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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河:多地封城 武汉SARS疫情急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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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部分承认疫情,或者更激烈的像封城这种措施,已经为时太晚了,因为已经到了第二代,或者是按照世卫组织的说法,是第三代人传人了,而且春运已经开始,各个省都出现了病例,要比月初,甚至上个月底就全面控制,难度就大多了。

横河先生(希望之声

(本文是美国时事评论员横河在希望之声广播电台访谈。以下为节目实录。)

(主持人:杨光/嘉宾:横河)武汉肺炎疫情从20日开始急转直下,公布病例持续增加至23日封城,此前是疫情平稳还是信息封锁,此后是受感染人数暴增还是当局改变应对措施。中国的防治水平从SARS以来有无进步?医疗受政治干预对疫情的影响有多大?

主持人: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横河评论》,我是杨光。

横河:我是横河,大家好。

主持人:今天是中国的新年除夕,这个新年可谓是人心惶惶疫情肆虐,在这个时候健康就是最宝贵的了,我们就祝我们听众朋友平安健康远离灾祸。武汉的疫情来势汹汹,时时更新的消息牵动着全世界的关注,到目前为止,全中国只有青海和西藏幸免于难,武汉和周边的城市已经实施了封城的政策。

但是武汉毕竟是九省通衢之地,现在才开始严格管控,是否为时已呢?我们在官方媒体的消息之外,还看到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出来更多令人担心的情况,很多症状明显的病患,因为医院病床不够而被拒绝住院;医护人员被要求签保密协议,不许对外透露疫情,因此我们就有理由怀疑我们听到看到的可能只是真实情况的百分之几,这恐怕也是让世界各地最担忧的地方。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们今天就请横河先生从目前媒体上曝光的情况来分析来推测一下实际的情况。横河先生,您看武汉的疫情发展很迅速,更新的消息是铺天盖地,我们作为一个外行看的是晕头晕脑的,您是内行,您观察到的最重要的情况是什么呢?

横河:其实我也不是内行,只是这方面关注的多一点。我认为现在的情况是属于完全失控的,包括疫情,包括对疫情的应对,还有各种配套设施,基本上都是失控的。首先我们看一下疫情,就从12月30日武汉市政府公开到武汉等,湖北现在好像是10个城市封城,只有20几天,它的主要变化似乎从几个病例发展到现在公开的五百多,包括国外的。

主持人:应该已经到六百多了。

横河:对,六百多了,实际情况可能是在几千到上万,从各方面消息,但是没有人知道真实情况。而且在一周,病例数完全停止增加以后突然爆增,那么这个突然暴增的情况只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就是疫情突然进入了爆发期;还有一种情况是当局一直在掩盖病情,当最高当局认为没有办法继续掩盖了,而最新改变政策以后,地方当局开始有步骤的增加病例数,就是他把实际上早就有的病例数释放出来了。我个人倾向于是第二种,就是疫情已经很严重了,但是一直掩盖着,最后就突然之间不掩盖,这么严重了。

另外一个就是对疫情的应对,20号以前可以说是一种常规的掩盖,就是说虽然是12月30日公布过,但实际上还是属于掩盖性质的;20号以习近平讲话为界,就是开始用行政手段来强力干预了,一直到封城。

这个疫情的大规模爆发应该是在12月30号到20号,就是两个公开,30号是武汉公开,到了20号是习近平讲话,就在这一段时间,它本来是防止扩散的最好时机,当然可能更早的话防止时机更好了,就说我们只说官方已经承认的这个时间。但这个时机我认为已经被错过了,这个不是当局不作为,而是当局反作为造成的。

很简单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抓捕了8名网民,就是他们披露真相说这是SARS,就把他们给抓了。这个抓的后果不仅仅是这8个人,是把其他人的声音全压下去了,谁也不敢再去报导这方面的消息了。然后封杀关于SARS,这次武汉实际上就是SARS了,就是封杀关于武汉SARS的诊断和它的信息发布;还有就是拒绝对疑似病人进行确诊,这一些都是在应对方面的混乱和不负责任。

另外一个就是各种配套设施,我觉得都没有跟上。现在网上已经出现了,说医疗部门现在呼吁捐赠医疗用品,那说明政府就是中央政府要就是根本没有能力,要就是没有意愿来支援武汉对抗疫情。这种事情到现在应该是政府出钱把所有的库存全都买下来,然后全部运到武汉去,怎么现在让人家呼吁民间捐赠呢?

