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动态 > 正文

【名家专栏】从新冠病毒爆发看全球劳动分工

你认为我们应该尝试将美国从全球劳动分工中分离出来吗?那样的话,我们会变得更贫穷,但我们会更安全吗?我不知道。但这并不重要,因为要把一个自由的民族从这个世界上分离出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2020年3月4日,韩国士兵穿着防护装备正在首尔的一个购物区喷洒消毒剂清洁,以防止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

除非今年还会真的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否则冠状病毒疫情肯定会成为2020年的大事件。

尽管现在评估该疫情的总体影响还为时过早,被称为“武汉肺炎”的COVID-19病毒已经对我们的经济和金融市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我更愿意称之为“全球分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全球劳动分工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在1776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解释了如何通过任务的专业化分工来提高经济生产率。亨利‧福特(Henry Ford)和其它企业家通过利用每个专业步骤工人的装配线,分别不断地重复相同的几个小的生产步骤,证明了斯密的洞察力和其理论的有效性。其结果就是,每个工人每小时的劳动产出增加了,价格下降了,这使得有更多的人能够负担得起产品。

事实上,劳动分工日益复杂和精细的发展方式可以说是今天空前富裕局面的最重要的贡献者。当然,自由市场的出现,资本的积累,无数的科学技术突破,以及廉价、丰富、可靠的能源,都促成了经济在过去两三个世纪呈爆炸性增长。

但我认为,社会分工的发展——在本地、区域、国家和全球范围内增加专业化程度——比其它任何单一因素都更有助于提高生活水平。

话虽如此,像许多其它有用的发现、发明和趋势一样,越来越专业化的劳动分工既有好的一面,也有负面的一面。用圣经中一个著名的比喻来说,当前人类经验的领域是稗子和麦子的混合物。

自给自足

先不谈中共、全球化等等话题,即使美国是地球上唯一一个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发展一个先进的劳动分工也有其优点和缺点。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劳动分工的扩大所带来的财富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前几代人做梦也想不到的。而消极的一面是,与前几代美国的穷人相比,我们变得更无助,更容易遭受极端灾难的破坏。

考虑一下下面这个假设的情景:假设一场致命的瘟疫、毁灭性的战争或一系列灾难性的自然灾害摧毁了你的家园和城镇,使你成为100个人类幸存者中的一员。那么进一步假设一下,如果你和其他99个人与世界其它地方的人类幸存者都断绝了联系,那么你能活下来吗?你知道如何种植粮食吗?知道如何获得纯净的水吗?知道如何建一个避难所?知道如何做衣服保暖?如果你像我一样,那么答案就是“不能!”

现在让我们跟随时间旅行机器回到1820年,想像一下那时的人们面临同样的灾难性场景。当时的美国乡下人(像亚伯拉罕‧林肯和丹尼尔‧布恩这样的人,但可能不是城里人)都拥有在荒野中开创新生活所需的各种技能。他们的劳动还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地被专业细化。他们可能会幸存下来,而我们很可能活不下去。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像我们的祖先那样生活,自己建造我们的家园,自己种植我们的食物等等呢?谢谢,不用!如果我们都拥有这些技能,那么我们在大灾难后存活的概率的确会更大,但我们的日常生活水准也会更差。

当代美国人比林肯、布恩等人富裕许多倍,这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中。你可以只去专攻会计、教师、牙医、职业运动员、艺人、轮班工人、卡车司机或者其它任何职业,而不必花费无数时间自己去照料你的庄稼、自己去寻找可以供燃烧的木材、自己制作衣服的材料等等。

简而言之,我们作出了经济学家所说的“折中”。我们选择了相互依存和专业化分工并放弃了自给自足和多面手的身份。收到的回报是,我们的生活水平要高得多。受到的惩罚是,在极端的危机中,我们的生存能力很差。

全球相互依存

现在让我们放开眼界,看看当今的世界。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劳动分工已经变得越来越国际化,而且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加快了步伐。积极的一面(“小麦”)是相当可观的: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要比如果我们相互隔绝的情况更高。消极的一面(“稗子”)是,我们很容易受到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商品供应链和消费者市场中断的影响。

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相互依存关系好坏参半。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已经完成了,日益专业化的生产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创造了更多的财富、促进了繁荣。但它也使我们变得更加脆弱,因为我们无法与距离自己很遥远的地方所发生事件隔绝或分离。

你认为我们应该尝试将美国从全球劳动分工中分离出来吗?那样的话,我们会变得更贫穷,但我们会更安全吗?我不知道。但这并不重要,因为要把一个自由的民族从这个世界上分离出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最主要的是,我们所有人(即人类)都已经在这个全球劳动分工当中了,无论是好是坏。重新分开隔离不是一个选项,所以,为了我们大家,就让我们充分利用它吧。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马克‧亨德里克森(Mark Hendrickson)是一名经济学家,最近从格罗夫城市学院(Grove City College)退休,他仍然是信仰和自由研究所(Institute for Faith and Freedom)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研究员。

原文The Coronaviru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所表达的是作者的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观点。

责任编辑: 江一  来源:中文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本文网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20/0317/14237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