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何处置清廷？
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的主张是“以华制华”：与持“东南互保”立场的南方督抚合作，废黜慈禧、扶植光绪，限制清廷军力，由洋人入主军机处。
这种意见，在当时极具代表性。义和团事件之后，西方世界普遍认为清廷内部存在两股价值观截然相反的势力。慈禧被视为“排外运动”的罪魁祸首；光绪则被视为新文明秩序的拥抱者。
丁韪良劝告西方世界，不要将清廷视为铁板一块，“得区分进步的光绪帝和排外的慈禧太后”，“（光绪）因热烈支持进步而被剥夺权力，因此他特别值得我们的同情”。他将自己对清廷的具体处理意见，公开刊登在英文版的《京津泰晤土报》上：
(1)由各大国共同议定，放逐慈禧，恢复光绪的合法权力。
(2)取消慈禧太后戊戌年政变后颁布的一切政令。
(3)恢复光绪帝的改革方案，由各国批准后执行。
(4)各国划分范围，指派代表，监督范围内督抚们的行动。
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也为列强拟写了一份“处置清廷”的意见书，印发给了各国政府，以供参考。
李提摩太说，时下的中国，已没有“被各国信任并能执行条约义务的中央政府”，须由列强出面，组织一个联合内阁，进而“使中国人和外国人获得持久的和平与繁荣”。
他为这个联合内阁设计了具体形态：
（1）内阁由一半外国人与一半中国人共同组成。
（2）每个能派遣一万名常备军驻扎中国的大国，可以派二人为阁员。
（3）中国的总督和巡抚，可以推派同等数目的人为阁员。这些被推举的人，必须得到列强的信任。
（4）内阁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各国人民生命财产。保障中国领土完整。毫无歧视地保护所有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一国或几国的利益。
（5）新内阁不受任何一国的直接管辖。
（6）组织一个最高国际法庭，处理这个联合内阁产生的一切问题。
（7）过渡时期，责成各省督抚负责各自辖区内的秩序，不可派遣军队援救北京。
丁韪良与李提摩太
丁韪良与李提摩太的主张，究其实质，乃是“推翻慈禧重组政府”。但列强的核心诉求是“与一个有所改良的政府完成议和”，不愿如此激进。他们提出了两个议和的前提条件：
（1）惩凶，即惩办朝廷中的“顽固势力”。
（2）两宫回銮，即要求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回到京城。
这两个前提，指向的是“将旧政府大臣更换，另选大臣”（中国驻日公使李盛铎之语），即对军机处之类的具体机构进行人事上的换血。这种保守，与联军统帅瓦德西的判断有关。他认为：
“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的四分之一。”
于是，如此处置慈禧太后，就成了善后问题的核心。
此时的西方媒体，对慈禧的观感已降至冰点。英商在上海的喉舌《字林西报》发表社论，支持恢复光绪的权力，同时主张“必须对中国人明白指出，挑起目前战争的是慈禧太后”；德国人办的《德文新报》也说，应该换一位“不同慈禧集团相联系的新皇帝”，而慈禧的命运只能是“退隐”。
在惩治慈禧一事上，来华传教士的态度尤其坚决。庚子年九月，来自20个传教团体的约400名英美传教士集会上海，联名致电列强政府，要求恢复光绪的合法权力，“迅速和适当地惩处起自慈禧太后的所有煽动暴乱的官员”。
与舆论的一致声讨不同，列强内部对如何处置慈禧，是存在不同意见的。德国坚持将“惩办真正的祸首”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且明言所谓祸首“必须是些大家伙”。英国则认为“惩办皇太后是绝对不可能的”，理由是从现实利益角度考虑，这实际上等于“冒着废弃中国整个国家组织的危险”，无论是对英国还是对整个欧洲，都是不利的。
