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特务”是层出不穷的，不时就可以抓出一个来。
1、1975年学校组织我们去土左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的房东老汉1960年去外蒙古种过菜，属于国家组织的劳务输出。他没文化，在那里呆了好几年，后来回来赶上了文革，就被打成了“蒙古特务”。他感到好冤枉，他不但不懂蒙语，在那里和蒙古人也很少接触，只是经年累月地蒙倒头种菜，不知为何给他也戴上了特务的帽子。
那个老汉姓罗，是个汉族，说是老汉，其实当年他也就四十来岁，只因经年在地里劳作，面相显老。据说，他去外蒙务农好几年攒下几个钱，回村就盖起三间大正房，青砖漫地、红瓦覆顶，炕围子油画的非常艳丽。那时，大队书记也想盖房，钱有点不凑手，找他来借，只因他盖房已把钱花得精光，拿不出手，从此与大队书记结下梁子。文革来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地富反坏右都被揪了出来批斗，他也被顺势揪出来整肃。
那个老汉是个鳏夫，老婆因为此事的惊吓而亡。那天派饭到他家，饭后，他端坐在炕头不停地抽旱烟，和我们说起此事长吁短叹。他和儿子儿媳在一起生活，孩子们对他还算孝顺。
2、我有个朋友，精通俄语，文革前，前苏联有人来内蒙古访问，因为缺少翻译，拉他去临时救场，就因为这一次翻译，他被打成了“苏修特务”，文革中受尽摧残。
活该那天他话多，他五十年代曾在莫斯科动力学院读书，会议之余，他向苏联的同志打听起该校的情况，并拜托他们回去向老师们问好。他后来非常后悔自己一时兴起，忘了言多必失的古训。
3、文革时，内蒙古地方病研究所，有个“日本特务”，姓什么我记不清楚了，只听说他是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抗战后回国。他的妻子是日本人，不知什么原因没有一同回来，因为没有离异，他在国内一直独身，中日没有建交，他也无法去日本探亲，过着无望、凄苦的日子。中共建政后，就因为他有个日本妻子，一直说他里通外国，历次运动也说不清楚。文革来了，他又被打成了“日本特务”，天天被批斗，日日被毒打。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结束两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他在1971年就被折磨死了。终于没有等到这一天。
1973年，他的儿子和女儿来中国领取他的骨灰，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两个青年怀抱父亲的骨灰盒离去时悲哀的目光。
4、我在包头406工地时，土建工地木工班也有一个“英国特务”，他原是从香港来大陆读书的青年，毕业后没有回去，自愿留在大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57年因为给党提意见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从水电部下放到了内蒙古，又从机关下放到了工地做苦工。
他很悲哀，每天无话可说。他所有的亲友都在香港，他在大陆是独身，因为没有女人敢嫁他。三年“自然灾害”时，他好像饿得不算厉害，因为他的妈妈不时给他从香港寄些食品过来。听他说，衣物在那边只要穿过几次，也可以按旧衣物寄过来，因为新的是要打税的。
他很善良，每逢休息时，他总是静静地蹲在角落里吸烟，一副孤单无助的样子。师傅们有时候拿他取笑，说是要给他介绍个对象，他只是苦笑一下，也不说什么，不知他心里是如何想的。
四十年过去了，不知道他还是否还活着？估计他后来一定回到香港了，我只有暗自为他祝福。
5、说起特务来，还真的有一个，不知道严格说起来算不算。内蒙古卫生防疫站五十年代有个蒙古族大夫叫扎木苏，是北京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1960年，中国医疗代表团访问蒙古时，他有幸成为团员。就在代表团到达乌兰巴托的当晚酒会后，他就离开宾馆，不知去向，后来才知道他“叛逃”了。我方向蒙古国进行严正交涉，蒙古国曾让他和我外交部的人员见了最后一面，见面的地点在一个很大的会议室里，中间还隔着一堵玻璃幕墙。外交部的人员劝说他立即随团回国，但是他执意不肯，他说，他的主要直系亲属都在外蒙古定居，他在国内只身一人，实在饿得呛不住了，不想回去了。我方再三劝说无效，无功而返。
戏剧性的是，后来这个大夫官运亨通，一直升任到蒙古国卫生部部长，1963年，他还率团来华考察，最后一站莅临他的原工作单位——内蒙古卫生防疫站。原先土眉混眼的他，那天西装革履，打扮得人五人六，说话也拿拿捏捏。有一个和他当年很要好的同事，在会议之余，竟悄悄和他打趣说：“圪泡，你还认得爷不啦？”他尴尬万分，我方翻译听到后掩口而笑，蒙方翻译则一头雾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