才能。史德，就是为写出信史、拒绝作伪而无所畏惧的道德力量。
今天中共难以产生信史的人为因素是，史料被伪史学派垄断。敢于写信史的得不到史料，垄断史料的只有胡乔木的伪史学派。甚至一些流行的“回忆录”，根本不是作者自己回忆的记录，而是伪史学派强加于死者的伪作。如何方指出：杨尚昆生前与刘英谈党史《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提到“遵义会议由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任总书记，得到大家的拥护。”这篇谈话经杨尚昆本人审定以《杨尚昆晚年谈党史》为题刊登于《百年潮》。一九九八年九月杨尚昆去世，三年后（二○○一年九月）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这段历史变成：“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所以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伪史学派垄断封闭史料
何方指出：遵义会议决议中根本没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杨尚昆也无此“回忆”，这是伪史学派从陈云的所谓《传达提纲》抄来的。我还要指出，“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这是众望所归”这些话，是从《邓小平年谱》变造的。《邓小平年谱》一九八○年十一月十日－－十二月五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许多同志提议邓小平担任……这是众望所归”。时隔四十五年，用语竟一模一样，这叫“今为古用”。
何方《党史笔记》提到，一九八七年人大常委会曾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规定开放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国前档案，但有保留。后来一九九○年十月的《实施方法》和一九九一年的《二十八号文件》，作出详细限制，如：“档案形成之日已满五十年，但仍可能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的，延期开放”；“开放会影响各级领导人个人形象、声誉的档案”；“涉及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重大问题，重大政治事件，还未做出结论的”；“开放会影响党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档案”；等数十项。
谁来决定这些禁令适用的范围呢？唯有垄断历史文献资料的胡乔木伪史学派。凡不利于两个历史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等伪史制造的神话的，均禁止对民间开放。
求真之难，就在伪史学派对史料的垄断封闭，致使有志修信史者无法接触史料，垄断史料者蓄意制作伪史。于是在史料被垄断封闭的党史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非信史亦非伪史的愤史。
“愤怒出诗人”，未必能出良史。海外有些揭露毛泽东的党史著作，属于这一类。凭一些人物访问和零星历史档案作出的分析判断，难以符合复杂的历史事实。
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时写过一本《邓小平帝国》，只是写出个人亲历的一段历史和自己当时笔录的史实。原来我还想写一本《毛泽东帝国》，已写了部份章节的草稿，后来放弃了。因为在毛泽东时期，自己离帝国的核心太远，视野所及之内，缺乏对完整的第一手史料的掌握；因此在开放当年历史档案之前，要写出“历史的实录”几乎是不可能的。
让我们共同努力，争取中共历史档案解禁之日来临，那也将是伪史学派隐退，信史诞生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