又比如说现在很多要求病人自我隔离,但是这些病人都反映没有任何指导和帮助,人家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叫“自我隔离”。

还有一个,对千万人口城市封城,居然把城内的公共交通给停了,那你让抗病的医生、护士和这些医护人员,和支持人员怎么去上班?城市里的供应、日常生活怎么办?所以说用“惊慌失措”来描述都不过分。

主持人:网上有流传武汉有医生说去年11月、12月的时候,疫情就比较明显了,虽然我们知道的第一个案例是12月30日武汉政府公开的,其实11月就比较明显了,医生之间就已经开始议论非典的说法。我记得上次我们做节目还在讨论到底是非典,还是什么其它的情况。那您觉得网络上这个消息可信吗?

横河:这个消息非常可信的。其实第一个被证实的病例是12月8日,但是那是第一个就诊以后后来被确认的,但他肯定不是第一个病例。比如说SARS,SARS当时第一个报导的病例是2002年的12月15日,但是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最早的病例是11月16日,也就是说一个月之前,当时报告病例的一个月之前。

那么照这个推理的话,武汉SARS最早的病例可能在11月上旬就出现了。而且单一病例是不足以让医生群当中议论非典的,就是一定那时候开始议论的时候已经不只一个医院,不只一个病例了,就说有相当数量的类似病例,才会去想到是非典。

所以我认为武汉当局几次公布的病例,他们有几次数字增加嘛,不管是病例的发生地、病例的数量、还是传播方式,都是经过精心修改后,或者是精心选择而发布的,不是按照实际情况发布的。

主持人:我们现在知道武汉市有一个病人传染了14位医护人员,这14位医护人员都去照顾过他,所以就传染了。如果照网络上这种说法,如果医生之间早就知道有这个新疫情流行,不管官方当时是怎么样去骗老百姓,但是医生们心里应该是有数的,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子的悲剧?您认为是防范措施不够吗?还是怎么样?

横河:这不是防范措施的问题,或者说不仅仅是,这应该是官方负全部责任的,官方不仅欺骗普通民众封锁消息,而且连医院系统内部都没有正式的通知,和提高防范的等级。按理说一旦出现了类似传染病的话,当局应该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通告公众,叫大家要注意了,哪些注意事项,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病。

另一方面,在医疗系统内部要有一个通报机制,和一个建立防范机制,就是医院所有的人都应该知道,这应该是一个常规措施。尤其是在2003年SARS以后,政府应该有这样的机制了。其实是15名,15名医护人员都是另外一个部门的,就是神经外科的,据说他们做完一个病人的神经外科手术以后,被这个病人感染的。

民间传说更严重了,说是神经外科一层楼的医护人员全部被感染。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我想作为神经外科的医护人员,他即使听说医生圈里面有谈肺炎的话,他也是听说,他不足以认为自己在危险当中。因为他们是有一个通报系统的,这个通报系统没有通报,所以他们不会把它当成跟自己有关。

而且很可能他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因为流传的圈子很可能是同一个专业的,就是医生当中也是传染病这个专业的.毕竟传染科和神经外科几乎是隔行如隔山,根本就不可能知道。

这件事情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官方一直在封锁消息,因为这15个医护人员被感染是钟南山到武汉以后才披露的,这个事情肯定不是发生在钟南山到武汉以后的,在这以前,官方为什么不承认、不宣布、不公布这件事情?就是封锁消息造成的。

另外就是参加手术的也许还有手术以后护理的就全部都中招了,就是跟他接触过的医护人员全部中招,也就是说它的传染性和SARS时候的超级传播者已经相似了,就这么严重的事情都没有引起注意。

第三个就是武汉肺炎的这个传染性极强,防不胜防。这里有个案例,就是国家卫健委派了一个肺炎专家组到武汉去蹲点,专家组的成员有一个叫王广发的,他是北大的医生,结果他自己被确诊感染了。他说他已经防护了,只是没有戴防护镜,结果很可能是通过眼结膜感染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呼吸可以感染,通过眼结膜都能感染,这种就属于传染性极高的。你想想看,就这个武汉肺炎专家组的王广发他自己还说疫情可控可防可治呢!所以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主持人:您刚才讲到这个武汉疫情的传染情况,那网上有一些人说,就有一些专家说这个武汉病毒的毒性要比SARS轻一些,那这个结论它有证据吗?

