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中共一直在讲“重要战略机遇期”，从16大讲到19大，就是中美贸易战中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18年12月）也仍讲“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但是，去年12月爆发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打得中共地动山摇，以致4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习近平首次公开表示：“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这段话大堪琢磨。首先，“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表述，表明其已经认识到中共置身其中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而且，这个变化不是一时的风起浪涌，而是“较长时间”的风雨飘摇。其实，国内环境也是一样。总的来说，中共已享受了20年的“战略机遇期”已一去不复返了。但是，相对“两个一百年”的大目标来说，中共还需要30年的“战略机遇期”，中共正在感受着被腰斩的痛苦。
其次，再次强调“底线思维”。去年1月，中共曾不惜变动早已安排好的各省级“两会”时间，紧急举办为期4天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这表明了什么？这表明中共已被空前强烈的“亡党恐惧”所笼罩，随时准备孤注一掷，所谓做好“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以此来捆绑中国人民，要挟世界（详见笔者“解体中共‘底线思维’”一文）。
以上两点，其实表明，中共已处在两个极端之间了：一端是末日来临的空虚、脆弱与崩溃；另一端是垂死挣扎、毁灭、破坏，死也要找个垫背的疯狂和恶毒。因此，中共的具体政策就显得空前的混乱、矛盾和复杂了。
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中共与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1月15日）；即使在疫情中，美国和中共在实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与农业相关的条款方面取得了进展，3月24日，美国农业部长说“这些步骤表明，中国正在朝着实施第一阶段协议的正确方向前进”，美国贸易代表说“在执行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过程中，我们每天都与中国进行合作”；3月26日，川普与习近平通话，美中双方对于病毒起源的争吵有所降温；等等。
另一方面，中共利用瘟疫扩张其全球野心，加强其对全球供应链的控制，开展进攻性的“口罩外交”；利用“大宣传”和“大外宣”，甩锅美国，试图逃脱造成这场灾难的责任；军机、军舰、航母绕台巡航，加大对台军事压力；利用瘟疫打击、压制港人民主抗争，4月15日香港所谓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中联办主任骆惠宁称“要尽快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层面下功夫”，“23条立法”又蠢蠢欲动，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妄称香港已出现近乎“本土恐怖主义”，正与律政司研究援引《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措施）条例》作出检控的可能性；等等。
这一切并不能迷惑明眼人。这一切只是表明，末日时刻的中共，只有两端中打滚的本事了。滚来滚去的结果，只能是死的更快，而非苟延残喘。
我们须认识到，中共的邪教本质（详见《九评共产党》），决定了它既绝不会改良从善，也绝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它的末日时刻，可能是它最疯狂、邪恶的时候，它自己不活了也不让别人活，它要人殉葬，它要同归于尽，它要毁灭它所得不到的，没有它不敢做的。
而表面上的高科技监控手段、网格化管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所提供的物质力量，一些人群、势力对它的屈服和跟从等等，也使得它趾高气扬、来势汹汹，狂妄嚣张、不可一世。
但是，末日时刻的中共，也是它力量最虚弱的时候，它当然知道自己的能力之极限，它是用更加邪恶来弥补它的日益无力；所以，它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它的一切都是演戏，它是外强中干，它利用的是对手的恐惧、苟且和犹豫，它利用的是对手的一切弱点，它怕的是来真的、来硬的，它怕的是无所畏惧的抵抗和坚定不移的进攻。
解除垂死中共危害、威胁的唯一途径，就是坚决、强有力的反击，不抱幻想，无需等待、不留空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