二
列强衡量得失之际，慈禧太后也在日夜担忧自己的政治生命与政治权力。她最后决定做三件事来回应列强，以期逃脱洋人的惩罚：
（1）发布改革上谕。
（2）迫害义和团。
（3）在赔款上“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太后逃脱惩罚的心思很焦急。所以，1901年初发布的改革上谕里说，除了三纲五常不能动，其他都能改。
接到如此大尺度的改革上谕，湖广总督张之洞一度是欢欣鼓舞。他在庚子年坐镇江楚，与刘坤一、李鸿章联合发起“东南互保”，为清廷保存了一丝元气。他自然是很期望慈禧能重启改革，放弃排外立场。但他也是一枚官场上的老油条，接到上谕的第一反应，是给自己的关系网写信，要弄清楚上谕的来路，究竟是“何人陈请？何人赞成？”。各处的信息渠道都回复说上谕出自“圣意”，荣禄和鹿传霖也都赞成。
但安徽巡抚王之春的来电，却让张之洞的心再度凉了下去。王在电报里说：
“顷行在军机章京密报：……‘奏复变法，毋偏重西’云，想见两宫宗旨，奈何？然就复我古法立论，或不干怒。”
大意是：我刚刚接到“行在军机章京”，也就是流亡在外的慈禧身边的军机章京们的密报，要我等上奏谈变法问题时，不要偏重西学。想来这才是太后的真实想法，无奈啊。或许，我们可以在奏摺里用古代传统来粉饰改革主张，这样大概不致于引来太后的雷霆震怒。
读完电报后，张之洞喟然长叹：“变法不重西，所变何事？”——宣布变法，又不让以西法为重点，那还变个屁法！
张之洞
不死心的张之洞，又给鹿传霖去电，询问王之春提到的“切嘱各省，复奏万勿多言西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在电报里，张之洞满怀忧虑地说：
“窃思采用西法，见诸上谕明文。鄙意此后一线生机，或思自强，或图相安，非多改旧章、多仿西法不可。若不言西法，仍是旧日整顿故套空文，有何益处？不惟贫弱，各国看我中国，乃别是一顽固自大之人，将不以平等与国待我，日日受制受辱不成为国矣。”
大意是：采用西法，那是写在变法上谕中的明文。我也觉得，国家此后的一线生机，自强也好，与各国和平相处也罢，都必须要改革旧制度、效仿西法。如果不许讲西法，那所谓的改革，就成了毫无益处的空谈。那以后的中国，就不止是贫穷弱小，世界各国都会将我们视作一种顽固自大的异类，不会以平等的眼光和立场对待我们，中国将时刻受制、受辱于人，国将不国。
张之洞希望鹿传霖能够帮助自己，从慈禧的宠臣荣禄处探询到改革的真实底线，“各省能否切实复奏？哪几种事可望更张？”——我们这些督抚回奏时是否可以说真话，哪些方面的改革可以说，哪些方面的改革不能碰？
鹿传霖也是一枚官场上的老油条。他在回电中否认了有不让提西学的旨意，但同时又委婉地暗示张之洞，改革主张可以提，但最好不要挂在西学名下，“不必拘定西学名目，授人攻击之柄”，否定可能成为他人攻击的把柄。张之洞读懂了鹿的回信。他再度复电给鹿，写下了一段哀莫大于心死之言：
“若果如此，变法二字尚未对题，仍是无用，中国终归澌灭矣！”
“澌灭”，是消失得干干净净之意。
这64岁的老臣，已然看清：太后公开发表的变法上谕，旨在迎合列强逃脱惩罚，它里面“采用西法”的明文是写给八国联军看的；太后仍是那个顽固排外的太后，秘密传达给各省督抚的“不言西法”，才是她的真实主张。她的改革，只是维系个人政治生命的权术，而非振兴国运的筹谋。
不死心的张之洞，转而选择联络各省督抚，就变法问题“互通声气”，向慈禧施加压力。于是有了那份有十余省督抚参与讨论、由张之洞、刘坤一主笔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奏摺力主“采用西法”。