横河:先讲一下这个传染性,传染性肯定是超过当局开始起初承认的了。你像刚才我讲的这个国家级的专家被感染了,他是戴了口罩的。那当然我们也可能说这个专家的判断力真的被这个政治蒙蔽了,就是说他还真的是相信了这个是可控可防的。但是超级传播者已经出现了。

这个转折点我们知道是有两个转折点很近的,前面是钟南山,紧接着是习近平。这个转折点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是基因序列被公布以后,然后有了诊断试剂盒才会病例暴增的,不是这样子的。你想想看,SARS当时的基因序列是在4月中旬确认的,但是所有的防范措施早在2月份、3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提出来要加强防范了,也就是说它是不需要基因序列出来的。

我们知道在没有基因检测之前,疾病照样要诊断,靠什么?靠症状嘛。就是说现在无论是不是用基因检测,疾病仍然主要是靠症状来诊断的,只不过说基因检测更准确的确诊而已。这是从这个诊断这边讲。

说毒性,刚才讲的是流行,讲一下毒性。毒性现在还不好说,因为说这个武汉病毒的毒性比SARS轻的话,我想大概是两个来源,一个是根据境外的病例,还有一个是大陆公布的情况。那境外的病例比较少,就现在一个国家一般也就是一到几例,除了香港以外,所以它的偶然性比较大,可能这几个人正好都是比较轻的呢。

而病例最多的中国大陆至今被认为还没有提供真实足够的消息,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判断它的重症率和死亡率究竟是多少。有一些网民提供了自己或者他家人或者亲戚或者熟人的重症和死亡情况,它是零零星星的,它不能形成统计数据,这些来源不能形成一个百分比。

还有一个就是病毒在这个传播的过程当中它会变异、会突变,有的毒性会增加,SARS那个时候就是这种情况,它是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增加毒性的。现在是不是出现了这种情况?还不好说。

另外就是如果真的是毒性低的话,不表示就可以乐观。武汉肺炎的病人的特征不齐,有的病很重、有的很轻,所以部分比较轻的病人同样有传染性,他不会被注意,也就不会被隔离,他就是等于在外面到处跑传染给别人;还有部分病人不发烧,一直到出现肺部病症的时候才发现,而在出现肺部病症之前,他可能已经广泛的接触过很多人了。所以说如果被感染的人很多,即使是重症和死亡率较低的话,这个情况也是很严重的。

1918年西班牙流感,当时认为死亡率是2.5%到5%,这个在烈性传染病当中不算高的,但是因为感染的人太多,所以就成为了二十世纪最重大的流行病的灾害。这个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数据不全,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即使这样的话,也不是什么可以乐观的。

主持人:但还有一种看法,说虽然现在情况很严重,但是和2003年的SARS相比,这已经中间过17年了,这17年中中国的医疗水准是有了很大的提高。那您能不能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呢?

横河:医疗水平呢,我觉得应该分几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诊断水平,诊断水平这是有了很大的提高的。据目前可以得到的消息,实际上在12月27日的时候,就是武汉市政府公布的前3天,同济医院就检查病原体,就认为是SARS了,上报给武汉的疾控中心(CDC),结果武汉疾控中心还很不情愿的去查一查是不是甲型乙型流感

12月30日的时候,就是武汉市政府发布消息的当天,武汉市政府是晚上发布的,白天就有武汉眼科医生李文亮披露了一个诊断报告,就说是“高置信度”阳性指标排第一位的就是SARS冠状病毒。这就是1月5日我们节目当中认为这可能就是SARS的或者是SARS类似疾病的理由之一,就是当时已经检查出来了。

而且据中国疾病预防中心一个病毒预防控制研究所的研究员,可能是他披露的,就是说国家CDC在1月2日就拿到了样本,5天之内就分离出了病原体,完成了测序,确定是类似SARS的新型冠状病毒,而且马上就得到了电镜照片,而且不到2周就做出了诊断试剂,结果就被上面压住了,一直到20号。所以说从诊断水平来说的话,那肯定比2003年的SARS的时候要高的多,但是仍然错过了最佳时机,这不是医学诊断水平上的问题。

再一个就是治疗水平,就是某些专家包括自己被感染上的王广发呢,他说是可防可控可治了,那是政治口号。世界整体从2003年到现在,在对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上面并没有在防御和治疗上的任何进步,任何一个医生或者是医学研究者都可以告诉你,冠状病毒肺炎是没有特效药的,就是靠自己扛过去。当然他可以用呼吸机这些东西,输氧啊,病情最严重的就是用大剂量的激素来抑制免疫反应。那SARS的结果我们知道后遗症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说最大的进步可能就是诊断水平,但是这个医学上的进步被政治干预给抑制了,这一次根本就没有起到作用,就是对于防治,早期预防,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主持人:那么我们还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仔细观察这个中外确认病例的数字就会看到比较奇怪的是,比如说香港它疑似病例就很多,但是确诊人数比较少,那其他国家就是一例两例,我们就不做分析了。在大陆是确诊非常多,但是疑似病例才那么几例,这是不是也有这个政治干预的因素呢?

