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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龙:疫情中的另一场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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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之下,没有人还活在“往常”里。在疫情爆发后,我们都成了受害者,吃了“为什么不早点说”的亏。为什么不早点让大家戴上口罩?为什么不早点说“已经出现“人传人”?为什么不早点说“物资不足”?……平日里被404的新闻,多数人手指一滑就过去了,但疫情当下,每一个资讯,都如救命稻草般珍贵。

新冠抗疫的战场,从一开始就不止在医学上,资讯本身也是极为重要的“战场”。流行病的防控,需要个体的配合。一方面,越多人知道正确的防疫知识,便越有利于切断病毒传播。同时,资讯的透明可以降低人们的心理恐慌、减少谣言的出现,也有助公共卫生措施的推行。

只是,在以宣传为本位、对资讯管控极为严格的国内互联网系统里,却又多了另一重的“火药味”。

我们都是受害者

资讯严控早就成为了惯性,不会因为流行病的特性而“网开一面”,正如湖北疫情大爆发后,官员的“甩锅”都是指“没有得到批示”。换言之,只要没有足够高层面的指令下达,对于网络讯息的处理,就将一如往常的规管:该删帖的删帖,该训诫的训诫,该拘留的拘留。

只是在疫情之下,没有人还活在“往常”里。在疫情爆发后,我们都成了受害者,吃了“为什么不早点说”的亏。为什么不早点让大家戴上口罩?为什么不早点说“已经出现“人传人”?为什么不早点说“物资不足”?……平日里被404的新闻,多数人手指一滑就过去了,但疫情当下,每一个资讯,都如救命稻草般珍贵。

所以,社会大众对“吹哨人”怀有极大的好感,并超越了对那些被嘉奖的“上报者”——毕竟上报只有”上面“知道,哨声才是普通人能听到的。在李文亮医生去世前,“八君子”已经作为一个符号出现在网络上。而在李去世消息传出的当日,有另一条新闻是“疫情上报第一人记大功”,多家媒体报道的微博评论区里下,点赞数排前列的评论都与”八君子“相关。

“八君子”具体是什么人、说了什么,目前还没有定论。TA们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被公安机关定性为“传播疫情谣言”。但这段非常时期里,积累下的不便、无助、难过,起源或多或少都和难以及时获得资讯有关。正是基于这一背景,人们开始质疑官方所谓谣言的定义,同时对一切皆要统一口径、时刻防民之口的做法产生反感。

在李文亮医生去世后,这些积累的情绪都转化成愤怒。

舆情激战

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晚上,网络上则演化成一场舆情激战。

当晚9点多,李医生去世消息传出,其后各大媒体纷纷报道。网络中,哀声以外还有怒火,这一传播量级,恐怕舆情机构也始料未及。李医生兼具吹哨人、医生、被训诫者(造谣)、新冠肺炎患者等多重身份,而他微博所呈现的,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80年后青年,甚至”吹哨“也是不经意间所为。在公众眼中,这个人既贴近自己,又有比我们勇敢一点的可敬之处——他在后来实名接受采访,并说出“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这样的话。而他所的遭遇——被警方以造谣的名义、身为医务人员感染了新冠肺炎,这都是我们每个人当前正在承受的压力。这些因素使得李医生成为社会共鸣的最大公约数。

对于舆情管控者来说,怒火已然,首要工作就是灭火了。于是,2月6日晚上,互联网上出现了一场颇为诡异的“舆情战”。首先是微博热搜快速将李文亮去世的热搜往下拉,其后又经由医院发布仍在抢救的消息。有熟悉舆情对冲操作的人分析称,抢救只是“灭火”手段,只要去世消息未最后证实,那么网民的焦点就会由愤怒转移到祈求平安上,大大缓冲了这一“火势”。当时抢救的行为是正常医学考量还是别有用意,确实难以“实锤”。但我们可以明确看到,去世消息的“降热度”,抢救相关话题则成为热搜第一,大量官媒纷纷转发,这“一下一上”,方向相当明显。

然而,灭火工作却出现了鲜见的失灵。平时,宣传系统一发力,一边删帖一边“带节奏”,很快声音就统一了。这次,却难以做到。笔者分析,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自然是疫情以来,大众对官方的信任感已经跌入低谷,这和愤怒情绪也是同构;其二是有来自可靠信源的“对抗性资讯”,即可以合理瓦解官方权威发布的内容。