张之洞们的串联，左右了时代的风向。慈禧的谕旨限期各省督抚两个月内回复变法上谕，但在这两个月中，没有一位督抚就如何变法向朝廷正式回复过意见。之后，鉴于慈禧与一二重臣在庚子年的决策带来了巨大灾难，两广总督陶模甚至在给朝廷的奏摺中提出了开设议院的主张（陶模的议院与英国的议院是不同的东西）。但陶模的建议被慈禧冷藏，根本未曾下发给督抚们讨论；朝廷评价《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事多可行”，同时又以“择要举办”四字对其实施以软性抵制。
回銮后的慈禧，频频在宫中举办宴会活动，邀请列强驻华公使夫人入宫，以装点自己的开明。这是庚子年后，她做出的最大改变。
三
变法名不副实，对义和团的迫害则拳拳到肉，深入到了北中国的各个角落。
太原乡绅刘大鹏，于义和团运动前后在太谷县南席村私塾任教，撰有《退想斋日记》。山西是义和团运动的重灾区，这部日记真实记录下了辛丑年清廷对拳民的迫害。
当时山西太原的地方官，“无他政之办”，只以抓捕拳民为第一要务。只要有人指认，不问是与不是，一律锁拿。刘大鹏在日记中写道：
“今日有徐沟及太谷差役来南席村，锁拿去年练习义和拳者。其指名之人且系在京为商者，现不在家，并非拳民。此系清源教民捏造者也。嗟夫！教民现恃洋夷之强，控告邻里及诸拳民，缧泄满狱，官不能保民，惟听教民之言以肆毒。成何世界乎?殊令人心意俱酸。”（1901年5月21日）
这种胡乱指认，是某些以“教民”身份为掩护的地痞流氓的发横财之道，并非教民的普遍行为。地方官府害怕闹出纠纷被上级追责，对指认的真伪不做任何调查，则使得这种发横财之道愈演愈烈，以致于远在外地经商的根本不在山西之人，也被扣上了拳民的帽子——地痞流氓指望发横财，自然是要“指认”这些人。刘大鹏还观察到，基层官吏也乐于接到这类指认，他们很愿意玩“消财免灾”的古老游戏，在这种抓捕中让自己的腰包鼓起来：
“当此之时，差役四出，恫吓乡民，乡民恐惧；贿役求免，而役遂生无厌之求，闾巷何以能安乎?”（1901年5月22日)
尤为可怕者，是在随之而来的春荒中，地方官府为了自己的乌纱帽，竟做出了优先赈济教民的事情，将迫害从拳民扩展到了所有不信教的平民百姓。刘大鹏在日记中写道：
“各州县之教民，官皆赈济，大口银三两，小口半之，而不入教之穷民，饥饿而死者枕藉于野，未闻官开仓赈济，以救民于水火之中。人事如此，安望天之溥降甘霖乎。”(1901年4月16日)“太新抚到晋之初，即发帑金十万赈济教民(每人月五两)。其未奉教之民，饥饿垂毙，置之不问。此固离散民之一端也。”（1901年5月22日)
刘大鹏说，地方官府这样做，只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迫使民众铤而走险搞暴动，因为在前任巡抚毓贤的支持下，山西练义和拳的人“城镇村庄处处皆有”，如此这般遍地捉拿，“是迫之使变也”。另一个是驱赶民众加入洋教，在春荒中只保障教民的温饱，在纠纷中只听教民的指控，“百姓啼饥而不问，百姓号寒而不知”，普通民众又不傻，自然会选择也成为教民。
于是，就出现了清末最具讽刺意味的一幕：许多义和团拳民、庚子年的排外先锋，最后不得不加入洋教，以求保全身家性命。比如，京郊下营村的刘广来，“曾当团头，为逃避官府追究而奉教”；所谓“官府追究”，正是1901年慈禧为取媚洋人而调转刀锋迫害拳民。再如，义和拳的发源地山东冠县，当地红桃园的拳民“大部分就入了耶稣教”，动机则是为了“不受辱，不受气”；“受辱”与“受气”，都是指来自地方官府的迫害。
1905年，周作人北游京城，整整五年过去了，“拳匪”二字带来的恐惧，仍笼罩着这座城市。他在客栈向伙计打听“拳匪”的逸闻，伙计们就非常紧张：
“他们便急忙的分辩说：我们不是拳匪，不知道拳匪的事。其实是并没有问他当不当过拳匪，只是问他那时候的情形是怎么样罢了。可是他们恰如惊弓之鸟，害怕提起这件事来。”
民国初年，钱玄同在北京固定雇佣过一个黄包车夫。那车夫在庚子年也做过义和团，时过境迁却已成了天主教徒，房间里供奉着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像，每日里虔诚祷告。钱玄同问他为何改了宗教信仰，他的回答是：
“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
