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建议直接发钱救助低收入人群。
为应对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对经济和民生造成的冲击，中共地方政府为刺激消费向民众发放了各种消费券。对此，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甘犁认为，中共发放的消费券有五大缺陷，不如学习美国等西方国家，向民众发放现金补贴。
中共地方性消费券五大缺陷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学者甘犁和王军辉4月7日撰文表示，截止4月5日，中国已有18个省市自治区的大约50个地区（省级、市级、区县级不同级别并列）宣布发放消费券，然而，这些消费券有五大缺陷：
第一，限定了使用范围。多数消费券都用于帮扶本地服务业，包括本地餐饮、本地文旅和本地购物。其中22个地区的消费券仅用于或者可用于购物；13个地区明确提出消费券主要用于健身和旅游；4个地区发放汽车消费券；部分地区还对购物场所进行了限定。
第二，低收入群体受益不够。多数消费券没有依据家庭经济条件划分受益群体，发放对象为全体市民，如杭州、深圳等；部分地区的旅游消费券主要针对游客，杭州建德市甚至规定只有外地游客才能使用。目前，只有银川、青岛、南京、杭州、郑州五地明确提出针对贫困群体发放消费券，其中郑州每名困难群众可领取500元消费券。
第三，发放渠道以网络平台为主。支付宝、微信是目前主要的发放渠道，另有部分地区使用美团、携程等电商平台。还有极少数地区发放购物卡，如湖南省工会建议各分工会提前发放2100元工会福利，其中部分分工会以超市购物卡形式发放。
第四，设立消费门槛。杭州4月3日发放了“满300元减45元”“满200元减35元”“满100元减20元”等不同抵扣额度消费券，实为现金消费的满额抵扣券，如现金消费满300元可用消费券抵扣45元。深圳福田区4月2日发放的“80元”“50元”“30元”三种面值消费券，设有“单次消费金额高于消费券面值才可使用，不设找零”的使用条件。
第五，日常消费类消费券额度偏低。据各地已发放的消费券来看，除旅游和汽车类有大额消费券，日常消费类消费券的人均发放额度普遍不高于100元，有的甚至仅为10元。只有部分地区针对贫困群体发放的额度相对较高，如银川市西夏区和郑州市针对贫困群体发放的消费券均达500元/人。
向全国发放现金补贴效果更好
甘犁、王军辉认为，应该直接给全国低收入和生活困难群体发放一次性大额现金补贴。
面对经济危机和其他灾害，西方国家有向民众发放现金补贴的先例。
例如，美国在2001年和2008年分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现金补贴，补贴额度分别占GDP的0.4%和1.3%。2001年和2008年现金补贴的总消费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0.34-0.372和0.30-0.35（Shapiro and Slemrod2003），2008年，居民在领到补贴后的3个月内，家庭花掉了现金补贴50-90%，其中12-30%花在了非耐用品和服务消费上，耐用品和汽车消费也显著增加（Parker et al.2013），使得2008年第二和第三个季度的总消费分别提高1.3%和0.6%（Broda and Parker2014）。
为应对本次疫情，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都在全国层面推出了大规模家庭现金转移支付政策，美国对家庭和个人的现金补贴达到了上一年度GDP的2.9%，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现金补贴占GDP比重也分别达到2.3%、1.3%、2.7%和1.3%，且美国的补贴力度远大于2001年和2008年。
美国更是将疫情视为一种突发的公共卫生灾难，而不仅仅是经济危机，因而不惜一切代价救助企业和民生。加拿大和英国则以兜底的方式，直接给民众发“大红包”，以保障失业者及低收入者的生活。加拿大只要中小企业不关门、不裁员，75%的工资政府来发；英国是80%。
赵晓：放弃幻想让企业和民众活下去
中共为重启受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打击而停摆和熄火的经济，再度启动了货币宽松措施。中共央行利用降准、定向降准和下调超额准备金等工具释放流动性，并设专项再贷款、再贴现，预计向市场释放长期资金近4万亿。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赵晓认为，在此大疫流行之际，很多人还在大谈老基建、新基建，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但目前最紧迫的是必须将大国、强国梦等放在一边，唯一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就是，保障中小企业以及中低收入人群活下去，一天都不可耽延，一点侥幸心都不能有。因为，基建也罢，贷款也罢，受益最大的永远是国企和大企业，并且每一次都会毫无例外地引发国进民退、国富民穷。因此，眼下最重要的其实不是保增长，而是让中小企业和底层人群先活下去。
中国家庭的整体财富底蕴不如美国，中国储蓄率虽然更高，但是储蓄率不均衡。大疫当前，中国市场一度中断，经济复苏缓慢，加上几亿人没有任何储蓄，中国家庭更需要政府的现金支持。
弱势的中小民企以及弱势的底层人群必须在经济衰退背景下，需要由政府来保障，否则不排除出现大面积崩坍的现象，如果出现，这将是中国特色的“雷曼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