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进占奉天市
我国的青年朋友，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当年日本关东军是怎么样出现在中国东北的，他们会想当然地认为：关东军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突然从日本登陆到中国东北。可是，事实的真相呢？
不知道关东军的来历，看中日交恶史，始终是糊涂的。要讲清楚这件事，要从1900年闹义和团运动说起。
1900年，中国北方闹起了一股暴力排外的运动，史称“义和团运动”，在义和团运动中，驻黑龙江清军对俄军态度强硬，俄军则声称义和团破坏了中东铁路，于是以“保护中东铁路”为由，出兵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全境，从1900年至1905年，俄军持续占领了东北地区五年之久。
沙俄对中国东北的吞并，对日本势力范围内的朝鲜半岛，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日本帝国认为：如果对此坐视不理，那么一旦沙俄在远东地区的实力增长充分，那么朝鲜半岛被沙俄揽入怀中，就是迟早的事。
日本举国上下，经过反复思量之后，最终决定对沙俄开战。
1904年，日本在知照大清帝国政府之后，出兵东北，发动“日俄战争”，在此次整个战争的过程中，清政府表面上对外宣称“严守中立”，然而实际上，清政府暗中派兵支援日军，共同抗击俄军。
经过一年半的战斗，在战死十万名日本兵之后，日本打胜了。日本军队将俄国军队从南满地区（东北南部）驱赶出去，然后将收复土地归还给了大清国。
说到这里，读者也许会问：日本为什么要这样做？它为何要将自己收复的南满土地还给大清？日本是活雷锋吗？
日本当然不是活雷锋，日本之所以没有趁机吞并南满，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日本仍然希望遵守当时的国际秩序，它知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会坐视日本吞并南满，所以当时日本的胃口仅仅局限于“继承”沙俄此前在南满的殖民利益，例如中东铁路南段、旅大（旅顺、大连）租借地等。
俄军败退之后，1905年，日本约了清政府，在北京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谈判之后，清、日两国签订了一份《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在这个附约里面，清政府割让给了日本以下几项主要的主权，以作为日本从东北撤军的条件，在日本方面，则视为此次出兵抗俄的政治报酬：
1、日本从沙俄手中“继承”旅顺、大连两处租借地；
2、日本从沙俄手中“继承”南满铁路的经营权以及沿线的林矿产；
3、大清帝国允许日本在南满铁路两侧驻军及移民。
依据这个条约，日本开始派人接管南满铁路、移民旅顺、大连，并且派了一支部队、进驻南满铁路两侧，这支部队，就是后来在历史上闹出大事的“关东军”，其驻扎的依据是《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理由是“保护日侨”。
换言之，日本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已经在中国东北驻扎了二十六年，而且在这二十六年当中，关东军无论与张家父子，还是与东北的中国居民，基本上都保持了相安无事，这就是旅顺、大连、南满铁路、林矿产主权流失的简要经过，以及“关东军”的来历。
事后，绝大多数中国人责备清政府“卖国”。但是事实上，当年在东北全境被俄国侵占的情况下，清政府只有以下的几项选择：
选项一、任由俄国侵占，奋发图强，期望有朝一日，与俄国决战，收复东北。（评：这个选项并非不可行，但是遥遥无期）
选项二、同意日本军队驱赶俄军，但是，不给日本报酬。（评：日本打仗死了十万条人命，花费20亿日元的战费，奢望它不要报酬，是不现实的）
选项三、同意日本军队驱赶俄军，但是事后不与日本交涉，任由日本替代俄国、侵占东北全境。（评：这个选项没有意义，只是换了一个侵略者）
选项四、同意日本军队驱赶俄军，事后收复东北全境，然后割让小部分土地和主权，作为给日本的报酬。（评：这就是真实发生的历史）
冷静思考之下，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已经发生的历史，是清政府在当年所能选择的最佳方案，也是在木已成舟、米已成炊的历史条件下、符合当时大清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其他三个选择，都比这个选择更坏。
这就是为什么清政府甘愿签署《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向日本割让小部分主权的原因。因为，当时只能这样办，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中、日两国在20世纪的30年代大打出手，归根结底，就是根源于这个条约，根源于日本依据这个条约向旅顺大连、南满铁路两侧移民、并“经营满洲”的事实。而日本这个“经营满洲”的殖民行为，与中国后来突然兴起的民族主义，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如烟海的史料显示：国民政府从发动北伐开始，就喊出了“收回东北一切主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民族主义激进口号，尤其是强行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成功，使国民政府斗志变得更加昂扬，在冒进的路上一路狂奔，他们认为强大的英国都屈服了，你日本又怎样？
然而，此时的日本，正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泥潭中延口残喘，它不甘心吐出已经吃进肚子的既得利益，于是在东北，国民政府终究是碰了日本这只硬钉子。
那时的国民政府认为：那些都是不平等条约，必须要废除。而日本则拿二十六年前的日俄战争说事，它指责中方忘恩负义、不守信用，日本人的说法是：“如果不是因为有1904年日本十万烈士的鲜血，满洲早已经是俄国人的天下”，所以日本人认为自己“有权在满洲获得生存空间”，而国民政府则认为所谓日俄战争不过是狗咬狗的战争，满洲的主权属于中华民国，1905年也好，1915年也罢，那些年被迫签署的，都是“不平等条约”，是无效的，必须要废除。
1920-1930年代中、日两国交恶的历史，就从这场“鸡同鸭讲”的争辩中，步步激化的。
国民政府“铁腕救国”，在民族道义上，对不对？当然对。但是，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样做，是否符合国家的“利益最大化”。则未必。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我们今天回首历史，很容易能看出来，从1937年开打、并持续了八年之久的中日战争，其根源正在于1904年的日俄战争以及1905年的《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日本帝国当年正是霸道的时候，固然不好打交道，然而国民政府自从北伐开始以来，在东北问题上的处理分寸，也留给了后人许多讨论的空间，其中民国时期的著名毒舌蒋廷黻，就在他《九一八的责任问题》一文中，对国民政府的激进国策，发出了严厉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