这种情况在过去的公共事件中,极为罕见。以往公共事件中,官方一旦发出权威内容,多数质疑都只能是推测或者讽刺,例如摄像头有党性、硬盘一定又坏了。但能切中内核的“硬料”,例如直接目击者的证词、利益相关人的分析,几乎都未能出现或者已经“被辟谣”,而各大媒体发布的也只有官方通稿。

但在李医生去世的晚上,却有更多足以“对冲”的事实性讯息出现。包括有媒体先于官方发布确认死亡的消息,其中《经济观察报》记者以现场消息,证实李医生去世,凤凰视频则以未具名的消息源发布讯息。此外,有武汉本地医生暗示性地传达了李医生已经去世的消息,网络流传的截图中,包括有李医生同院同事发出的一线消息,表示李医生已无生还的可能。这些不同来源的讯息,因接近事件核心而具有可信性。

如果说,这一晚舆情操纵出现罕有失灵。那么转机就在于不同背景、身份的消息源,在网络上积极提供事实性养料,某种程度上,TA们也是吹哨人。

以罚管网的常态化操作

公众为李文亮因网络言论被训诫一事抱不平,其实也是对政府以行政处罚等手段管控网络言论的不满,而这种操作手段正越来越常态化。就在李医生去世前不久,人民网发布了一则对医护人员的处罚消息,被处罚的是云南省5名医护人员,原因是他们“将疫情信息在微信圈中传播,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这则消息什么没有细说传播内容的真伪,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明确是”私自“传播,就有可能被处罚。

同类的新闻实在层出不穷,例如有男子在微博发布当地矿难遇难人数的消息,因消息先于官方通报,尽管他发布的遇难人数比实际死亡人数少,而且微博根本没几个阅读量,却还是因发布不实消息被行政处罚;还有前年环保志愿者雷萍发布当地污染消息,一开始也同样被定性为”造谣“而遭到行政处罚。

在这些实例案件中,我们会发现对于造谣、不实的定性,简直如同文字游戏。公安机关也不深究发布者是否有主观传谣的恶意,是不是真的造成了严重社会影响,正如前述的两个例子,他们发布的讯息阅读量不过是几十和一千多,如果不是当事人被拘留,恐怕根本无几个人知道TA们发布过什么讯息。要说社会影响,反倒是后来行政处罚的行为,使得这些事情成为有社会影响力的公共事件。

当然,这种社会影响力恐怕才是网络管控者所期望的。这种案例可以肃清网络空间,既然有先例在前,那么人们在发言前自然多了几道自我审查,或者干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发言好了。

只是,这种以罚管网的手段常态化后,固然可以保持网络空间的“清净”,但长久以来,也使得“造谣”变成一场演出——人们再也不信“处罚造谣”真的和谣言有关。于是,在全球网络都想要打击谣言、假新闻的时候,中国互联网却出现了“为造谣者正名”的诡异一幕。

从合理性的层面讨论,这种想靠处罚打击谣言的措施,也根本难以行通。传播学上,设计了一个谣言公式:谣言=重要性×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其中模糊性越高,越容易产生谣言,换句话来说,即是事情越清晰,越能遏制谣言,而通过处罚管控,使得流通的讯息减少,有时候反而使得事情更加云里雾里。而且久而久之,公众的判断力也会被消磨——因为什么东西都会被辟谣,这时候就不知道信什么好了,干脆什么都别信了。

可能,执行者也觉得冤,因为自己不过是“依法依规”来做:李医生说确诊SARS,实际是新冠,不准确啊,不该罚吗?

当新闻发布会上,专家口误说出新冠病毒就是SARS病毒这一震撼新闻时,各大媒体头条发布后,这种依法依规的说辞,恐怕要脸红耳赤了。是啊,就连这么重要的新闻发布会,都能出现口误,而普通网民却不能有丝毫谬误?如果谣言不过是一场文字游戏,以及官方统一口径的措施,那么“八君子”之后,谣言在中国网络上,没准将成为一个褒义词。

责任编辑: 江一   来源:中国数字时代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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