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月3日北京一居民小区的入口处
在武汉刑释人员黄女（媒体指名黄登英）返京事件发生近一周后，3月2日，北京高层、北京市、湖北省三个调查组同步公布事件调查结果。
北京高层指派的中央多部门联合调查组的调查结论显示，湖北负主要责任、北京负次要责任，而当事人黄女基本没有被追究什么。前者其实预料之中，后者可说出人意外，因为此前外界普遍认为黄女隐瞒在武汉就已确诊，却利用特权突破封城返回北京。
在北京调查中有个细节写道，2月19日19时30分，黄女女儿的前夫杨某拨打北京市疾控中心电话，咨询武汉人能否来京。经调取答复录音，发现接线人员答复，只要能从武汉那边上高速，能出武汉，北京这边没有限制进京。
在湖北调查中有个细节写道，2月17日黄女刑满释放后，留在武汉女子监狱隔离观察。2月17日至21日上午，监狱为黄某英测量体温13次，其中18日、19日两次体温为37.3°C。其间，黄女再三找干警，要求回家。干警与其女儿联系，其女儿表示想办法解决。后干警与其女儿前夫约定于2月21日上午，由监狱将黄女送至武汉北高速收费站口交其接走。黄女2月21日11时30分离汉赴京。
众所周知，武汉女子监狱疫情首度见诸媒体，是在2月21日下午，在此之前，狱方是不会把监狱疫情告诉外人，这包括黄女的家人。此外，黄女女儿表示就接回母亲会寻求的解决办法，以及狱方做出放人的参考依据，合理推断是2月19日北京市疾控中心接线员的答复。
湖北调查报告这段细节还涉及一个关键点，黄女到底是不是在武汉确诊，监狱为黄女测量体温13次，仅两次测出37.3°C，这个体温刚刚好在作为发烧隔离条件的临界线上，这段描述是能够说明狱方为黄女做了检查，但并没有明确说她是确诊，而如此含糊其词想必有隐情，这里推测是为北京市保留面子。
黄女事件经媒体披露后的2月26日下午，北京市疾控中心曾对此病例进行了如下说明：黄女士，2月18日开始间断性发热5天，当时居住地为武汉。2月24日被确认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根据《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第四部分第二条规定，病例归属以发病时的住址为准。该病例发病时住址不在北京，故不属于我市发病病例。不过，北京市疾控中心的这个说法与北京市卫健委的疫情统计方式不符。
如1月21日北京市卫健委通报：北京市（当日）新增5例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其中，海淀区32岁女性患者，于1月13日赴武汉旅游，1月17日返京，在武汉期间已出现呼吸道症状，1月20日在北京市医疗机构就诊。这例说明彼时北京市疫情统计方式，即便在武汉发病，但在北京确诊就归属北京市病例。然而，不论是北京市卫健委与市疾控中心的矛盾，还是统计病例方法上在前后期的矛盾，都表明北京市疫情统计已不能昭公信。
黄女被聚焦之处还在于她是一名刑释人员。事实上，在武汉封城之后，刑释人员离鄂返回户籍居住地已有先例，湖北官方宣传报导过多起刑释人员被送回原户籍地（也不乏户籍在湖北省以外）的消息，其中的案例还被其他官方当成抗疫样板宣传。像是最高法院网站2月16日刊登《人民法院报》报导〈疫情阻击战中尽显司法担当武汉法院保障外地刑满释放人员安全回家〉，而这篇报导直到2月26日，即黄女事件曝光当天，仍被中国青年网转载，中国青年网是共青团中央主办的重点新闻网站。
若从湖北监狱系统释放案例来看，异地的刑释人员都是武汉与目标城市两地的相关部门（狱方、司法机关）对接在先，再进行人员转送。公开信息，即便是平常时期，刑满人员释放需提前与当事人户藉所在地的司法局联系，由当地司法局决定是何种方式接收。如今黄女却是自行由家人直接接回家，这也引发质疑，北京市司法机关知情与否？
再从《人民法院报》〈疫情阻击战中尽显司法担当武汉法院保障外地刑满释放人员安全回家〉这篇报导来看，特别提到一件事，司法机关释放刑满人员，要向辖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报告后，协调落实了出入武汉通行证明。
此外，新京报旗下《北京知道》2月26日独家披露，湖北省监狱管理局人员表示，近期释放的京籍人员尚无回京情况。北京是防疫高地，武汉监狱就算再弱智，还是知道疫情输出到北京的风险，却为黄女铤而走险，显示她确实有背景的，至少黄女的老长官目前仍活跃湖北官场一线。
总之三个调查组已经设定调查范围，高层借势整顿湖北政法系统；湖北追责上限到省司法厅，避开了疫情防控指挥部；北京市追责止于小区、进京检查站、市疾控中心，如果继续上查的话，可能就要牵扯司法部门。
虽然出动三个调查组，高调查处湖北、北京两地16名官员，这个调查还是太肤浅，甚至不如一般媒体报导。联想李文亮事件的调查，也会是避重就轻，虽有调查报告但不会有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