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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出不穷的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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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特务”是层出不穷的,不时就可以抓出一个来。

1、1975年学校组织我们去土左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的房东老汉1960年去外蒙古种过菜,属于国家组织的劳务输出。他没文化,在那里呆了好几年,后来回来赶上了文革,就被打成了“蒙古特务”。他感到好冤枉,他不但不懂蒙语,在那里和蒙古人也很少接触,只是经年累月地蒙倒头种菜,不知为何给他也戴上了特务的帽子。

那个老汉姓罗,是个汉族,说是老汉,其实当年他也就四十来岁,只因经年在地里劳作,面相显老。据说,他去外蒙务农好几年攒下几个钱,回村就盖起三间大正房,青砖漫地、红瓦覆顶,炕围子油画的非常艳丽。那时,大队书记也想盖房,钱有点不凑手,找他来借,只因他盖房已把钱花得精光,拿不出手,从此与大队书记结下梁子。文革来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地富反坏右都被揪了出来批斗,他也被顺势揪出来整肃。

那个老汉是个鳏夫,老婆因为此事的惊吓而亡。那天派饭到他家,饭后,他端坐在炕头不停地抽旱烟,和我们说起此事长吁短叹。他和儿子儿媳在一起生活,孩子们对他还算孝顺。

2、我有个朋友,精通俄语,文革前,前苏联有人来内蒙古访问,因为缺少翻译,拉他去临时救场,就因为这一次翻译,他被打成了“苏修特务”,文革中受尽摧残。

活该那天他话多,他五十年代曾在莫斯科动力学院读书,会议之余,他向苏联的同志打听起该校的情况,并拜托他们回去向老师们问好。他后来非常后悔自己一时兴起,忘了言多必失的古训。

3、文革时,内蒙古地方病研究所,有个“日本特务”,姓什么我记不清楚了,只听说他是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抗战后回国。他的妻子是日本人,不知什么原因没有一同回来,因为没有离异,他在国内一直独身,中日没有建交,他也无法去日本探亲,过着无望、凄苦的日子。中共建政后,就因为他有个日本妻子,一直说他里通外国,历次运动也说不清楚。文革来了,他又被打成了“日本特务”,天天被批斗,日日被毒打。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结束两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他在1971年就被折磨死了。终于没有等到这一天。

1973年,他的儿子和女儿来中国领取他的骨灰,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两个青年怀抱父亲的骨灰盒离去时悲哀的目光。

4、我在包头406工地时,土建工地木工班也有一个“英国特务”,他原是从香港来大陆读书的青年,毕业后没有回去,自愿留在大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57年因为给党提意见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从水电部下放到了内蒙古,又从机关下放到了工地做苦工。

他很悲哀,每天无话可说。他所有的亲友都在香港,他在大陆是独身,因为没有女人敢嫁他。三年“自然灾害”时,他好像饿得不算厉害,因为他的妈妈不时给他从香港寄些食品过来。听他说,衣物在那边只要穿过几次,也可以按旧衣物寄过来,因为新的是要打税的。

他很善良,每逢休息时,他总是静静地蹲在角落里吸烟,一副孤单无助的样子。师傅们有时候拿他取笑,说是要给他介绍个对象,他只是苦笑一下,也不说什么,不知他心里是如何想的。

四十年过去了,不知道他还是否还活着?估计他后来一定回到香港了,我只有暗自为他祝福。

5、说起特务来,还真的有一个,不知道严格说起来算不算。内蒙古卫生防疫站五十年代有个蒙古族大夫叫扎木苏,是北京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1960年,中国医疗代表团访问蒙古时,他有幸成为团员。就在代表团到达乌兰巴托的当晚酒会后,他就离开宾馆,不知去向,后来才知道他“叛逃”了。我方向蒙古国进行严正交涉,蒙古国曾让他和我外交部的人员见了最后一面,见面的地点在一个很大的会议室里,中间还隔着一堵玻璃幕墙。外交部的人员劝说他立即随团回国,但是他执意不肯,他说,他的主要直系亲属都在外蒙古定居,他在国内只身一人,实在饿得呛不住了,不想回去了。我方再三劝说无效,无功而返。

戏剧性的是,后来这个大夫官运亨通,一直升任到蒙古国卫生部部长,1963年,他还率团来华考察,最后一站莅临他的原工作单位——内蒙古卫生防疫站。原先土眉混眼的他,那天西装革履,打扮得人五人六,说话也拿拿捏捏。有一个和他当年很要好的同事,在会议之余,竟悄悄和他打趣说:“圪泡,你还认得爷不啦?”他尴尬万分,我方翻译听到后掩口而笑,蒙方翻译则一头雾水。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作者博客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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