在庚子年之后，要躲避来自老太后的迫害，义和团的菩萨确实是丝毫不灵。
四
庚子赔款的总额，是在慈禧“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指导下确定的。
以中国人口数(4.5亿)为准每人摊派一两,定为海关银4.5亿两，以39年期、年息四厘的方式清偿，本息共计9.82亿余两海关银。再加上地方赔偿教会、教士、教民损失的2000万两，共计海关银10亿余两。
据王树槐的计算，1903-1905年的“付金付银”交涉，1922-1924年的“金法郎案”交涉，还使中国在庚子赔款上需要再多支付1.68亿两白银。
清廷筹集这笔巨款的主要方式，一是关税，二是直接盘剥民众。当时已失去关税自主权，清廷本拟将进出口税率提高到10%，但在英日两国的反对下，最终的关税标准只有5%。
对民众的直接盘剥，则由清廷拟定具体数额，分别摊派到各省，共计每年1880万两库平银（一两等于37.301克），由各省官员负责具体执行。于是，一场空前的加税加捐运动开启。以浙江为例，据巡抚任道镕的汇报，该省到1902年4月，已采取如下加税加捐政策：
（1）按固定比例增加“粮捐”，以前征1两银子的，一律再加收300文。
（2）每斤盐加价4文钱。
（3）每张盐引加价0.4两银子。
（4）按月租金的十分之一收房租税，房主与租客对半承担。
（5）卖出一两钱的鸦片，收税20文。
（6）收酒税，酿够五十缸酒得缴纳“照费洋”10元；在本地卖，每一百斤酒收税2角洋银，运去外地卖，收税加倍，变成4角。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任道镕在奏摺里向朝廷承诺，浙江还将出台其他搜刮政策，钱铺、典当、牙帖、契税，……所有人所有行业都跑不了。不算入关税等间接负担，在清廷存在的最后九年里，浙江民众总计直接负担了1227.6万余两白银的辛丑赔款。
对地方官员们而言，庚子赔款是政治负担，是必须要完成的摊派，但也是致富的机会，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制造新名目来疯狂敛财。1901年5月，内阁中书许枋在奏摺中说，京郊的延庆被摊派了庚款13万，而当地官府实际摊派给民众的数额已超过了20万。
清廷无意查办这类敛财行为。对爱新觉罗皇室而言，竭力凑足给列强的赔款，以延续大清政权，才是首要之务；惩办不法敛财会妨碍这个大局。1902年12月，慈禧在给各省督抚法的谕旨里严厉写道：
“此次赔款载在条约，必须如期筹偿，万不可稍涉迁延，致失大信。着各直省将军督抚……按期应付不准丝毫短欠，……（否则）定惟该将军督抚等是问！”
官员们的贪腐是无足轻重的，一切都得为完成赔款这一性命攸关的政治任务让路。
所以，在敛财动力的驱使下，食盐加价这类“常规手段”，可以一用再用。户部已经加了一次（各省每斤一律加价四文），省内不妨再加一次（比如湖南、江西、河南）；省内加了一次，也不妨碍县内再加一次。
苛捐杂税，自然也是层出不穷。福建的丁漕每两加征200文“丁漕捐”；江西的漕粮每石“按粮输捐”160文；四川每年按田亩征收“赔款新捐”100万两；南京对小推车收税，必须凭照上路；苏州对驴和马每匹收洋银2角，没有执照的驴子和马不许接生意上路；奉节在原来的屠宰税之外，每杀一头猪加收200文税，叫做“新加肉厘”，后来又再加收一次，叫做“续加肉厘”……
光绪三十二（1906）年九月，《华字汇报》刊载了一则陕西的新闻。里面写道，陕西将摊派下来的庚子赔款“全数加入地丁”，直接扣在陕西农民头上，百姓早就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最近政府要修建西潼铁路，社会上出现传言，说这笔钱也要按田亩加派，于是：
“渭北各州县人心惶惶，以有地为累，争先贱售，甚至连阡累陌有不索一钱甘心送人耕种者。”
老太后保住了自己的权位，代价是残暴的庚款摊派，已将民众压迫至甘愿将土地免费送人。
