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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丹:日本人捐物诗词 PK 中国防疫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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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晒诗词的网友所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这些词句出自哪里,搜索一下,发现是来自中国古代文献”,如“岂曰无衣,与子同裳”,是出自《诗经·秦风·无衣》;而“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则是出自王昌龄的《送柴侍御》。不难看出,日本人骨子里透出的古典、精致、儒雅的气质,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的孕育和栽培。尤其是隋唐文化,对日本的教化与影响尤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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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灾难能考验人性;那么,灾难能考验文化吗?或许,当下发生的这场灾难性的新冠肺炎疫情就能回答你。最近,有人在网上晒出了日本人送给中国人的问候诗词以及中国各地的防疫标语。对比之下,让人深切的感受到有文化与没文化的巨大差别。

日本人给中国人捐物资,不仅力度大,还很注重细节。人们发现,在从日本送来的每个包裹上都写着温情脉脉的古代诗词。比如,在捐给湖北的包裹上写着:岂曰无衣,与子同裳;日本富士山赠给辽宁的是:辽河雪融,富山花开;同气连枝,共盼春来;日本舞鹤赠给大连的是: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日本冲绳赠给武汉的是:守礼之邦,源远流长;日本道观在捐赠的包裹上写着: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另有: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日本长崎县赠给湖北的是:崎岖路,长情在。

聊表心意、却饱含深情的捐赠,给人带来的是无限的感动与温暖。除了雪中送炭,还想到用文雅的词句来表达关切与问候,这个重视礼仪、文明至上的大和民族更让人心生敬佩。

然而,正如晒诗词的网友所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这些词句出自哪里,搜索一下,发现是来自中国古代文献”,如“岂曰无衣,与子同裳”,是出自《诗经·秦风·无衣》;而“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则是出自王昌龄的《送柴侍御》。

不难看出,日本人骨子里透出的古典、精致、儒雅的气质,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的孕育和栽培。尤其是隋唐文化,对日本的教化与影响尤为深远。此外,从明治维新到今天,日本最大孔庙——位于东京的汤岛圣堂每年大年初一都会举办首次朗读《论语》的仪式。还有个别县町,上至90岁老人,下至3岁孩童,也都能朗朗上口的背诵《论语》中的篇章。

看到日本人对华夏文明的仰慕与崇敬,现如今的中国人且先别急着来表达自己的骄傲与自豪。恰恰相反,我们或许更应该感到羞愧、汗颜,并有所反思。

首先,有多少中国人能看懂日本赠予的那些源于古代中国的传统诗词?

感兴趣的,或许能查一查其出处和内涵;不感兴趣的,是否就要嗤之以鼻了呢?更有甚者,极尽嘲笑、侮辱、谩骂之能事。别说日本人是故意卖弄,能附庸风雅、卖弄所学的,至少是懂诗词的文化人。中国人连本民族的诗词都不知、不懂,难道不比人家卖弄更丢人?

其次,假如中国人懂诗,就会想到用那些儒雅的诗句,向身处灾难中的不幸之人表达关心和问候吗?

自从新冠肺炎爆发以来,中国的大街小巷,已不见往日的人头攒动,只频现粗鄙、恶俗、具有歧视性、攻击性的口号式标语。有张嘴就说“死”的,如“聚餐就是找死,拜年就是上坟”、“串门就是互相残杀,聚会就是自寻短见”、“今年上门,明年上坟”;有拿人不当人的,如“串门的是敌人,敌人来了不开门”、“湖北回来不报告的人都是定时炸弹”、“不戴口罩就出门,这个杂种不是人”;还有恶心人的,如“不戴口罩满街走,胜似粪池自由泳”;以及文革“武斗”式的,如“出门打断腿,还嘴打掉牙”。至于剩下的,也都是些低俗、恶搞的词句。

人们不禁要问,这场瘟疫到底是让中国人都吓得不会说人话了,还是让这个“党文化”造就的中国社会旧病复发了?

人活在不同的时代,接受着不同的教育。每个人的教育、文化背景都直接决定了自己、甚至影响着他人的言辞、行为和表现。从几十年前,那个“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时代开始,中国人写出的无数标语、喊出的无数口号,都充斥着中共所打造的“党文化”气息。

文化需要载体,而“党文化”的载体正是几十年来流行于中国社会的“党话”。正如《解体党文化》一书所指出的,“铺天盖地的党话成了十几亿中国人的语言现实”。

对于“党话”,《解体党文化》也有精辟的解释,首先就是“‘假、大、空’,粗鄙野蛮,血腥气重”;其次,还“表现为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有话不好好说”;再者,“盛气凌人、态度嚣张”,“传播着狭隘的甚至是邪恶的纲领、意识形态”。

常言道,是什么样的人,就说什么样的话。“党话”的特征与中共的脾气、秉性完全契合。于是,长期浸淫在“党文化”中的中国人张口即来的,就是“吞噬受控民族的精神和灵智”的“党话”。

这样的“党话”虽然是以“汉语”的音形出现的,但与汉语的起源、内涵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并无太大关联。

汉语与八卦一脉相承,最早是“用来表征天地万物,并且与神明沟通”的。因此,华夏民族世世代代都会“以虔敬的心情,珍重上天赐予他们的语言文字”。“从深奥精微的《周易》,到简括透辟的《老子》;从温柔敦厚的《诗经》,到瑰丽高洁的《离骚》;从微言大义的《春秋》,到雄深雅健的《史记》;从质直少文的汉译佛经,到恢弘华美的唐诗、绮丽婉约的宋词、酣畅淋漓的元曲,汉语记录了中华民族的高度智慧、博大的内心世界和不懈的精神追求(选自《解体党文化》)”。

高度智慧、内心博大的中国人是注重精神追求的,他们所说、所用的语言不可能如“党话”一般,“粗劣”、“丑恶”、“好斗和嚣张”、“荒谬”和“阴险”。正如清末民初的儒学大家辜鸿铭所说,真正的中国人“也许粗糙,但粗糙中没有粗劣”、“也许丑陋,但丑陋中没有丑恶”、“也许粗俗,但粗俗中并无好斗和嚣张”、“也许愚蠢,但愚蠢中并无荒谬”、“也许狡猾,但狡猾中并无阴险”。

他还肯定的指出,“中国的人性类型给你的整个印象是他的文雅”,“这是善解人意和通情达理两种东西结合的产物”。

可见,即便到了清末民初,中国人也仍被视为是文雅的。民国之后,中共窃政。自此,中华民族就开始遭逢一场又一场、足以摧毁人性的文化浩劫。时至今日,这样的浩劫似乎并未结束,它正以不同姿态出现在中国人的周遭与生活中。一看到那些粗劣、丑恶、好斗、嚣张的口号和标语,人们就立即发现,中国人的文化劫难似乎正在卷土重来。

解体中共,类似的文化劫难将会继续上演。饱受肉体、精神摧残的中国人,要想过上自由、舒心的生活,就必须得从根本上肃清中共及其“党文化”毒素。中共对整个中国造成的巨大创伤,只能在中国人重拾传统的过程中逐渐得以恢复。届时,真正的中国人、华夏礼仪之邦才有可能再次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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