横河:现在这个还不好说,因为现在基因序列已经测出来了,所以说所谓确诊的话就是病因诊断了,就是是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那就是确诊。而疑似病例,就是说症状符合,但是还没有找到病原体。

实际上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在治疗上是没有区别的,都是对症治疗,没有治本的。香港的数据比较符合实际情况,是疑似病例多,确诊人数比较少。大陆的数据它是根据需要来释放的,为什么它的疑似病例少呢?那很可能就是说一方面就诊的病人已经超出了医院和医生的承受能力了,就是很多患病的人根本就没有机会成为疑似病例,他根本就不把你列进去。

第二个是故意不接收,或者是不纳入这个数据里面去,把病重的、病亡的纳入其它的类别,来减少病例数。这个我相信在20号之前有很多这样的情况,20号以后甚至都有。它倒不一定完全是有意的,而是说这已经形成了一种,就超出它的医院的承受能力了,它接收不了这么多人。所以大陆的数据不反映实际情况,我觉得是这个因素。

主持人:那这个对比当时SARS的情况,这一次中共当局对疫情的承认是比当年SARS快很多,那您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原因造成它有这样的行动?

横河:我觉得有三个原因,一个可能是武汉的疫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已经没办法掩盖了,而且武汉单独的城市也没有办法去应对,必须动员全国力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就必须承认。我倒不觉得当局的观念上有了很大的变化。

第二个是国际压力,尤其是这次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和世卫组织的一个叫做传染病建模合作中心,他们做了一个数学模型来预测武汉感染人数。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报导说武汉至少有1,700个应该是感染的病人,他是根据几个国外的数据,还有武汉的机场的服务的人口,还有过去2个月从武汉机场出国的人口,根据这些东西建了一个数学模型。到了18号以后,他就调整成武汉至少有4千病人。

你要知道这是一个模型,它有最低值和最高值,那最高值可能就要上万了,在1,700人的时候,它的最高值是4千多,所以现在预测4千人。这是一个比较低的估计,这是一个估计值,他们做这个模型的人认为是一个比较低的估计。

因为这个模型是两个部门做的,其中特别有一个是世卫组织的下属部门,所以说这个国际压力就非常大,一般人会比较相信世卫组织的这个数据。

再一个就是,有很多国家已经发现来自武汉的确诊病人了,这已经不是单纯中国问题了,要掩盖的话也已经很困难了。其实上次SARS也是因为传到了境外,到了越南、加拿大、香港才引起世界注意,然后再反过来给中共施加压力的。

不过这个时候部分承认疫情,或者更激烈的像封城这种措施,已经为时太晚了,因为已经到了第二代,或者是按照世卫组织的说法,是第三代人传人了,而且春运已经开始,各个省都出现了病例,要比月初,甚至上个月底就全面控制,难度就大多了。

主持人:那么大家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武汉的这个SARS它其实是对中共政权和习近平政权的一个考验,那您觉得这件事情对习近平有什么样的挑战呢?

横河:首先就是对中共当局来说,当然习近平现在是负责的啦,是考验一个急性公共卫生重大事件的应对能力。从这点上来说,我认为迄今为止是完全失败的。

第二个就是,中共现在对一般民间不同的声音的压制,对宗教信仰的打击,对舆论的管控,它是最拿手的,这几年这方面也是在不断的加强和扩大范围。但是很显然这套方法对病毒是没有用的,中共到现在还主要是用宣传的方式来好像鼓舞自己,同时又可能说是要战胜什么武汉肺炎之类的。

这方面似乎,中共对疾病本身,就是疫情本身的扩张方面,能够采用的措施,到现在为止都非常少,所以才出了封城这一招。我们不去讲这个封城措施是应该不应该,这肯定来说是存在很多问题的。如何应对这件事情,大概不是说立刻就能解决的,或者说是能够完成这个挑战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上次谈到的,就是各级官员的不作为和等出事的表现,在这一次是淋漓尽致的。中共这个系统究竟是真老虎,还是纸老虎,这是除了战争以外最严格的检验了。

另外一个,中共在2019年连续遭受了贸易战、香港反送中抗争,还有人权方面的一系列问题,还有国际上的压力。而2020年一开年就是武汉肺炎,这个就是对于中国人来说的话,你要知道中国人是信天命的,尽管这些年对神的信仰,或者是信天命被中共破坏了,中共破坏了传统嘛,但根子里很多人还是信的,那么很多中国人就会认为这是一种改朝换代的迹象。

2019年讲的是逢九必乱,结果都兑现了。那现在今年又是个庚子年,上三个庚子年,1840年鸦片战争;1900年庚子赔款,八国联军,庚子赔款;1960年大饥荒,死几千万。对于中国人来说,他是信天命的,就这点来说的话,对中共的政权是更大的挑战,而且它难以应付。

主持人:好,那这次节目我们就暂时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横河:好,谢谢大家,再见。

转自希望之声广播电台

责任编辑: 赵亮轩   来源:希望之声广播电台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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